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首席经济学家被炒背后的经济暗流

近日，新闻调查网站“重要故事”刊文分析了国家开发银行（VEB）首席经济学家安德烈·克列帕奇因在外出言不慎被迅速解职的事件。我们编译了该文，以飨读者。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安德烈·克列帕奇

“宁愿站着追求高增长，也不愿坐着追求低增长”，——这句黑色幽默被归于计划经济理论家和实践家斯坦尼斯拉夫·斯特鲁米林，他是苏联工业化时期五年计划的合著者。正是凭借这一立场，斯特鲁米林得以活到1974年，而非在劳改营中丧命。经济学是一门理性的科学：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因此斯特鲁米林的许多同事都竭尽全力避免“坐着”。

8月16日星期日晚，俄罗斯国家开发银行（VEB）解雇了其首席经济学家安德烈·克列帕奇：据称，在休假期间，俄国发行行长伊戈尔·舒瓦洛夫接到了“高层”的电话。克列帕奇也曾主张过高增长率。但在战事期间，这些目标是无法实现的，而克列帕奇的相关论证超出了俄当局可接受的范围。

在俄罗斯，不当的专家言论至今仍按最低标准进行处罚——包括被解雇、合同终止以及取消出席邀请。而克列帕奇在政治可靠性方面也未曾受到质疑。

但克列帕奇在数小时内被解雇，这并非一次普通的辞职。它表明了俄罗斯国家机构（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深层国家”）中对战事的隐性不满根深蒂固的程度。这种反对派诉诸于“隐喻语言”，说话含糊其辞、留有暗示——但他们还能怎么做呢。在未来几年里，俄当局还会清除这种“蠕动式”的反对派。

克列帕奇是谁

在2002-2003年间，我作为《Ведомости》报纸的宏观经济专栏作者，与克列帕奇的交流频率甚至超过了与父母的交流。每周大约三次。GDP增长、工业、居民收入、资本外流、预算、税收、利率——克列帕奇忙于无休止地计算各种情景，并解读统计数据。如果你想弄懂一条经济新闻的真正含义那么就“给克列帕奇打电话”。他总是耐心地解释，并分享他的计算过程。

1998年危机后，克列帕奇创立了“发展中心”（2009年起隶属于文科与社会科学高等教育中心），政府官员、企业和记者对他的分析需求巨大：他们需要解读市场数据、进行计算、论证必要措施，并描述具体步骤。“克列帕奇团队”擅长在数据背后发现正在形成的趋势，而这些趋势在其他人看来尚未显而易见。

2004年，克列帕奇转入政府部门（在1998年那段动荡时期，他曾在中央银行工作了几个月），并在经济发展部担任宏观经济司司长。当时这似乎是一种应得的认可。经济部长格尔曼·格雷夫需要有力的论据和准确的评估来推动他的改革；克列帕奇能够提供这些。格雷夫主张降低税收和促进竞争，他不得不与“国家主义者”——即支持成立国有企业和扩大国家作用的群体——展开激烈的争论，同时也与将预算平衡置于首位的财政部进行交锋。

经济发展部部长埃尔维拉·纳比乌利娜及副部长安德烈·克列帕奇。

所有这些争论都是的亲信和同僚在行政权力体系内部进行的，而不是在政党政治斗争的框架内。但直到后来，这才开始让我们感到不安。

在经济部门工作了11年，克列帕奇的观点转向了“亲政府”方向。他变得更倾向于“指挥经济”（即国家选择优先发展方向并通过预算补贴、优惠贷款、政府订单等方式予以支持）。因此，2014年夏天克里米亚入俄后，克列帕奇进入俄罗斯国家开发银行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该行是政府支持经济的主要工具之一。在那里，他成为了首席经济学家、董事会副主席，随后创建了“VTB研究所”（实际上是一个分析部门）并领导了其监事会。

冲突爆发后不久，即2022年2月，VEB就遭受了各种制裁——它在国家项目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从未像普通银行那样运作，而是向政府指定的对象提供贷款，但这些借款人往往无法还款。通过VEB，当局支持了“苏霍伊”超级喷气式飞机、“汽车制造厂”、“水力发电”和“石油化工”企业，以及乌斯图加的终端和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海“之星”超级船厂，还有索契的奥运设施，当然还有军工企业。所有项目都通过VEB获得了国家资金，其条件比商业银行更有利。巧合的是，绝大多数此类项目并非属于普通人，而是属于“有关系”的人：普京的朋友、国有企业以及俄罗斯《福布斯》榜单上的顶尖人物。

