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全国之力，陪一人演戏

公元349年，后赵皇帝石虎病逝了。

后赵，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割据政权，而是一个威震北方，疆域东到大海，西到河西，南到淮河，北达燕代，几乎占据半壁江山的庞大帝国。

（后赵江山）

但石虎一死，帝国瞬间就陷入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石虎的儿子们，养孙们，帝国的将领们，好像饿疯了的狼一样齐齐扑向权力宝座，开始了疯狂的撕咬和残杀。

这对北地的老百姓来说是巨大的灾难，但对偏安江南的东晋朝廷来说，似乎是一个天赐良机，北方政权强大时，朝廷兴复无望，现在北方混乱，他们马上就看到了收复中原，光复旧都的希望。

而就在此时，殷浩被推上了历史的台前，肩负起了北伐的重任。

不过这场看似合理的北伐，最终却以十分滑稽而凄惨的方式收尾，这次北伐的失败，不仅让东晋收复中原的梦想再再再一次的化为泡影，还把东晋内部的权力结构来了一次大洗牌。

一个强大的帝国为什么会崩塌？一个绝佳的机会为什么抓不住？让我们抽丝剥茧，回到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

简单来说，石虎在位时异常残暴，他的残暴不止针对汉民，对自己的本族羯族也毫不手软，尤其他残酷无道的统治，使得后赵社会矛盾尖锐，百姓怨怒，就像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一样。

石虎在继承人的问题上也有严重错误，临终前，他没有把皇位传给年长有为的儿子，反而传给了他年仅十岁的小儿子石世，石虎的另外一个儿子石遵，手握重兵，镇守关中，听说石世继位，他很不服，率兵东进，一路上也没遇到什么抵抗，直接就抵达了后赵的都城邺城，就是今天的河北临漳。

此时，在邺城掌握大权的是石虎的养孙冉闵，冉闵等人见风使舵，打开城门，石遵进城之后杀死石世，自立为帝。

石遵称帝之后，因冉闵有从龙之功，被封为都督中外诸军事，掌握了更大的军权，但君臣之间并不和睦，石遵认为如此发展下去，冉闵将会成为巨大的威胁，于是想要设计除掉冉闵，不料走漏消息，反被冉闵先发制人，冉闵杀死石遵，扶持了石虎的另外一个儿子石鉴为帝，但石鉴已成傀儡，大权掌握在冉闵手中。

而这些事情，不过发生在数月之内，皇权的频繁易主，导致中央朝廷对地方的权威大打折扣，后赵各处镇守将领纷纷观望，他们开始拥兵自重，拒绝承认中央政权，北方旋即陷入大混乱。

权力真空了，群雄逐鹿了，眼见就要血流成河了，那对于东晋来说，这不就是好到不能再好的机会了么？

（冉闵）

北方如果是一头巨兽，那么现在这头巨兽已经在转圈咬自己的尾巴了，那正常来说，只要东晋皇帝的智商大于八十，肯定是要倾全国之兵，北上收复失地，饮马黄河，名垂青史还不是分分钟？

哎，这历史啊，就是非常吊诡，您说这个时候东晋朝廷在干嘛？

朝廷没有北伐，而是忙着内斗。

内斗的两位主角，一个是桓温，一个是司马昱。

荆州刺史桓温，手握长江上游的兵权，此人雄才大略不必再提，数年前更是才灭掉巴蜀的成汉，声威大震，桓温当然是想要抓住这次北伐的机会的，他要通过北伐积累更高的声望，至于积累这么高的声望做什么？那不好说，有一种说法是，桓温想要篡晋自立。

无论桓温想要干什么，这次北伐如果让桓温掌握，那都不是司马昱想要看到的，所以他把殷浩推了出来。

对于司马昱要用殷浩北伐这件事，有一个成语足可评价，那就是：

付诸洪乔。

巧的是，这个成语的典故，正好来自于殷浩的父亲，殷羡。

《世说新语·任诞》：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

殷羡原本在京师做官，后来离开京师到豫章郡做太守，因为那时还没有邮局，只能托人捎带，于是在殷羡离开建康的时候，很多同僚就把书信交到殷羡的手上，让殷羡捎带给在豫章的亲朋好友。

