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财散尽甭身上访 大陆女子疫苗维权血泪史

自2021年起，中共政府大规模推广国产新冠（COVID-19，中共病毒）疫苗接种，覆盖十几亿人口。然而，疫苗接种所引发的不良反应、后遗症和维权受阻的现象，逐渐成为社会隐秘又尖锐的议题。在这场以公共安全为名的大规模医学干预中，个体的苦难往往被系统性沉默所吞没，前浙江嘉兴女护士梁辉就是这场风暴中的一名“失语者”。

梁辉因接种疫苗后患上严重哮喘与多种疾病，身心俱毁，四年内花光积蓄，多次维权无果，如今孤身滞留北京，发出求救之声。

2021年初，中国新冠疫苗尚处于紧急批准阶段，尚未经过长期临床验证，官方即展开大规模强制或半强制接种运动。据民间疫苗不良反应互助群体统计，截至2023年9月，仅一个受害者群体便收集了逾三千份疑似病例，涵盖心梗、脑梗、白血病、红斑狼疮、哮喘、糖尿病、渐冻症等系统性重疾。虽然中共疾控中心公开承认“极少数人可能发生不良反应”，但官方从未全面调查或建立补偿机制，大多数受害者被诊断为“偶合事件”，维权陷入死胡同。

在地方政府强控舆论与信访的现实中，疫苗受害者面临的不仅是身体的崩溃，还有制度的封闭与社会的冷漠。

梁辉，河北邢台人，原为浙江省嘉兴市妇幼保健院手术室护士。她告诉大纪元记者，2021年1月14日和28日，她在医院要求下接种了两针科兴中维新冠疫苗。“护士长明说了，不打不能上班，还用电话逼我。我那时没得选。”她无奈地说。

接种后不久，梁辉开始出现严重呼吸道过敏反应，“咳嗽、咽喉异物感、胸闷、呼吸困难、整晚不能睡，一天比一天严重。”她曾先后求诊嘉兴、上海、河北等地多家医院，最终被确诊为支气管哮喘、肺结节、甲状腺功能减退、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桥本甲状腺炎等病症。

“我的身体就像一下被掏空了。”梁辉说，她曾连续4个月治疗无效，后转而求助中医、偏方，累计花费超过30万元（人民币，下同），还向亲友借债十余万元。如今体重掉到70多斤，每天药费高达六七千元。

“我不是矫情，我是真的活不下去了。”她说，“每天胸闷得快炸开，咳得眼前发黑，心脏像被刀扎。”

举报与维权换来的是“踢皮球”与打压

梁辉表示，她多次向原单位嘉兴市妇幼保健院、嘉兴市疾控中心及卫健委反映问题，要求重新调查疫苗不良反应，却遭遇层层推诿。“一会说是偶合事件，一会又说不归他们管，电话被挂断、微信被拉黑。”

她也曾三次前往北京上访求助，前两次刚下火车就被地方政府控制强行遣返。“第三次我是坐黑车进到北京的，靠朋友接我，才没被发现。”梁辉说。

她还说，当地公安多次上门警告她的家人，称她“涉嫌寻衅滋事”，她的家庭关系受到严重影响，“我哥拿板凳砸我，我妈差点被吓出心脏病，现在不仅没人管我，还想把我逼疯逼死”。

梁辉说，她所在的疫苗受害者互助群中，有两百多人的经历与其类似。她举例称，患白血病的赵雅静因维权被判刑2年9个月，渐冻症家属何赐祥三度被关进精神病院，还有一名叫钱大龙的患者被“上岗管控”至今超过三年。

“我们做过统计，群里的人基本都欠了外债，很多人靠乞讨、变卖家产活着。”梁辉说，上访的渠道全被堵死，有人只能走上街头喊口号、贴标语，换来的却是拘留、判刑或关精神病院。

对于中国产疫苗接种者出现的后遗症，当局从未正面回应。综合当局的整体表态是：新冠疫苗安全性值得信赖，副作用极罕见且可处理；已有法律保障接种者补偿；同时对疑似病例有制度化调查与通报流程。但部分受害者反映实际维权渠道存在阻力。

一位曾经代理毒奶粉案的赵姓律师对大纪元说，梁辉这样的个案，既是医疗制度漏洞的反映，也是公共体制和政策衍生出的副产品。当个体无法获得公正调查和医疗补偿，反而遭遇打压与孤立时，整个公共卫生体系的信誉将受到严重侵蚀。

赵律师说，当局一方面强调疫苗“安全有效”，另一方面却拒绝为潜在风险设立透明补偿机制，“这本身已是对科学精神的背离。更不该用维稳方式压制受害者声音，制造二次伤害。”

梁辉说，她每天都在研究怎么死得不痛苦，却总在最后一刻放弃。“我还没讨到公道，我还不甘心。”她说，“我只是希望，在我还活着的时候，能有人站出来听我们讲完这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