在冲突的第五年，人们还能指望一个官方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发表什么样的言论呢？大概只有那些不相信“谁出钱，谁就发号施令”的彻底理想主义者，才会期待得到清醒的分析以及关于战事对发展有害的指引。而他们会大错特错。

克列帕奇说了什么

那些引起广泛反响的言论，是在克列帕奇在一次内部分享会上回答问题时出现的。克列帕奇从100%的忠诚立场出发，认为世界正经历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的转变，现在正在决定俄罗斯是成为一个主权、独立、部分开放且繁荣的文明，还是沦为一个依赖中国或美国的非主权国家。克列帕奇抱怨道，即使是友好伙伴（、中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被迫遵守美国和欧盟的制裁，但他没有解释他们为什么会突然如此。

趋势让克列帕奇感到担忧：俄罗斯对其最大战略协作伙伴的贸易依赖现在比战事爆发前对欧盟的依赖还要大。克列帕奇认为，俄罗斯已经无法再回到过去的欧洲一体化模式，问题在于它是否会遵守其最大战略协作伙伴的监管要求，以及是否会允许该国企业控制其经济的重要领域。总的来说，俄罗斯曾与西方对抗，而威胁却来自另一个方向。为了不丧失主权（普京甚至成功地向专家灌输了主权观念！）并且不完全沦为“被围困的堡垒”，需要实现各大强权中心之间的“多极平衡”。

人们可能会感到惊讶：“到底因为什么被解雇了？他们本可以因为重复那些毫无意义的当局叙事而获得奖金。”克列帕奇唯一抱怨的是，今年俄罗斯的GDP增长将低于“我们正在进行军事政治对抗的美国和乌克兰”。但请不要着急。我的任务就是展示，在当今俄当局专家的大脑中，宣传是如何与理性思考结合在一起的。

“全球竞争中的主要武器是科技进步，”克列帕奇继续说道，“而情况非常糟糕：对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资金投入极少。这样就无法赢得全球竞争。”

另一个问题：居民收入是否会像2014-2021年那样停滞，还是会因军费开支而继续增长？目前，收入增长放缓的主要因素是养老金水平低，其与工资的差距正在扩大。地方预算无法跟上军工企业工资的增长速度，导致对预算人员产生了巨大的累积债务：教师和医生的工资占平均工资的比例有所下降。这一比例在2013年达到峰值，而2014年地缘政治变局开始，钱变得更少了。克列帕奇表示，战事结束后必须开始偿还这笔债务。目前，战事已经改变了居民收入的结构：以前军费开支占2%，而现在占7-8%。

克列帕奇也不喜欢近期的国有化政策：这“看起来像是从‘坏人’手中夺走资产，然后往往以低价转让给‘好人’”。例如，这位经济学家指出，多莫杰多沃机场的转让价格大约只有其市场价值的十分之一。原则上，这已经足以构成解雇的理由。

2023年至2025年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军工复合体，而慷慨的政府支出更是推波助澜。克列帕奇指出，即使在“克里米亚是我们的”运动之后，军费开支仍占GDP的4%至5%。去年，这一比例达到GDP的8%，而今年预计还会更高。军费开支的增加导致发展支出（科学、教育和基础设施）的大幅削减。克列帕奇的预测也显示，2027年至2030年俄罗斯经济增长不会很快。俄罗斯GDP年增长率不可能超过2%至2.5%，考虑到乌克兰武装部队对基础设施的袭击造成的损失不断增加，增长率甚至不会超过1%至1.5%。

据他估计，去年民用制造业已经下降了2%。据他的计算，这一下滑一半是由于高利率造成的。“我们正在打仗，在国防上花费了大量资金，并且通过高昂的资金成本给经济，尤其是民用经济，造成了紧缩。结果是，未付款项迅速增加，其中只有一部分反映在统计数据中（国防部的债务是看不见的）。此外，不良债务正在积累（并非所有银行都在资产负债表中显示它们。”

