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2026年08月27日



中央财经委员会藉“钟才文”笔名连续刊文，说明了北京认为现在到了需要安抚市场、稳定预期的时候。（法新社）

要问中国经济有多疲软，看看“钟才文”的发声就知道。“钟才文”者，中央财经委员会的谐音是也。8月22日至25日，“钟才文”连续四天在《人民日报》刊文，四篇文章的主题虽各有侧重，中心意思却很清楚：中国经济没有外界想像的那么差，有韧性、有新动能，政策也有空间，要坚定信心。

中央财经委员会是中国经济的最高决策机构，它以“钟才文”的笔名连续刊文，本身就说明，北京认为现在到了需要安抚市场、稳定预期的时候。

对外界来说，好奇的是，中财委为什么是现在要密集喊话。直接原因是刚公布的7月经济资料明显变差。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低于6月的5.3%，也低于市场预期的4.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增长0.6%，市场原本预期增长1.5%；1至7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扩大，也差于预期。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9.2%，民间投资下降9.4%。出口和高技术制造虽然仍然强劲，但主要国内需求指标几乎都在恶化。

另一原因则是政治时间表。马上进入9月，习近平9月24日将要访美；10月中共又将召开二十届五中全会。 对北京而言，接下来两个月显然不是一个可以容忍经济继续明显下行的普通时期。习访美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经济背景，五中全会召开前也不能让经济悲观情绪持续蔓延。因此，“钟才文”此时出场，既是在解释资料，也是在管理预期。

问题是，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不是靠几篇来自最高财经决策层的文章，就能改变预期、托住信心的经济。

上半年GDP增长4.7%，的确落在全年4.5%至5%的官方目标区间内，这也是“钟才文”反复强调的理由。 但7月的资料再次说明，中国经济现在更值得注意的，不只是增长快一点还是慢一点，而是它已经进入一种我称之为“痉挛”的状态。

所谓痉挛，并不是说经济一直衰退，更不是说马上就会发生全面危机。它指的是，一个原本应该相互协调运行的经济机体，不时在不同部位发生异常：房地产风险刚被暂时压住，消费又掉下来；地方债务风险压住了，民间投资继续收缩；出口很好，国内需求却跟不上；高技术制造高速增长，传统行业却陷入价格战；一个月资料稍有好转，下个月又有新的问题冒出来。

这种痉挛状态最麻烦之处，就在于它不是某一个器官出了毛病，而是经济内部的回圈出了问题，因此，才不时要发作一下。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大体是这样过来的。房地产、地方财政、就业、消费、民营企业信心、物价、投资轮番成为问题中心。没有全面失控，却也始终无法恢复到一种稳定、均衡和具有内生动力的状态。

北京当然并非不知道这些问题。这几年，从房地产救市、地方化债、降息降准，到消费品以旧换新、整治“内卷式竞争”、改善民营经济环境，各种政策不少。7月政治局会议也再次提出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稳定房地产和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可问题在于，这些政策往往能够暂时压住一个症状，却很难让整个经济摆脱痉挛。

原因恐怕不只是政策力度不够，更是中国发展经济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

新加坡经济学家陈光炎最近提出一个很有解释力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现在事实上存在“两个经济”：一个是人工智能、电动车、电池、机器人、半导体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经济”；另一个则是房地产疲弱、地方债务高企、人口收缩、家庭消费低迷和消费信心不足构成的传统宏观经济。北京越来越重视前一个经济，因为在决策层的政策排序中，短期增长、就业、消费和居民福利已经不再是唯一甚至未必是最高目标，在未来二三十年的中美战略竞争中积累国家综合实力，被赋予了越来越高的优先顺序。

这个观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北京明明知道内需不足，却始终没有把大规模提高居民收入和社会福利放到经济政策的中心位置。

在过去的发展逻辑中，经济增长本身就是国家实力的重要来源；而现在，科技自主、产业链安全、能源安全、先进制造和战略产业越来越被直接视为国家实力。因此，大量财政、金融和政策资源优先投向芯片、人工智能、新能源、机器人、关键矿产和先进制造。至于房地产、居民消费和一般民营经济，只要不突破风险底线，就更多是托底，而不是彻底改变资源配置。

这就造成一个矛盾：北京希望市场恢复信心，却又不准备改变导致信心不足的政策排序。

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出现在这种痉挛状态，归根到底必须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是收入。不是发几张消费券，也不是一次性的以旧换新补贴，而是让普通家庭能够形成持续的收入增长，让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得到更多。如果收入没有稳定增长，扩大消费就始终只是一个政策口号。

第二是预期。老百姓不仅要有钱，还必须敢花钱；企业不仅要能够融资，还必须愿意投资。这取决于市场主体如何判断未来的就业、房价、企业经营环境以及政策稳定性。收入决定有没有能力消费，预期决定愿不愿意消费和投资，两者缺一不可。

然而，如果国家长期战略竞争仍然压倒居民部门的短期修复，那么这两个问题都很难得到根本解决。国家可以继续把资源投入AI、芯片、先进制造，也可以由此产生一批世界级产业，但如果居民收入、私人投资和消费长期疲弱，中国的“两个经济”就会继续分化，供强需弱的问题也会继续存在。这正是“钟才文”连续发文难以真正安抚市场、提振信心的原因。

市场不是没有听见北京的声音，而是已经越来越清楚北京真正看重什么。官方越强调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产业升级、能源安全和经济韧性，某种意义上反而越是在向市场确认，政策的根本优先次序没有改变。

信心不是一种可以通过宣传独立制造出来的东西。它是收入、资产、就业、投资回报和政策预期共同作用的结果。

普通的经济波动，可以通过预期管理来稳定；一个处于痉挛状态的经济体，却不能靠舆论安抚治愈。对一个不断在不同部位发生问题的经济机体，反复告诉它“要坚定信心”，不会让痉挛停止。

可以说，中国经济现在真正缺少的，不是权威机构更多关于信心的文章，而是产生信心的经济条件。如果北京仍将同美国的长期竞争和国家实力积累，置于居民收入增长和预期修复之上，那么，中国经济恐怕也将长期困在这种反复发作的“痉挛状态”。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