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农妇刘小样，为何戳中了时代的痛点？

2024年年底，著名主持人张越推出了一档女性节目《她的房间》，让她二十多年前的嘉宾刘小样再度进入大众视野，引发网络的热议—-二十多年前，陕西农民妇女刘小样因收看《半边天》给栏目组写信，在节目中讲述了农民妇女的心声，说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

三年后，她与丈夫一起参加了《半边天》十周年纪念晚会，打破了她对城市生活的美好想象，让她看到城市文明的失望之处。尽避如此，她依然想逃离乡村，寻找更广袤的人生。在随后的近二十年内，她奔走于贵州、县城、江苏、西安等地，去过图书馆、听过音乐会、见过大山大河的她，夹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再难安心，甚至怀疑自己病了，还去找过心理医生。最终，因婆婆生病而返回老家。

2020年，《人物》杂志记者找到了这位早已被遗忘的农村妇女，次年发表的《平原上的娜拉》再度让刘小样进入大众视野。尽避这些年，她烧光了自己写的文章，强制自我消除过去的痕迹，在屋前打理着一片安放自己的花园，但她的丈夫懂得：“她的平静，就像坐牢。”

《她的房间》之所以引发热议，正由于它讲述了刘小样在逃离与回归之间的“痛苦挣扎”，戳中了当今时代的心理痛点：普通人面对生活的困境，究竟该如何安顿自我？

《人物》也发表了《再见刘小样》，记者谈到刘小样录制节目时的场景：在第一个相遇的清晨，小样抱着张越大哭一场：“这20年，我特别的累。……这20年的事情好像有了个结果一样，我累了，我什么都不想了，我就想睡一下。”这一次，她对观众说出的是：“诗不一定在远方，它可以在你自己的心里”。

从当年的振聋发聩到今天的回归原样，刘小样的故事尚未结束，但她真实的生命故事，穿越了20多年的时代变迁，为不同地域、性别、年龄和阶层的人，提供了一份普通而不平凡的人生样本，让读者感慨：“我就是刘小样”“我们都是刘小样”。

“娜拉”出走之后再度回家，她的人生算得上失败吗？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刘小样逃离未遂而候鸟归巢的人生呢？

01 那个“失踪的女人”

刘小样是一位居住于关中平原的农村女性，也是一位彷徨于现代社会的敏感个体。

二十多年前，央视《半边天》放送过一期以她为主人公的纪录片：《我叫刘小样》（2002年3月23日周末版）。节目中，主持人张越与刘小样面对面坐在两只小小的板凳上。板凳靠得很近，正如彼时彼刻两位对话者的距离。经过几天同吃同住的生活，张越终于赢得刘小样的熟悉和信任，刘小样敞开心扉谈论她小小的生活和自我。



对于农村生活的匮乏以及乡土社会对女性单调到极致的刻板规定（“勤劳、善良、朴实、节俭”是“人们对农村女性的判断标准”），刘小样不自知地形成一种超越常人的深刻洞察：“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西安。不可以交际，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有约定俗成的规矩，打破它就会感到无助、绝望、孤独，好像好多眼睛盯着你。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会自觉自愿地遵守这些规矩。”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刘小样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却向往远方，一直不甘地想象着外面的世界。她说，“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我不满足这些的，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这是出走之前刘小样的自我观察与自我主张。

当张越问她：“你还是好媳妇吗？”她回答：“我自己觉得我仅仅是个好媳妇。”

刘小样困于（过）日子，而没有真正的生活。她像一只被迫不能迁徙的候鸟，在倔强地痛苦着，在痛苦地倔强着。彼时的她，只知道自己和天空、海洋有约，却不知天空与海洋究竟有什么，更不知道自己能否通过暴风雨的考验。

自此之后，张越想必经常会被问到“刘小样现在过得怎么样”之类的问题。许多人关心刘小样的下落，《人物》杂志的记者安小庆就是其中一个。

2021年，在《半边天》栏目停办十余年之后，安小庆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那个“失踪的女人”。探访过后，安小庆以《平原上的娜拉》（《人物》杂志公众号2021年5月26日）为题的文章，重新唤起了老观众的记忆，也引起了新读者的共鸣。

