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有些老干部在延安的窑洞里又哭又闹，有一些则神情恍惚，目光呆滞，还有一些人疯疯癫癫，嘴里说着胡话，时而哭时而笑。

这些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关于延安整风一直有一种错误说法，这次整风运动是毛泽东通过整人的方式在党内确立权威，打压政敌的清洗运动。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经历如此所谓的“残酷”的运动后，我党却焕然一新。

那个先是被国民党像案板上的鱼肉一样大肆屠杀，后又被迫走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党，变成了在解放战争中打得国民党丢盔卸甲，后又在抗美援朝中把美国人逼上谈判桌的党。

而开头所说的那些又哭又闹的老干部，他们当中的好多人之后又在中共党内担任要职。

就连王明和博古这两位，所谓“延安整风主要整治对象”，也在1945年4月23日的中共七大上进入了中央委员的名单。

要想弄清楚这一切，要先从共产国际对我党的控制说起。

以便搞明白我党是如何从为苏联利益而革命的共产国际的分支，变为后来独立且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一、共产国际的控制

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的一声枪响，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战士们，顶着从波罗的海吹来的刺骨的寒风，向圣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苏俄成立之后，周围的资本主义国家立即警觉起来，他们担心共产主义的思潮会渗入到自己的国家，于是1918年十四国联军陆续围攻苏俄，当时的北洋政府也参与其中。

而苏俄为了应对这样的情况，也想出了自己的应对办法，其中一个便是，成立共产国际，支援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让周边国家自顾不暇。

而共产国际表面上说要求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要遵从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行动上实际是将苏俄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自建党以来，我党被苏联长期操控，甚至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窒息的地步，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很久，

中央军委作战科科长伍修权在回忆录中提到：“每次拟定作战计划，都要先译成俄文发往莫斯科，等克格勃军事顾问修改后再执行。”

有次，因擅自调动两个连阻击日军，他被王明当众训斥“目无国际纪律”。

毛泽东后来也边抽着烟边对美国记者斯诺感慨：“我们头上顶着两座大山，日本人的枪炮和莫斯科的电报。”

而经济控制就是共产国际控制我党的手段之一。

任何组织都需要大量的经费来维持组织的运转，我党初期的经费其实就是共产国际援助的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党一旦有不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的倾向，共产国际便会缩减对其的各项支援，以此来达到控制的目的，当时中共党内的活动和经济开支都要上报共产国际。

1930年代初期，上海中央分局的经费需每周向莫斯科报账，连购买油印机的预算都要获得远东局批准。一切行动也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才能进行。

当时苏联寄希望于国民党和共产党能够联合打击北洋政府，于是要求共产党要全力帮助国民党，听从于国民党的命令。

因此，我党想要真正独立，首先就是要完成经济上的独立。

二、第一次独立尝试

1924年，一个参加了共产党的国民党的候补委员，因为受到上司的排挤，一气之下告病从上海回老家休息。

回家后却发现老家农村的农民们，自己组成了农会，农会里人人平等，还把地主的财产没收，反抗一切剥削者。

当时在他老家农会的成员超过百万。看到农村的革命如此红火，这个共产党员的心里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

若能发动广大农民，就能另辟一条革命战线，还能逐渐解决我党的经济问题。

于是这个年轻人经过三个月的实地勘察和走访，写了一篇名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报告。

这个年轻人名字叫，毛泽东。

本以为为党找到了新的革命路线的毛泽东，却在1926年的汉口，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吃了个大憋。

在会议上，毛泽东慷慨激昂地讲述着他在湖南农村的所见所闻，结合那份报告，向大家认真地分析发展广大农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也许是出于对同志的尊重，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一直没有打断毛泽东。

当毛泽东讲完后，会议室里就只剩下炭火被烧得噼啪作响的声音。

接着，陈独秀带着一丝疲惫和不耐烦用手指轻轻拍了拍放在桌上的“圣旨”，一份来自共产国际的电报说道：“同志们，我们党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完成共产国际给我们的指示，维护与国民党的合作，任何过激的农民运动都是不可以的。”

这时毛泽东用手使劲地拍了拍桌子上自己所写的那份报告说：“独秀同志！湖南农会已发展到百万之众！农民要田地要武装！这是拦不住的革命之火啊！”

这时党内另一位领导人张国焘插话说：“可是农民运动已经被武汉方面（武汉国民政府）多次抗议！太过火了！”

就在毛泽东正准备反驳时，陈独秀缓缓站起身来，对着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道：“润之，作为党员，你应该以大局为重。若是这个农民运动导致联合战线的破裂，这个责任，谁负的起。”

陈独秀又转身来对着在场的众人说道：“这次会议的决议已定，一切群众运动必须要服从国民党的指挥。大家若没有其他意见，就散会吧。”

会议的记录员将此话用笔记录在干净整洁的宣纸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整理好，像一个艺术品一样保存起来。而毛泽东的那份还沾着泥点的报告，就只是静静地躺在桌子上。

年轻的毛泽东本想发动广大农民建立根据地，可换来的却是共产国际“圣旨”的降维打击，但这样的打击可不是最后一次。

而经济控制，也只是共产国际操控中共的其中一只手。

三、共产国际的第二把武器

1931年，井冈山根据地在毛泽东指导的土地革命和经济政策下发展的非常好，一片欣欣向荣的场景。

此时的毛泽东，依靠自己的独门秘籍“打土豪分田地”，不光得到了民心，还完成了在经济上的独立自主。

当时的瑞金苏区有多繁荣呢？在我们印象里，红军战士的生活条件都是较为艰苦的，但主要是当地的地理环境导致的。

实际上红军战士相比于当时其他军阀和国民党的士兵，要富有的多。

根据刘伯承元帅的《刘伯承军事选文》中记载，四川一个军阀的兵，一个月能领六元六角，但长官还要克扣百分之二十，所以士兵只能拿到五元三角。而广东军阀的一个二等兵，一个月是十元零五角，但经常扣饷不发。

红军一个战士一个月的军饷有20元，并且在红军的队伍里，不允许欠饷，也不允许军官克扣，一切都要是公开的。

这样的军队，战斗力自然也强，在1930年到1931年，打退了国民党三次合计共60万大军的围剿。

经济独立后，共产国际对我们的经济威胁也就大不如从前了。

然而，一个有能力脱离共产国际的共产党，一个不为了苏联利益而为了本民族利益而革命的共产党，是斯大林不愿意看到的。

虽然苏区经济独立，但共产国际却还有第二把武器，来继续对中共的控制。

1931年时第一次国共合作早已破裂，国民党对共产党员的迫害也愈演愈烈，中共中央在上海早已呆不下去了。

于是中央开始计划搬到毛泽东创建的瑞金苏区。

当时的中央早已在第六届四中全会上换了领导人，陈独秀被共产国际认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为大革命的失败负责。

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干预下，他的得意门生王明，成为了中共中央的领导人。

和中央一起来到苏区瑞金的，还有当时中央盛行的左倾教条主义，与共产国际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