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是女人吧？”

在综艺《姐姐当家2》里，“房主任”办理分户时，对派出所工作人员这样说道，随后崩溃大哭。那时她已经离婚，户口、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却仍然留在前夫所在的村庄。她希望跟前夫分户，在村里拥有一个独立户口，同时保住下一轮延包中的土地权益。

但工作人员给出的四种办法，最后都绕回同一个结果：如果要把户口分出去，就很难再保留土地权益。“房主任”发现自己似乎陷入了某种“闭环”，最后只能试图用一句“你也是女人吧”，换取一丝同性间的理解。



“房主任”办理分户时崩溃大哭/《姐姐当家2》剧照

而这样的女性困境，林丽霞已经见了近30年。

作为北京千千律所妇女土地权益项目的负责人，这些年，林丽霞和同事接触、帮助过3000多名农村失地妇女。真正能够通过诉讼拿回权益的人，不足一成。

20多年间，法律不断加强对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保护。但在现实中，类似的求助从未消失。

“房主任”只是其中一个被镜头照见的人。她所经历的，也是许多农村离婚女性共同面临的土地困境——“娘家回不去，婆家留不下来”。在进出婚姻的过程中，一个独立的户口、一处属于自己的宅基地、一份能够随自己而不是随婚姻关系存续的土地权益，这些与农村生活紧密相关的权利，很多女性却从未真正拥有过。

01

难以划分的土地

“2028年”，是“房主任”在节目里反复提及的一个时间。按照她的说法，那一年，前夫所在村子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将要到期。

她想赶在这之前，把两件事办完：一是跟前夫分户，二是留住自己的土地。

其实，单纯把户口分出去并不难。工作人员给出的方案里，她可以迁到社区集体户，也可以落到自己的房产上。只是这样一来，她就可能失去原来在村里的土地权益。

对一个农村人来说，一块承包地对应的不只是几亩庄稼。愿意种，可以自己耕种；不种，也可以把土地经营权流转出去，获取收益；如果土地被依法征收、征用，还会涉及相应的补偿。因此，土地不仅是一份生产资料，也是一项可以延续多年的财产权益。



9月10日，西藏日喀则市白朗县巴扎乡农民在收获青稞/新华社记者晋美多吉摄

麻烦在于，这块地并不是她一个人的。

1998年前后，中国不少地区进行了第二轮土地承包。农村土地以家庭为单位承包，遵循“按户承包，按人定地”原则。土地发包给一个家庭，具体面积则与当时户内的人口有关。丈夫、妻子、父母、孩子，可能都在同一个承包户里，共同对应几亩土地。

过去婚姻没有变化的时候，很少有人会把土地权益分得这么细。但当夫妻离婚，“一家人”变成了“两家人”时，土地能分多少，又从哪里分出来，都需要重新确认。

类似的问题，林丽霞很多年前就遇到过。

2000年前后，千千律所的律师曾在北京昌平办理过一起离婚女性分地的案子。当事人已经在夫家生活了20多年，离婚后也没有离开村子。她提出，想把家庭承包地里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分出来。



离婚女性获得分地并不容易/《权宠》剧照

可前夫不愿意，村里也不愿意。

林丽霞记得，村里人当时说，那些土地是他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是村里的“根”，不能分给“外人”。律师只好跟村里解释，农村承包地并不是哪一家祖上传下来的私产，是土改时期从地主富农手里收回的，现在所有权属于村集体，而不是农户。最后经过调解，村里还是给这位离婚女性分了地。

近年来，法律已经把这件事写得更清楚。2018年修订后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进一步明确，“农户内家庭成员依法平等享有承包土地的各项权益”；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等证书，也应将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全部家庭成员列入。

换句话说，法律一方面承认土地是以“户”为单位承包的；另一方面也承认，这个“户”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



土地是以“户”为单位承包的/《生万物》剧照

“房主任”在离婚时选择了净身出户，并未分走夫妻共同财产。节目播出后，也有人因此疑惑：既然当时什么都没要，为什么现在又回来争土地？

林丽霞接触过不少这样的女性。她说，一些农村女性走到离婚这一步之前，已经经历了长期的家庭暴力或精神暴力，有的丈夫甚至还会拿孩子和父母的人身安全威胁她。等到离开时，她们已经没有精力再去争取这个家里的财产。有人最后干脆选择“什么都不要”。