她所续写的刘小样，不意外地呈现为一种对于现代（化）的不适应：例如节目后刘小样与张越曾保持过一段时间的联络，但二人最终在茫茫人海中失散；例如刘小样的几段打工经历；例如刘小样的自我焦虑带给家庭的压抑影响。

在这种进步史观和官能症的叙述下，似乎“现代”成为太阳，而刘小样成为渴死的夸父。

刘小样的命运，让我们这些同样被“现代”灼伤的人们，不免产生物伤其类的悲情。《平原上的娜拉》给刘小样贴上“娜拉”的标签，似乎也给她附加上出走必然失败的宿命。这反而让人想要真切地了解刘小样的现状：她真的失落在迁徙的路途中，被无尽的暴风雨击倒了吗？

因此，我们再次见证刘小样与张越重聚于《她的房间》：两位老友在失散多年后毫无芥蒂地拥抱对方，刘小样毫无保留地向张越分享自己的人生感悟，作为观众的我感到十足的安慰。这次重聚，也水到渠成地治愈了刘小样的不适应。

她终于有机会，为二十多年前自己的执拗和挣扎公布一种哲学解释。刘小样引用了加缪：“只要我还一直读书，我就能够一直理解自己的痛苦，一直与自己的无知、狭隘、偏见、阴暗见招拆招。很多人说和自己握手言和，我不要做这样的人，我要拿石头打磨我这块石头。”目击这番自白的张越感叹道：“用石头磨石头可是很疼的。”刘小样确信地回应：“我不怕。”

02 不甘平庸的候鸟回到原点

将《她的房间》与二十多年前的《半边天》对堪，可以认识到一种经过时间淘洗，且在社会变迁中不改本色的女性力量。



二十多年前，节目名“半边天”作为前一时代流传下来的政治术语，尚且强烈地保留着一种政治的能动愿景：现代化作为一种彻底改造生产生活方式的规划，承诺所有被现代所召唤的人都将进入现代生活，都将成为现代的人。激情退场之后，乡村社会部分地复位到小农经济所适应的那种面貌，但现代毕竟已经到来，“个人”毕竟魂魄不散，才有那个“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的刘小样。

彼时的张越和刘小样，能够穿透经验、阅历和生活方式的极大差距，以一种似曾相识的方式给对方以惊奇，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吸引之外，恐怕还因为现代（化）的感召力仍在。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刘小样所向往的现代生活方式，就是阻隔着但也连接着她与张越的长江之水。

因此，在张越与刘小样的第一次对话中，刘小样毫不掩饰地将城里的女人视为生活美学上的仰望对象，张越也自然而言地将刘小样的“不满足”归因于“进步的信息”。

但那些历来就处在现代生活之下的人们，很难超越生活的庸常认识到进步的珍贵，反而那些求而不得着的痛苦挣扎着的个体，在时时践行着一种不（甘于）平庸的自我。刘小样就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个体：“总之就是别人追求的，好像我就是不大追求；我追求的，别人不大追求。”因此，刘小样带给张越的震撼，完全不少于张越带给刘小样的冲击。

刘小样与张越时隔二十多年再次相遇，集体主义所依赖的叙事结构在多重意义上失去有效性，甚至张越所代表的媒体也从公共媒体迭进到自媒体时代。世界已经在从前所不能预想的程度上个体化了。

于是，她们相遇在“她的房间”。此时，政治不再体现为“人人为（wèi）我，我为(wèi)人人”的改造，而演变为“人人为（wéi）我，我为（wéi）人人”的共情。人应该过怎样的生活，这个问题不再取决于政治规划，也不再取决于社会规训，而成为每个人自己的课题。

早在二十多年前，刘小样就预先表达出当下许多个体心中的抗争意识。“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麻木和痛苦，似乎都是强制性的。但麻木者为了顺服外在而牺牲个体性，痛苦者则驱动己身直面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可以说，在我们许多人之前，刘小样已经孤身投入到自我与世界的永恒战斗中。

只是当她年轻的时候，在她生活的乡村平原，现代社会尚且只能送渡零散斑驳的“个人”精神下乡，传统社会依然规训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她想走出传统对人的重重规定，她想成为精神自由且知识丰富的现代人。当她终于出走到远方，当她发现工厂打工者的远方生活并没有诗和花，于是她对远方也失望了。