殷羡答应的很痛快，把这些信全都收下，结果殷羡离开京师之后，马上把这些书信就都丢到了江中。

那殷羡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自己说：

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

因为殷羡发现，这些书信中有很多托人情，办私事的内容，他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把这些信件扔掉了。

现代社会常拿殷羡的事迹来做廉政教育，但换一个角度看，既然你殷羡打定主意不要为别人送信，当初干嘛答应别人呢？所以对那些写信的人来说，他们就是付诸洪乔，错付于人了。

事实证明，清谈名士如非要建功立业，除非你真的有金刚钻，不然只会重蹈庾亮的覆辙。

在一片北伐的喧嚣声中，有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反对意见。

反对的意见虽然不引人注目，但反对者在历史上极有名气，谁呢？

王羲之时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同为文化圈的人，而且王羲之在政坛和殷浩还多有接触，他太知道殷浩几斤几两了，所以王羲之说：

（史料记载）

《晋王右军集》卷之一：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

仅凭小小的江南之地，还想要争夺天下，这不是自取灭亡么？

王羲之为什么这么认为呢？

首先，如果要北伐，后勤是个问题，所谓千里馈粮，自古为难，战争一开打，粮草辎重需要从江南地区千里迢迢的运往许昌，洛阳，甚至要北渡黄河，在王羲之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其次，东晋内部并不团结，朝廷里掌握大权，身居高位者“未有深谋远虑”，反而是“疲竭根本，各从所志”，大家不是为了北伐的统一目标而战，反而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战。

王羲之给殷浩也好，给司马昱也罢，都写过很多劝阻北伐的信件，以及口头上的劝谏，而在这些话语和文字中，我们也得以一窥当时东晋社会的面貌。

为了让当权者搞清楚东晋并不具备军民一心团结起来，也无经济和农业基础来支持北伐，王羲之说：

《晋书》卷八十：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惨夷之刑耳，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

这些年对百姓太过剥削了，严刑峻法，路上到处都是受过刑的犯人，本朝之暴政，几乎如同秦政，再这样下去，陈胜，吴广那样的农民起义随时可能会爆发。

王羲之还说：

《王羲之年谱》卷一：

复被州符，增运千石，徵役兼至，皆以军期，对之丧气，罔知所厝。

社会情况已经如此糟糕，而朝廷为了筹备北伐，不断加缴粮食，征发徭役，面对这样的情况，老百姓垂头丧气，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

王羲之本身就是地方长官，这都是他亲眼所见，而绝非故意杜撰。

当然最重要的是，王羲之对殷浩实在没有信心，让一个书生去带兵打仗，本身就是很魔幻的事情，他知道殷浩蹈虚，就是谈理论还可以，但军事是讲究务实的，他的才能跟桓温没法比。

那么基于以上判断，王羲之建议，应该还保长江。

（王羲之）

他的战略构想是，放弃不切实际的北伐幻想，将防线收缩到长江一线，要“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要让百姓休养生息，恢复国力，等到“国家殷实，百姓富足”，军队士气恢复之后，再考虑北伐。

所以王羲之反对北伐，不是因为文人王羲之胆小怕事，而是他对国力的冷静评估，对时局的深刻洞察和对民生的深切关怀。

他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了一个千疮百孔的东晋，他看到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百姓，穿越数千年，我们阅读《王羲之年谱》，《晋王右军集》时，仍能看到王羲之的苦口婆心，体会到他真挚的恳求言辞。

这也证明，王羲之不仅是一位书法家，更是一位被艺术盛名所掩盖的，有远见的政治家。

只不过，忠言毕竟逆耳，最终被淹没在光复中原的狂热口号中。

公元352年，殷浩被正式任命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由此开始了他注定失败的北伐。

就如他的父亲殷羡说的那样，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浩终究不是那个能渡江北上的人，东晋也不是那个能收复中原的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