但“什么都不要”，和法律上的“什么权利都没有”，不是一回事。

林丽霞解释，农村承包地的所有权属于村集体，它和夫妻间可以自行处分的存款、房、车并不相同，离婚双方不能随意处置。因此，即使一个女性在离婚时选择了“净身出户”，也不意味着原本属于她的土地权益随之消失。她仍然可以向村里主张，把自己的那部分承包权益单独分出来。



8月7日，农民在连城县林坊镇林塘村的地瓜园里采收地瓜/新华社记者林善传摄

真正麻烦的，是怎样证明那份权利原本就属于自己。

早年的土地承包和后来的确权登记，各地做法并不完全一样。林丽霞说，一些地方过去只突出户主，没有完整登记家庭成员。后来开展土地确权登记时，不同地方的登记口径又有差异，已经出嫁的女性，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再次被排除。

分配承包地和土地确权过程中，各地的登记口径并不完全一致。一个女性结婚以后，可能因为户口仍在娘家，被登记在娘家的确权证上，也可能因为已经在婆家生活，被登记进婆家的确权证，甚至出现两边都有名字的情况。一些村民担心“出嫁女”会“两头占”，由此对她们的土地诉求格外敏感。



《生万物》剧照

但事实上，更常见的情况是，女性结婚后并没有把户口迁到婆家。即使婆家后来按现有人口将她登记在册，也不意味着她真正分到了一份新的土地。承包地还是原来的面积，只是多了一个人共同耕种和受益。而娘家却可能因为她已经“出嫁”，将她从原有的承包关系中排除。

当她们的婚姻破裂后，两边都没有土地可以承接，最终成了“两头空”。

02

留不下的村庄

想分地先分户，想分户先分房。“房主任”无奈地发现，事情陷入了死循环。离婚时她选择净身出户，在前夫村里没有住宅，这成了眼下最大的麻烦。

林丽霞说，在不少地方，农村独立分户需要有一个可以落户的住所。没有房，离了婚，户口往往也只能挂在前夫家里。虽然也可以迁入社区或集体户，但为了保留原村的土地权益，“房主任”不愿意。

那么，能不能先有一处自己的房子？问题又落到了宅基地上。

宅基地，是村集体提供给村民建造住宅的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即便离了婚，宅基地也不会多出一块。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

如果原来的宅基地上有几间房，双方关系也没有彻底破裂，女性离婚后或许还能分到一部分房屋继续居住。但林丽霞说，这通常意味着两个人“还没有像仇人一样”。一旦关系恶化，即使分到了房，也未必住得下去。

更常见的情况是，男方婚前已经申请了宅基地、盖好房屋，女性结婚后再搬进去。婚前建成的房屋属于男方个人财产，而宅基地本身又属于村集体，不能像商品房一样简单切成两份。离婚以后，需要重新找住所的，往往是妻子。

林丽霞曾在山东菏泽接触过一个相对幸运的离婚女性。前夫把老房子留给了她和女儿，她得以单独立户，把户口落在老宅上。后来房子破旧，她又重新申请宅基地，在附近盖了新房。

在村庄的熟人社会里，离婚女性能不能重新站稳脚跟，有时差的就是这样一间房。但“房主任”没有。

吊诡的是，成年男性申请宅基地时，村里通常是按“一家人”的额度给批的，妻子和孩子的位置也被包含在其中。“人均宅基地面积通常来讲是30平方米左右，所以男性会申请到三人份，也就是100平。”林丽霞说，只是妻子的那份权益被隐匿在丈夫的户头下面，从未以自己的名字独立存在，后续也难以维权。



尽管《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妇女在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第五十六条进一步规定，村规民约、村民会议等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或者“户无男性”等理由侵害其农村集体权益。

在夫家很难重新获得一处宅基地，那么回娘家呢？也没这么简单。

但到了具体村庄，长期形成的家庭观念和分配习惯仍然存在。

林丽霞说，不少村里默认，儿子成年后要娶妻生子、另立门户，因此可以分户、申请宅基地；女儿则继续留在父母的一户里，直到结婚，再进入丈夫的家庭。



男性成年后可以另立门户，因此可以分户、申请宅基地/《人世间》剧照

她曾在湖南湘潭看到一个村的村规民约，其中规定，“年满28周岁的未婚女性，不得参与任何分配”。一些地方，只有当女儿承担传统意义上“儿子”的角色，比如招上门女婿，才更容易获得类似男性的立户和住房待遇。

