访民之女夏贝贝流亡海外继续为母亲发声

今年2月流亡到日本的湖北女孩夏贝贝，因为父母维权上访，从小在地方政府的打压迫害中长大，身心受到极大创伤！及至成人，当局的迫害变本加厉，于是她辞掉高薪工作来到北京开始帮无助的父母发声。

去年，当她获知当局欲在她父母亲案件中对她连坐判刑后，夏贝贝开始了逃离中国的计划，以便能够在海外继续为父母发声。她希望以她一家人的遭遇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司法现状的关注。她说：“如果每个受害者都沉默，都被迫闭嘴，我们一家人的遭遇可能会发生在每一个家庭。”

幸福童年梦碎

近日，夏贝贝向大纪元记者讲述了发生在她家的事，这些事情对她的人生起着至大影响。以下是她家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我出生在一个父母恩爱、非常幸福的家庭。”2003年以前，家里做大型蔬菜批发，生意非常红火。

2003年，夏贝贝的母亲尹登珍实名举报湖北省十堰市政府领导与蔬菜批发市场老板搞权钱交易，将1个多亿的蔬菜批发市场以80万元卖给私人老板，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600多名国企员工下岗，尹登珍因此遭十堰市政府打击迫害。

夏贝贝表示：“记忆中家里出事前夕，有一天下着大雨，几个保安将我妈妈在室外水泥地上拖行了十几米，扬言要将我们赶出菜市场。没过多久，是一个中午太阳特别大，我看着爸爸妈妈被一群保安殴打，立马哭着去小卖部报警、跑回家里拿相机，后来围观人群太多了我挤不进去，只听到大人们说我父母被警察带走了。

“当时我上小学三年级，警察多次到学校找我录口供，我经常浑身发抖地边说边哭，也被同学们造谣说我父母是罪犯所以警察才会经常来学校找我，这段经历对年幼的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

“再后来就是一次又一次地被监视，经常有社区工作人员、警察、身份不明的人在我们家门口蹲点监视，多次让房东驱逐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放学回家父母消失了，很多天都没有他们的消息，他们突然出现在家里的时候又是被打得鼻青脸肿、浑身是伤。其实那时候年纪太小了，还理解不了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看到父母受伤很难过。

“有一年中国新闻前父母说要带我和弟弟去北京旅游，我记得路过一个单位门口（国家信访局），当时北京下着大雪，有很多老人裹着破烂的棉被睡在漫天飞雪的马路边，这一幕对我冲击很大，至今印象深刻。那一年的新年全家人是在久敬庄度过的，馒头加咸菜，没多久就被车拉回了十堰。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父母被提前稳控并在同期被判刑。当时距离我中考还有两三个月，父母同时入狱的噩耗传来，对我打击很大、成绩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初中三年我在一千多人的年级里成绩始终保持在前五十名。这一年，我弟弟被迫失学后送到其他家庭寄养，我也面临差点失学的境遇。”

父母被迫离婚 家没了

“2009年，我母亲出狱没多久又再次被构陷‘敲诈勒索罪’判刑三年，2012年我高考前夕母亲出狱。因为家里经济条件非常差，我父亲一度不想让我上大学、直接参加工作，后来在同学父母的建议下去了一所就业率非常高的学校，选了空中乘务专业。

“大二的时候，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了，我辍学一年去打工，也开始第一次创业，我用发传单、洗盘子攒的钱找工厂定制了一批演唱会应援服、周边产品，拉着货物坐火车去了很多城市演唱会门口售卖，十几个小时的火车站票、守着货物睡在演唱会门口，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因为父母有刑事案件，导致我在学校专业方向政审通不过。

“后来，我父母被迫离婚，这是我第一次心碎，因为再也没有家了。我父亲的腿被警察打到粉碎性骨折，落下终身残疾。”

敏感时期遭非法拘禁

“2016年，我孤身一人前往上海，从事海外展会销售跨行到国际贸易销售。2020年，我好朋友从外企高管辞职创业，希望我加入他的团队，我从上海辞职前往成都，从驻场项目经理升至技术入股管理层。

“这个阶段，我对母亲尹登珍案件的涉入程度还较低，但也会不时地受到地方的骚扰，到我上海的工作单位找我领导，我也在敏感时期被绑架、非法拘禁过几次，导致我不得不辞职换工作。”

辞高薪工作 照顾受迫害父母

“2023年6月29日，我母亲在北京市最高法院三区对面马路被保安殴打至肋骨骨折3根，妈妈话都说不出来了，哭着给我打电话让我报警、并尽快赶到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派出所将我母亲从案发现场带回派出所刑讯逼供，我一直在打110报警、12345投诉，打了120让救护车在派出所门外等了一个多小时，派出所在多方压力下才同意送我母谴磨医院急救。第二天医院建议让我母亲转院去上一级医院检查、治疗，在我前往北京的路上，派出所突然将我母亲从急诊室带到朝阳区办案中心，我去派出所索要拘留通知书被拒。

“7月3日16时，办案警官（警号：016505）告诉我‘尹登珍袭警案，案情简单、证据确凿、性质恶劣，我们7天内送检批捕。’在此期间，我已经收集到了案发现场大量视频以及有证人愿意作证，所以我在收到拘留通知书后，第一时间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案发现场视频、殴打尹登珍的凶手姓名、单位、职务及轻伤以上的伤情诊断。并直接联系到了尹登珍案件的主办检察官，将相关的证据递交给他。

“直到7月12日，有人电话通知我我母亲被释放了，让我去接人，电话里提到让我带身份证，我问为什么要带身份证，答复我给尹登珍办理取保候审。我说要办取保候审就让他们派出所所长做担保人，我要求的是无罪释放尹登珍。

