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李鸿章 皆是清醒者 终非同路人

孙中山与李鸿章都能够清醒的知己知彼，但他们志在不同——他们是两个背向而行的时代的清醒者。（图片来源：专栏作家 轶飞）

文接：【孙中山】之三 入世的理想与出世的归宿

1883年至1885年，法国为争夺对越南的控制权，与大清之间爆发了战争。彼时越南为中国之属邦，但是，在这场战争中，大清的角色与其说是保护属邦，不如说是在极力避免与法发生冲突的安全区内，去尽量的维护一点大清国残存的体面。垂垂老矣的大清早已没有能力去保护任何属邦了，而法国在越南的活动也并非一朝一夕，早在中法战争爆发前就已在越经营数十年之久。特别是越南南部，早已是法国的势力范围，大清所做的只是希望能保住与中国接壤的北境，以为藩属。而在越南北境也确有一支力量在抵御法军，这支力量并非清朝驻军，也非越南正规军，而是一支民间地方武装黑旗军，其首领叫刘永福。刘永福来历颇为曲折，他本是大清国的人，但参加的是三合会的起义军，响应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后来逃到越南，又成了越南阮朝的叛军，再后来又上表投降。刘永福依靠黑旗军的战斗力，与清朝和阮朝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合则聚，不合则散，并不受控于任何一方。所以，即便在越南阮朝与法国签定条约，承认法国的保护国地位后，刘永福却不买帐。他继续以游击战的方式阻止法国在越的北上。于是在此种形势下，清军一方面尽量回避与法军的正面冲突，一方面又暗助刘永福。而法国一方面寄希望于清廷约束黑旗军，一方面又越发怀疑清军与黑旗军暗通款曲。可以想见，清廷在法越的战火中，实在难以独善其身，中法之间必有一战，1883年12月这场战争终于在一次法军对驻越清军发动袭击后正式爆发。

彼时，孙中山正在香港读书。中法战事在街头巷尾被热传，有的没的，真的假的，只要是相关的话题都能引来大众的义愤，或是亢奋。

“法军在安南被我黑旗军刘永福打得大败！”

“那是自然，法国是夷邦，打败夷邦是不成问题的！”

——中法正式开战前，属邦越南的黑旗军刘永福在对法做战中曾小有胜利。消息传来，到处都是人心振奋。

孙中山听到这样的议论却不以为然，他说“法国有铁甲舰，我们只有木制的沙船；法国有新式的炮和精练的炮手，我们的枪是很难放一响的；我们的兵没有纪律，全凭血气之勇，你们怎敢说我们必定胜利？”

这样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话自然是不中听的，但却是极清醒的。孙中山见识过西洋人的巨轮，火炮，还有西洋制度下的一切井然有序，他知道彼时的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有多大，以至于他每每听到那些夜郎自大的梦话，总还是忍不住要上前一盆冷水，把众人浇醒，四散而去，留下他一个人执拗的站在那里，不管有没有听众——这是一个清醒者的孤独。

不过，孙中山不知道的是，此时，还有一个人也是清醒的，他就是受命统筹中法战事的晚清重臣李鸿章。李鸿章在征剿太平军时，亲见西洋船舰枪炮之利。所以在对待中法战事中，甚为谨慎。当时刘永福以一役小胜法军，清廷中也有一派人物过度乐观，甚至指望靠刘永福来抵挡法军。李鸿章却认为小胜看似可喜，而法军必不罢休，之后，法国议会果然增拨军费，大有倾一国之力欲图报复之势。战势也迅速激化，继而演成中法战争之爆发。

诚然，李鸿章是一个主和派，但他更是一个改革派。早在中法战争爆发前，他就积极致力于洋务运动，特别提出加强海防，在他的主持下，上海洋枪局，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轮船招商局纷纷设立，后来又将以军工为重心的洋务向民生方向发展，电报局，织布局，修铁路，开煤矿……暮气沉沉的中华大地终于有了一些生气。

但是中国沉睡得太久了，大清的积弊也太为深重了，李鸿章需要时间。此前他已着手创建北洋水师，诚如孙中山所说，“法国有铁甲舰，我们只有木制的沙船”，这也是李鸿章思考的问题，所以他为北洋水师订造了铁甲舰。但是一切只是刚开了个头，离水师建成还相去甚远。所以此时，李鸿章的主和与避战是有原因的，他所担心的是“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

然而战端一旦开启，就会难以控制。很快，战火所及就不再只限于越南北部，1884年8月，法国议会决定扩大侵华战争，法舰炮击台湾基隆炮台，又突袭福州马尾造船厂。几分钟的炮火就将十一只木制战船摧毁。到了秋天，法军又封锁了台湾海面——战局就像为销烟与迷雾笼罩的海面一样，前途迷茫。

不过在这一片迷茫中，有一件事让孙中山心中一亮。当时一艘法舰攻打台湾时受了损伤，被开到香港修理。中国工人知道这是敌舰，修好之后是要去打中国人的，于是拒绝工作。此外，又有法国商船到香港，码头工人拒绝卸货，法国商船到香港采购，中国商人拒绝交易。香港之外，广东，福建，浙江，云南，贵州都传出当地民众焚烧法国教堂，驱逐法国传教士之类的事情。而在更远的海外，美国，日本等地的华侨也慷慨解囊，捐款抗法。孙中山看到，虽然清政府军队落后，士气低落，但那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们，却仍展现出同仇敌忾的勇气与意志来。这让孙中山大为欣慰，他知道中国人心可用，民气犹在，而中国之事仍大有可为也。

1885年3月，清军将领冯子材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这件事直接导致法国茹费理内阁的倒台，也让清廷终于等到了一个结束战争的机会。清政府与法国达成了《中法新约》，清军承认了法国对越的宗主权，并从越南撤军。而法国则从澎湖撤军，并解除对台湾的封锁。对于这个结果，时论大抵持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李鸿章未能对镇南关大捷善加利用，对法让步过多，以至丧失了越南这一藩国属邦。另一种则认为虽然镇南关大捷阻止了法军进一步前进，但越南绝大部分领土已由法军控制，清军对此已无有可为。而清军借机解除台湾，澎湖之危急，已是万幸。

然而，无论《中法新约》的内容是否情有可原，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大清国的虚弱再一次暴露无遗，大清国的自尊也再一次被深深刺痛，于是做为清朝谈判代表的李鸿章也就必然成为众矢之的，从而骂名难逃了。

对于中法战事，可以说孙中山与李鸿章都能够清醒的知己知彼，但他们志在不同，李鸿章顶着骂名，他要赢得时间加紧建设北洋水师。孙中山则如他多年后所自述的“余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后，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他们一个要力保大清，一个要创建民国，一个在缅怀过去，一个在憧憬未来，在历史的天空下，他们是两个背向而行的时代的清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