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喜好奴性官员 被指走上崇祯旧路 个人独裁病入膏肓

2026年3月1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共全国人大闭幕式前，一名代表在桌前等待，桌上摆放着红色会议手册。（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日前，习近平破格提拔三名官员，一个是听从他命令把胡锦涛从二十大闭幕式会场架走的孔绍逊，一个是李强的旧部朱忠明，第三个则是高调发文捧习并得奖的杜尚泽。有分析说，习近平亲手立了一些年轻干部“忠诚的标竿”，被指是“有用的奴才”。但习近平也走上明末崇祯的老路，一旦他个人独裁爆发颠覆性危机，普遍躺平的中共官员必然做鸟兽之散。

中共官员被指普遍老龄化

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十八大上台后，打破了由中共领导人邓小平隔代指定“接班人”的规则，前中共党魁胡锦涛指定的两个“接班人”，原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入狱，胡春华也在中共二十大上被排挤出中共政治局。习近平还特意“修宪”取消了种国家主席的连任限制，不想有“接班人”窥伺中共最高权位。

2026年3月，《经济学人》发表《中国的领导层即将动摇》文章中，援引研究小组“佳富龙洲”（Gavekal Dragonomics）的分析指出，中共领导层正变得更加老化。在过去，中共中央委员会有很多40多岁和50岁出头的正式成员，但现在最年轻的中央委员大约是56岁。根据“佳富龙洲”汇编的资料显示，中共省级党委的年龄也越来越老，现在集中在50多岁。

而目前最年轻的中共70后正部级高官是山西省省长卢东亮，他出生于1973年12月，今年52岁。其他几人都生于1970年代，包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中、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程福波、江苏省长刘小涛、浙江省长刘捷、广西区政府主席韦韬。

其中，阿东出生于1970年11月，今年55岁；张成中出生于1970年10月，今年55岁；程福波出生于1970年9月，今年56岁；刘小涛出生于1970年7月，今年56岁；刘捷出生于1970年1月，今年56岁；韦韬出生于1970年4月，今年56岁。

分析：习近平提升年轻官员的标准：有用的奴才

2026年9月7日，独立评论人杜政在台媒《上报》撰文指出，习近平正在布局在中共二十一大上连任。因中共当局以反腐为名的整肃还在加剧，大批中共高官落马需补缺，而且中共高级官员的队伍极其老化，习近平将不得不提升年轻一辈的官员。

杜政指出，习近平在过去一直是“用人唯熟”（因种种因缘和他有过良好交往记录的人），因此形成了他认为可靠的习家军。但习的“熟人”心腹在近年来也纷纷落马。尽管“熟人政治”已经破产，由于习近平对未知的恐惧，对陌生人的猜疑，因此预测下届政治局应该还是以老面孔居多。但和习近平同年代出生的官员（1950年代），可能不得不退场了，特别是中共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中纪委书记李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中共副总理何立峰等人。

文章表示，需重点关注的是中共正部级、副部级和厅局级的官员，他们还无法摆脱体制性的退休年限，除了正常退休的，还有一大批落马的人。中共当局必然要大量晋升年轻一代的官员补缺，而新上来的人，可能是原来习家军各派推荐的，也有习近平自己钦点的部分。

文章指出，习近平极力想保住他下一任期内的政权稳固，因此在布局中共二十一大的人事中，他亲手立了一些年轻干部“忠诚的标竿”，杜政称之为是“有用的奴才”。

2026年8月28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上海市、甘肃省两地的一把手出现变动，预定上任的上海市长朱忠明和甘肃省长孔绍逊，都不是中央委员，甚至也不是候补委员，属于获破格提拔。

孔绍逊出生于1969年2月，算是准70后，他此前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在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闭幕会上听从习近平命令，指挥工作人员将胡锦涛当众架离会场。这次会议被指是因二十大人事安排问题而引发胡、习之间的争斗。

朱忠明生于1972年，是中国第二年轻的70后正部级高官。他是现任总理李强的浙江旧部，李强是习近平的亲信。而这样的选人规则，再次突显了两点，首先是对习近平本人的忠诚，其次是对“熟人”的信任，包括对隔代“熟人”的信任。杜政表示，但这两者都不可靠，因为习此前用人的失败已说明这一点。

此前，中共省部级官员的晋升路径有稳定的非正式规矩：直辖市市长、重要省份省长的位置，一般得是中共中央委员，最次也得是候补委员出任，现在则完全凭中共最高层的喜好，即看谁与“上边”的关系好。这实际上是逆向淘汰。