“直到半夜，出租车司机给我打电话说将我母亲送到家门口了让我出来接人，我妈妈当时整个人奄奄一息，整个人瘦了一圈完全没办法走路，随身带着是没有我签名却以我为担保人的取保候审决定书。

“之后我去区检察院要求立案侦查、去北京市公安局等多个单位要求重新调查案件、撤销取保候审决定书，给到我的答复都是‘取保候审决定书盖了公章是真实的文书，在法律上是生效的，不属于警察职务犯罪行为。’最后我不得不起诉朝阳分局，流程走到了最高法院。

“当时，继父肖书君被打瘫痪只能靠轮椅出行、母亲尹登珍被打肋骨骨折拄着拐杖，我不得不辞掉高薪工作留在北京，一是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父母，二是我担心在取保候审期间北京和地方公安会想其它办法再次构陷母亲，毕竟在母亲2022年‘敲诈勒索罪’改判无罪后，地方数次想再构陷她未遂，这次袭警罪也是一样。目的都是‘以刑化债’。

“虽然职业生涯被迫中断，照顾父母、维权很辛苦，但这是我作为子女对母亲的义务，我必须要这样做。”

恐被连坐入狱 被迫流亡海外

“2024年5月20日，肖书君在最高法院三区遭到小红门派出所警察王超（警号：035119）暴力殴打，我试图阻止被警察告知是‘执法’，我打12345投诉的时候被2023年办我母亲‘袭警罪’案给我拘留通知书的警察无故传唤。我意识到是打击报复。

“我被带到朝阳办案中心旁边的东风派出所，一整天不让我吃饭，饿到我胃反酸呕吐，警察将我身体以90度角卡死在审讯椅上，对我刑讯逼供，甚至在我长时间呕吐有些神志不清的时候，有位警官打电话汇报说夏贝贝不太对劲、一直在吐身体颤抖，让他们过来商量下要不要送医院，然后进来了不少警察，我听到有个警察说：‘夏贝贝你别装了！你不是爱打投诉电话吗？现在怎么不打了？’‘慢性疾病死不了人，等你快死了再说吧。’

“当晚我还被反复诱供‘是否有精神疾病？是否在服用精神类药品？需不需要送去精神病院？’这次无故传唤，我被北京警方非法拘禁了三十多个小时，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武汉市信访局的领导要将我带回武汉，我说你们谁敢动我我直接跳车。我当天被折磨得全身浮肿，去医院检查差点得了急性肾炎。

“这件事发生后，我就意识到了如果我留在中国，未来一两年内极大可能是要被送进精神病院或被连坐入狱。所以在我母谴摹保候审解除并结案后，我第一时间回到十堰家中开始准备办理出国。并且我当时也要求我母亲跟我一起回家，但她放心不下肖书君一人在北京，所以拒绝了我的请求。

“直到2025年1月下旬，十堰市郧阳区社区主任多次给我妈电话让她回家过年，主动给她4万元和每天200元生活费待到元宵节再回北京，被她多次拒绝后，1月26日，我妈妈就在北京家中遭到入室绑架、盗窃（2部手机重点证据近1TB、现金三千元、她本人护照），然后被带回属地刑事拘留。

“母亲被刑事拘留后，我数次往返十堰、北京去派出所、分局报案，并聘请了北京马律师代理案件。我和马律师刚下飞机到十堰就接到消息，肖书君被跨省抓捕，我们当时分析按照肖书君有心脏病、癫痫病和瘫痪的情况，应该只是黑龙江带回属地稳控，过段时间就放人，两天后得知肖书君被刑事拘留，再加上我提前收到尹登珍要被重判6年的消息，我意识到这一次是准备将我们一家人都送进监狱。

“我表面上装作要去北京接着报案，实际已经确定要悄悄逃离中国。我选在了非工作日晚上提前三小时购买机票，因为不确定是否被边控就先去了新加坡，再从新加坡入境日本。入境日本的那一天，是我31岁生日，心情非常复杂。”

在国际社会曝光中国人权现况

“我母亲从一个普通的生意人，因国家政策倡导举报贪腐被反反复复刑事构陷，政治迫害由地方升级到最高法院。她被劳教、判刑、关黑监狱、精神病院长达12年（不包括这次判刑4年半），被数次殴打至全身伤残、流产1次、患上淋巴癌，如今可能随时死于监狱里，这些维权过程中我们一家人受到的永远无法弥补的伤害，都是我们从未想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真实事情。

“我妈妈因为相信法律，在被构陷‘敲诈勒索罪’后才会坚持上诉、申诉16次直到改判无罪，也因为相信法律在冤假错案改判无罪后遭到重复性刑事迫害。我对她遭到致命打击的‘人祸’非常心疼但无奈，同时对法律正义的期待，未能在现实中得到回应非常失望、也逐渐失去了信心，司法程序的不透明与不公正，依法治国与司法实践的明显差距让我对整个司法制度的公信力产生了深深动摇。”

夏贝贝被迫流亡海外，她表示，为拯救父母生命她被迫公开发声，她冒着未来可能会被构陷“勾结境外势力”“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罪名，甚至遭遇跨境镇压，但仍要不惜一切代价拯救重病案母，以及坚定追求法治、人权、社会公正。

她说，“如果每个受害者都沉默，都被迫闭嘴，我们一家人的遭遇可能会发生在每一个家庭。权利不是靠施舍，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去争取。”

目前，夏贝贝正在整理法律文书、视频录音等证据，准备向联合国、各人权组织、国会议员递交材料，将她家的案件推动走向国际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