在浙江东阳，她还接触过一对姐弟。两个人都有自己的房子，也都单独立了户。后来遇到拆迁，弟弟获得了独立的宅基地，没结婚的姐姐却仍和父母合并计算。

她经常听到一种说法：女人出嫁后回娘家要地，是“争财产”；离婚后留在夫家要求土地和房屋，也是“争财产”。这套逻辑把女性的权利永远绑在了别人家里——结婚前依附父母，结婚后依附丈夫。

林丽霞因此提出，解决“房主任们”的困境，未必都要以房产为前提。在尚未单独立户时，可以先把原家庭承包地中属于女性的部分划分清楚，让她能够独立耕种，也能减少与前夫家的纠纷。



把原家庭承包地中属于女性的部分划分清楚，有利于减少与前夫家的纠纷《人世间》剧照

至于没有独立房屋、又需要单独立户的人，可以通过集体户、村组地址等方式解决户籍问题。分户之后，再以新的“户”为单位与村集体重新签订承包合同，把原本混在一个家庭里的土地关系分开。

只有把户口和土地承包关系都独立划分，离婚女性才算真正从原来的家庭中脱离出来。

03

被收回的土地

2007年，千千律所接到了“出嫁女”杨志军的求助。

1982年，尚未结婚的杨志军在村里分到了2.2亩地。后来，她嫁给一名城市户口的男性，自己的户口没有迁走，女儿出生后，户口也随她落在村里，并分到了土地。但在1985年，村里却以杨志军已经“出嫁”为由，收回了母女俩的承包地。

什么是出嫁女？林丽霞给出的范围很宽：“（因为）未婚、结婚、丧偶、离婚、再婚而丧失了权利的女性，都可以被称为出嫁女。”

它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身份，更像一种共同处境：女性因为婚姻在家庭和村庄之间流动，她们原本拥有的土地和集体权益，也可能在这种流动中失去保障。



出嫁女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身份，更像一种共同处境/《重器》剧照

2025年实施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规定，成员身份的认定要综合考虑户籍、与集体之间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是否以集体土地等财产作为基本生活保障。按照这一规定，“出嫁女”们很容易因为婚姻关系的变化跟集体之间失去稳定联系，因而被剥夺成员身份。

成员身份不只是一个头衔，它直接关系到承包地、集体分红和征地补偿。一旦被排除在集体之外，女性原本拥有的土地权益，也可能随之失去。

落到具体纠纷里，有时会变成一场漫长的自证。

林丽霞在山东菏泽接触过一对母女。为了保住成员资格，两个人甚至不敢去外地打工，只能在附近做家政、打零工。诉讼时，林丽霞帮她们开了5年9000多元的水电缴费记录，以此证明她们一直生活在当地。但在法庭上，村书记仍然说：“据村民反映”，她们没有住在村里。最终，法院还是采纳了母女一方的证据。



“房主任”讲脱口秀

像“房主任”这样的女性，也可能面临类似的审视。她长期在城市说脱口秀，有了土地之外的收入，也很难参加村里的每一次会议和活动。如果将来发生成员身份争议，“是否长期居住”“是否履行集体义务”“是否以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都可能成为被讨论的关键点。

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同时明确，成员不会因为务工、经商、离婚、丧偶等原因丧失身份；结婚后如果没有取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原集体也不得取消其成员身份。换句话说，外出工作、不再靠种地生活，本身并不足以让一个人失去成员资格。

林丽霞注意到，如今农村大量男性也长期外出务工，逢年过节才回村，同样不以土地为生。至于所谓的村庄义务，现在大多也以户为单位履行，或者“以资代劳”（用出资的方式替代集体要求的义务劳动）。但很少有人会追问一个外出打工的男性：“你是不是长期居住在村里？有没有履行义务？是不是以土地为生？”

这些问题，更多是在“出嫁女”、离婚女性开始主张土地划分、土地分红或征地补偿时，才突然变得重要。



8月17日，村民在贵州省斌定县德新镇新铺村黄桃种植基地的车间分拣黄桃/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摄