对远方祛魅之后，刘小样说，诗不一定在远方，也可以在心里，只要人有自由的思想、自主的精神，那么诗和花也可以是庄稼地，可以是她的孩子们，可以是家里的一切。最终，刘小样在“附近”找到了自我。

这种回归的背后，也是一种勇决，正如她此前不断出走到远处和更远处，是由同样一种探索自我的勇气所驱动。刘小样见识过世界，选择回到自己的归处。候鸟回到原点，并不是对漫长迁徙的否定，而是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迁徙。

03 刘小样的自我哲学

《她的房间》里，刘小样摆脱了求而不得的自我焦虑之后，时常表现出一种她本就有的天真烂漫——甚至，她的儿女也常说她长不大。

张越作为见证过对方困惑如今又见证着对方体悟的对话者和倾听者，甚至有一种对应的母性骄傲。安小庆在最新的文章中（《再见刘小样》，《人物》杂志公众号2024年12月21日）提到，当这一次对话完成的时刻，刘小样张开双臂对张越喊道：“张姐，你快抱抱我！”

这样的相遇，必然会触及到人的本真，让彼此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改变看待自我与世界的方式。正因相遇，刘小样才可以在孤独中谅解自己的特立独行，允许在与自己的对话中找到关于自我和世界的知识，在阳光和花草中找到生命与生活的意义。



相遇不羁束于时间与空间，相遇始于相遇之前，相遇发生于相遇没有真正发生的地方。最为可贵的是，在这场三个女人的相遇中，有一种“她”的力量贯穿始终。

《半边天》应“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之际而成立。在向栏目组写信之前，刘小样已经是栏目的忠实观众。那时的刘小样，为人妻为人母，在琐碎的生活和做活之外渴望着知识，没有书可读因此只好读电视，就是“把电视当书看”，“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地听”，“一个字一个字地琢磨”。作为《半边天》观众的刘小样，意外地接收到彼时在城市社会也堪称先锋的女性主义思想，促使刘小样形成了对自我困境的更清醒认知。

因此，在张越到来之前，她或许在心里已经与张越进行过无数次对话；当张越与刘小样真正在院子里相对而坐时，或许只是在向相识许久的朋友倾诉自己而已。第一次相遇，最终成为照亮许许多多孤独个体的《我叫刘小样》。

因此，安小庆在找到刘小样之前，其实也与她相遇已久。后来安小庆的念念不忘和寻觅，这场相遇又继续促成无数场在相遇之外的相遇，于是更多地人认识到刘小样想成为自己的痛苦以及用石头打磨石头的光明磊落。

刘小样身上的可贵之处，除了探索生活可能性的勇气之外，还有一份对于自我和世界的哲学敏感。

在《半边天》中，她敏感地认识到平原上不仅土地太“平”了，生活也太“平”了。她一再说自己爱好穿红色的衣服，是因为农村人本来就是跟土打交道，“如果再穿跟土颜色相近的衣服，那他就特土了”。

在《她的房间》里，她终于找到了“拿石头来打磨我这块石头”作为自己的本命哲学。当刘小样提到自己不认可《月亮与六便士》的主人公时，她其实是在拒绝一种将他者客体化的“唯我论”。与之相对，刘小样的人生观表达之所以让人产生一种亲近感，正是因为她的“自我”哲学展现出一种包容相遇者的超越感。

这种超越感，意外地契合于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的关系哲学。布伯区分两种原初词与两种世界：“我–你”（Ich-Du）原初词对应着关系世界，“我–它”（Ich-Es）原初词对应着经验世界。“我–你”意味着一种你中有我、万物有灵、天人感应的世界观，而“我–它”则意味着一种（小）我与无数被支配对象组成的世界观。后者的“我”经验着世界，前者的“我”则与世界相遇。

刘小样确立并践行的自我，最终是一种“我–你”意义上的自我。这种自我，既没有走上自失，也没有走上自圣的歧途。这种自我是相遇者的自我。与自然相遇，因此热爱路边的野花，热爱“斯卡布罗集市”里的鼠尾草；与人相遇，因此能推己及人，想让自己的娃也有自由的灵魂；与精神相遇，因此能理解西西弗斯日复一日推石头的意义。

让我们赞美相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