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讲我老家县里一个落马县委书记周XX的。

没想到，评论区除了骂他的，也有很多人为这个贪官摆好。

“有一说一，周XX犯错误了该批！但他对我县的发展有目共睹，城镇建设、企业发展、民生福祉等，哪一件他都用心在做！作为老百姓，怀念他！”





“周书记工作能力强，为我县的发展做出来巨大的贡献！放眼看看XX、XX等周边城市，哪个建设的有我县好？企业发展，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有生机。”

“作为在外工作的XX人，这几年回到家乡，每每听到乡邻谈论家乡政事，周XX在我县人民的心中留下的是肯干敢干实干的形象，当然自身贪腐也应受到法律的严惩。但不像现在，守着老摊子无所作为。”

难道本县的建设当真要靠周XX这样的贪官吗？

当然不是的。

评论区有人说得好：“那只是赶上了时代，那个时候大家都有钱，和气生财而已。”

大概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贪官：倒不是他们能力有多强，只是他们恰好赶上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间段，老百姓在那个时间段的切身感受是很好的，所以当这些贪官落马后，老百姓还记得他们的“好”。

或者说，老百姓真正怀念的，其实不是贪官，而是那个搞钱容易的岁月。只是，那些贪官是那个岁月的具象化，所以他们“怀念”那些贪官。

抓贪官是没错的，但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贪官较多的岁月，经济是反倒是快速发展的？这当然不是因为贪官们具有超强的能力，而是因为那个时期，地方在发展权限上较大，努力招商，相互之间开展营商环境的竞争，是这种竞争，推动了地方经济高速增长。

大部分官员的素质也就那样。比如蓬安县委书记袁菱，贪起来简单粗暴，还玩弄男同事，你说她能有多高的素质？重点还是因为他们赶上了机制。



地方竞争这方面，很多学者都做过研究。我知道的，张五常、钱颖一、陶然、周业安、张维迎等学者，都是。

还有毛寿龙教授。那时候全国舆论都在批“唯GDP论”，说老百姓的满意比GDP更重要。有次我采访毛寿龙教授，他说，地方的GDP竞争当然是有问题的，可没有比GDP竞争更好的竞争。老百姓满意怎么评？其实就体现在GDP上。老百姓满意，才会来你这儿投资、就业，你这儿GDP增长自然就好。你说其他指标，没用。

这里说一下陶然教授的研究，挺有意思。其实很多年前，舆论上都在说GDP决定升迁，但我结合经济学、历史知识以及新闻观察，认为“GDP决定升迁”只是大众的错觉。我认为大部分官员搞好GDP，主要还是为了当官有味、财政有钱花。即便是外地来的官员，也要照顾当地人的利益。如果和当地人的利益对着干，那官当得没意思的。

晚清的“疆臣权重”，其实就是如此。比如曾国藩当两江总督，同时还挂大学士衔，大学士衔其实就是宰相衔，所以大家称曾国藩为“曾相”，这已经位极人臣没法再升官了，但曾国藩还是努力发展两江GDP，为啥？他得照顾当地人的利益。即便喜欢捞钱的官员，也会照顾当地人的利益的，否则捞钱也不方便。什么情况下，封疆大臣才会不照顾当地人的利益呢？当朝廷推出不切实际的计划，要求疆臣必须执行时。

但我仅仅是根据理论和历史做出推断，毕竟没有进行过数据的研究。后来陶然教授做了这个数据研究，他的结论基本印证了我的推断。陶然教授的数据研究说，在县以上，GDP和升迁之间的关系要紧一点，在县以及县以下，GDP和升迁之间的相关性很弱。这个层级以下的官员搞GDP，主要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其实，我的观察，到省这一级，GDP也不决定升迁。

但是无奈的是，大众舆论基于“GDP决定升迁”的错觉，而对地方竞争大肆批判，最终演变成对地方竞争的压抑。

今天老百姓对那个时期的贪官的“怀念”，或许可以提示人们，贪官固然要抓，但发展经济更加重要。现在老百姓变聪明了。如果老百姓搞钱不容易，你这个官再不贪，老百姓也不会怀念你的。能否在抓贪官的同时，恢复一下宽松的发展氛围，再次给地方努力招商搞钱的动力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