林丽霞主张，认定女性成员身份时，应该将她们与同村男性放在同一天平上对标：户口、居住状态、义务履行、谋生收入来源。如果某项条件足以排除女性，那么同样不符合这一条件的男性，也应受到同样的认定，“这样才算公平”。

比身份争议更棘手的，是那些已经被收回多年的土地。

林丽霞接触过一些女性，结婚后长期在外务工，直到十几年后的土地确权，才发现自己的地早已经被收回。此时，原来的土地可能已经重新分给别人，签了新的承包合同，甚至完成了新的确权登记。

因此，林丽霞提醒农村女性，在结婚、迁户和离婚这些节点，及时确认几样东西：承包合同、确权证和承包底册里有没有自己的名字，是否仍在集体成员名册中；土地调整、征收、流转或分红时，也要留意自己是否还在名单里。一旦发现原有土地被收回，应尽早提出异议，并保存相关材料。



在结婚、迁户和离婚这些节点，及时确认自己的名字是否在集体成员名册中/图源：图虫创意

某种程度上，“房主任”还算幸运，至少她在土地消失前，就已经开始追问归属问题。

更多林丽霞见到的女性，是在许多年后才发现，自己的名字已经从土地上消失。等她们重新站出来争取时，面对的往往已经不只是一块地，而是多年间重新形成的一整套利益关系。

04

再延长30年之前

“房主任”的焦虑不是空穴来风。促使她在这个时间节点执着于分户、分地的，是各地正陆续推进的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她希望赶在2028年前把户口和土地关系理清，在新一轮延包开始时，保住自己原有的土地权益。

但从政策来看，这轮延包首先强调的仍然是“稳定”。按照“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延包将以现有确权登记和二轮承包合同为基础，以户为单位继续延长30年，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保持不变，不能推倒重来、打乱重分。

但“稳定”并不意味着旧账可以原样延续。延包意见中专门提到，要保障出嫁、离婚、丧偶妇女等群体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做好跨区域协调，避免“两头空”、防止“两头占”；承包方发生分立、合并的，也应与发包方重新确立承包关系。

林丽霞最希望抓住的，正是这次重新核查的机会。



8月18日，农民在甘薯种植基地收获鲜食甘薯/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比起重新分地，更现实的是先把那些已经从旧账里“消失”的人找出来：谁原来有地，后来被收回；谁二轮承包时有份，确权时却漏了名字；谁离婚以后，土地仍然留在前夫家庭的承包户里。

与其等女性十几年后自己发现问题，不如趁这次摸底，把过去没有厘清的承包关系重新核一遍。成员身份发生变化以后，也需要有更及时的登记、变更和救济，让原本属于个人的权利，不再长期悬在一个已经改变的家庭关系里。

接受采访时，林丽霞想到几年前在四川看到的另一种景象。

2016、2017年前后，她曾到成都、广元一些农村调研。当地一些老人年纪大了，孩子又常年在外打工，无力继续耕种，便自愿把土地交给集体统一经营，由集体机械化生产，再按照约定分配收益。



位于成都崇州市隆兴镇拍摄的王伶俐管理的杨柳土地股份合作社/新华社记者王曦摄

当地农民告诉她，与其自己勉强种，不如把地交出去，“等着分收益”。

同样是不再亲自种地，对这些老人来说，土地可以换一种方式继续产生收益。可到了离婚女性这里，她的土地收益似乎就理所当然地“消失”了。

林丽霞因此提出，可以建立更顺畅的土地流转机制。对那些已经拥有土地权益，却因为离婚、外出生活而“人地分离”的人，不一定非要回村亲自耕种，也可以依法把土地交给别人经营，让收益仍然回到权利人手中。

“无论如何，女性都应该有独立的财产权利。人格权是独立的，财产权也必须是独立的，这与她是否结婚、是否离婚无关。”林丽霞说。



女性应该有独立的财产权利/《小巷人家》剧照

“房主任”没有继续等下去。

针对此前的分户和土地争议，她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把户籍迁到沈阳，住进师父为她购置的房子。作为土生土长的临沂人，她形容迁出老家户口像是“把根拔掉了”，心里舍不得。但她也说，自己已经不再务农，土地就留给更需要它的乡亲。

最终，她还是放弃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权益，离开了那个她曾经努力想留下来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