克列帕奇有什么解决方案

他的方案与最近的就业情况完美契合：降低关键利率，从而增加信贷，并用剩余的储备来支持这一目标。克列帕奇建议每年向VEB和PSB（军工联合银行）提供3万亿（最好是2万亿）资金，以便它们能够向国有企业发放数倍于目前的贷款。此外，克列帕奇建议将央行的大部分外汇储备以优惠贷款的形式通过同样的“发展机构”发放，用于支持关键进出口项目的实施。保留必要的最低限额资金保留以应对危机，而“过剩的”几十甚至上百亿美元则交给VEB和其他国家货币发行机构。克列帕奇认为，将这些资金存入“黑天鹅基金”，实际上是在加速“黑天鹅”的到来。

克莱帕奇的观点是，因为没有其他资本来源：进入全球市场的渠道已经关闭。这样就可以为那些因风险过高和回报周期过长而令银行不感兴趣的项目提供融资。

央行否决了这些想法，认为它们只会加剧通货膨胀，并且不愿承担信贷风险。下一位VEB首席经济学家肯定会推行同样的观点，但不会带有恐慌情绪和批评色彩。

克列帕奇还说了什么

克列帕奇认为，最有可能的中期情景是“冷战2.0”。俄罗斯将面临一场与西方国家持续的冲突，其经济将处于部分动员状态，军事化进程将继续，技术扩散的壁垒不仅会波及俄罗斯，还会波及中国、印度等国家。军工复合体将持续扩张，对民用部门和民众的限制也将保持。俄罗斯能否挺过去？

正是克列帕奇在这里提出了一个让克里姆林宫高层感到不安的假设——如果俄罗斯不降低利率并试图限制预算支出，长期的对抗将无法持续：“经济将会停滞，而且社会不太可能接受这一点”。克列帕奇的乐观情绪仅仅源于冷战迟早会转变为“缓和”。这里不妨问问俄罗斯科学院世经政所的娜塔莉亚·伊万诺娃，克列帕奇认为经济会陷入如此严峻境地的临界点究竟在哪里。

媒体的重复性报道成为了答案：经济无论如何都会幸存下来，但俄罗斯在技术和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且不仅输给了美国和中国，也输给了乌克兰，“尽管这让我自己感到非常不快”。在消耗战中，俄罗斯在经济和技术上必将失败，其结果可能导致社会危机，就像1917年那样。

威胁领导层发动革命——这已经太过分了。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睿智的制度主义者维塔利·坦博夫采夫对此指出，只有当不满者的福祉不再依赖于国家时，才会对经济困难产生社会不满。只要“喂养之手”还在喂养，没有人会站出来反对它。

按理话说到这也就够了，但克列帕奇还表示，与2008-2010年相比，联邦机构的政府治理质量下降了一个数量级（“除了财政部，但财政部去年也是一塌糊涂的”）。他还谈到了“高层对统计数据的漠视程度”：“宏观指标对决策的影响不大，高层更多地依赖于民意调查。他还指出，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被保密后，它停止了公布人均GDP数据，因为万一有人把一个数字除以另一个数字，就会发现一年内人口数量发生了变化。

这里总算拉下帷幕了。说得够多了——幸好目前还没有关于“诋毁联邦行政机关”的刑事条款。如果出现的话，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他们会低声说话

令人惊讶的不是克列帕恰被迅速解雇，而是至今在莫斯科市中心，专家们依然可以自由地聚集在一起，讨论俄罗斯如何因战事而输掉竞争，以及这将带来什么后果。

克里姆林宫一直愿意容忍温和的专家反对意见，只要经济状况良好。但在2025-2026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联邦和地区预算赤字的不断扩大、税收增加、民用工业的衰退、拖欠款项的增加、乌克兰武装部队对炼油厂和物流的打击，以及最重要的是——高层领导层在这一切面前仍无意停止战事——使得问题不仅对专家，也对普通民众变得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沉迷于微小战进展动的领导层，就不再能坦然接受专家的抱怨。他们想像拍死烦人的苍蝇一样拍死这个消息来源。

因此，专家身份很快可能就不再是免罪金牌。专家反对派是时候遁入地下了。他们期待着变革，却无能为力地推动变革的到来，也不知道变革将从何而来。也许领导层会发生变化并变得更明智。或者不会改变，但会清醒过来。也许继续目前的政策会引发危机。甚至可能引发社会不满。潜藏在体制内的经济学家将继续等待并抱有希望，但现在只能完全在耳语中进行。

而对于某些人来说，甚至可能会有机会向新政权提供自己的服务。深层结构往往能够经受住政治体制的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