如果说习近平给中共年轻官员立下“好奴才”的标竿，还有一个更露骨的实例。

杜尚泽因“捧习”升官

2026年8月31日，出生于1981年10月的杜尚泽升任为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社的副总编辑，也成为中共首个“80后”副部级官员。杜尚泽在习近平出任党魁后，长期跟访报道习近平的活动，2020年，她以《习近平：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一文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杜政指出，杜尚泽因“捧习”升官，可能是习近平的直接钦点，或是他的身边红人、掌管人事和宣传的蔡奇推荐的人选。而这样吹鼓手式的文人上位，给中共官场释放出的信号非常直白——年轻官员要对习近平如此表现，才能获得破格提拔。

因此，在时下及可预见的未来，在中共官场能上位的人都只能是投机者，如没有直系习家军的推荐，就要靠自己花更大的代价，做更大的投机。比如像杜尚泽，必须把让旁人感到恶心的事做得格外出格，才能得到中共最高层的青睐。

中共效忠机制下的官员遭遇危机 将做鸟兽散

文章分析说，中共这种效忠机制培养出来的官员队伍，将变得溜须拍马，奴性十足，同时也很会弄权，如中南海红人、中办主任蔡奇。习近平用人强调“政治忠诚”而不是专业性，这样的官员队伍本身就有忠诚的“虚假性”和机会主义色彩，中共官方批评的所谓“两面人”，就是中共体制制造出来的。

中共官员因长期习惯于“听话”和看“上面”的脸色行事，失去自主决策和临机应变的能力。而中共地方和下级官员会因害怕犯政治错误，选择“躺平”或是无所作为。一旦中共政权遭遇突发终极危机，他们便会作鸟兽散。

习近平被指走上崇祯旧路

文章举例说，明朝末年，崇祯皇帝朱由检猜忌有才干的大臣，频繁用政治手段清洗当朝官员，导致他们只求自保。在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时，明朝百官不仅没殉国，反而选择排队迎接新主。崇祯在煤山自尽时留下遗言说：“诸臣误朕。”

杜政指出，崇祯亡国的例子是习近平的禁忌，因为他太像崇祯了。因此，2023年10月中旬，已故明史专家陈梧桐写的书《崇祯：勤政的亡国君》，在中国大陆被全面下架、禁止销售。

杜政在文中解析了习近平用人的特点，即用人唯熟，以及喜欢有奴性的官员。

值得注意的是，曾经在上位之初大举清理奸臣魏忠贤及其党羽的崇祯，在后期同样宠信太监们，并破格提拔太监出任十分重要的中枢、监军和刺探情报职位。

当李自成率领军队兵临北京城下时，平时深受崇祯宠信的太监摇身一变，纷纷成为“带路党”：守门太监王相尧开宣武门投降，司礼太监王德化开德胜门迎降、太监王之俊等人把大明太子绑缚主动献给李自成。

崇祯极为信任的监军太监高起潜不配合主战派的高官，对前线求援置之不理，直接导致名将卢像升在巨鹿孤军奋战、殉国。后来，高起潜干脆向清军投降。

当崇祯在煤山上吊时，身边只剩下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陪伴，他后来也上吊殉主。

2026年9月6日，中国问题专家横河在海外中文媒体大纪元撰文分析说，习近平个人再极权，中共政权也不姓习，但他又舍不得交给别人，于是就出现了他拒绝甚至清洗中共接班人的情况。而中共的逆淘汰机制，导致中共领导人的魄力和能力是一代不如一代，一旦出现中共接班人的危机，很可能会是血雨腥风，到时中共政局真的是“更无一个是男儿”了。

财政困境导致维稳官员躺平 习个人独裁危机病入膏肓

2026年7月，旅澳法学家袁红冰教授向《看中国》独家披露，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通报说，在今年7月1日后，中共党内传达公安部的一个内幕文件。指在近几年来，中共维稳体系官员大规模的躺平、怠政、摆烂现象已成为常态。

而中共地方财政枯竭也是地方维稳官员普遍躺平、摆烂的主要原因。现在县一级的警察机构，拖欠甚至是削减工资、停发奖金成为常态。

这种现象也大规模蔓延到中国大陆地、市一级的警察机构以及维稳机构。

袁红冰认为，连中共警察和维稳官员的报酬都难以保障，可见习近平个人独裁的危机已病入膏肓。

而且现在中国民间诅咒嘲弄习近平的现象如火如荼、不可遏制。这些维稳官员则采取不理会的态度，有的甚至参与其中，就连中国民间有反中共倾向的一些社会串联和组织活动，中共地方维稳官员也常常装聋作哑。

袁红冰认为，今天中共官员的整体躺平、摆烂就是明确的预言，一旦习近平个人独裁爆发颠覆性的危机，中共千万官员和一亿党员整体上必然做鸟兽之散。而且中共官场对习的愤怒早就如地火奔行。“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这句中国古代对暴君夏桀的恶咒，正在中共官员内部流传。

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透露，中共维稳系统官员的普遍躺平、消极怠政，也为中国反抗运动在中国国内的发展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间。而这也是很多人没真正意识到的一个属于习近平的重大政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