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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读者提出了两个很好的问题，值得公开谈谈，并由此展开今天的主题：不能让灵活就业成为失业的“遮羞布”。

问题一：为什么小镇如此关注外卖骑手？

问题二：以小见大为什么不谈基层政府，而是谈美团这个平台？

先回答问题二，两个原因。

一是受江小涓教授影响。

她聚焦研究数字经济，小镇在《试点四年才全国推开，反而“稳了”》推荐过她2019年发表的论文《网络时代的政府与市场：边界重组与秩序重构》，2021年小镇也旁听过江教授的《数字时代与公共治理》课程。

要特别注意当今时代，平台已经具备社会治理的功能，而且在很多新领域比政府更有效，不能盲目否认平台，关键在于政府如何引导。



二是小镇熟悉美团，跟美团也有一些缘分，方便进行调研。比如昨天的文章，可不是光靠公开信息就能写出来的。

老读者知道，小镇很喜欢通过面试进行沟通，既了解不同行业到底关注什么，也持续更新自己的市场价值定位，后者非常重要，公司愿意给多少钱是做不得假的，所以小镇很有底气，大不了就去互联网之类赚个百万年薪嘛，肯定比天天写自媒体轻松，互联网压力是大，但论工作强度没网上说的那么玄乎。

这些年小镇面试、沟通的公司应该有几十家了，主要是互联网公司，大家熟悉的大小平台小镇基本都面过，包括小红书，第一次小红书找小镇的时候，小镇还奇怪来着，觉得一家搞美妆的女性平台为啥找小镇呢？了解后才知道原来小镇认知过时了。

不过小红书给小镇的感觉不好，不是说面试过程，而是正常这么大的公司应该有历史面试记录，同一个岗位不应该重复邀约，结果不到一年，不同人找小镇聊过三四次，其他公司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CDT 档案卡

标题：不能让灵活就业成了失业的“遮羞布”

作者：镇长本人

发表日期：2026.8.22

来源：微信公众号-大树乡谈

主题归类：灵活就业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也有很多其他行业，比如摩尔线程、小鹏汽车、锅圈、万达、开发贵阳花果园的宏立城等等都面过，特斯拉也曾有朋友邀约过，待遇和经费都挺足的，不过因为小镇支持国产汽车，价值观冲突，就没去聊。顺便说一句，房地产公司的面试是最独特的，非得要求西装革履；小鹏会让面试者面试后加笔试回答几个问题，也挺有意思的。

小镇当然也面过美团，其中一个意向岗位，要从事的工作就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背景是2021年7月，人社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当时互联网跟政府的关系跟现在不太一样，主责部门特别希望龙头企业能站出来主动支持、探索这一政策，主动和被动在实际工作中的差别太大了，如果真的不想干，有太多办法可以合情合理合法的拖延下去。

当时美团是最为积极的平台之一，但作为上市公司，商业价值是公司立身之本，也只有公司能够持续健康经营，才能继续提供税收和就业。

那么从公司角度，配合政府加强劳动者保障是应该做的，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别的不说，上市公司需要披露CSR社会责任报告或ESG可持续发展报告。

但也得把握一个度，寻求企业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尤其市场竞争之间的平衡，用力过猛，其他企业不跟进，甚至反过来通过加压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这个责任怎么扛？就算监管部门可以对不正当竞争进行处罚，那也没啥意义，因为市场丢了就是丢了。小镇面的这个岗位，职责就是做好公司和政府的沟通和磨合，在政策试点中平衡商业和社会价值，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和损耗。

虽然因为种种原因没去，但小镇跟美团的缘分也结下了，自然对外卖骑手劳动保障改革持续关注。小镇也认识好几位美团的朋友，当然他们不知道小镇搞这个号，小镇也不怕他们猜出来是谁，因为这样的一个岗位，对接过的面试者太多了，当年的面试官都换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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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小镇关注骑手群体？

先请大家看这样两段对话，为避免有“断章取义”的嫌疑，小镇就原文粘贴了，这段对话来自8月上旬《聊一波》“2亿零工在做什么工作？他们的社保如何解决”对话，嘉宾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教授。

先说一点，“2亿灵活就业”这个口径有点问题，因为2025年灵活就业人数是2.8亿人，普遍预计2026年增长至3.2亿人，所以应该修改为“3亿灵活就业”比较贴切。

2亿和3亿差别很大，后者意味着已经占城镇就业逾四成，从过去被认为就业市场的补充形式，转变为重要支柱。这一变化需要投入的政策资源截然不同，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国家特别加大对灵活就业群体的保障力度。

对话一：

王波明：这个群体有什么社会保障？

张丹丹：通常我们认为正规就业更好，非正规就业或者零工没有保障。但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

他们不像我们朝九晚五固定上班，虽然我们的工作有五险一金等保障，但那是用时间与自由换来的。灵活就业者要的就是灵活和自主管理，所以社保等方面的保障自然会弱一些。反过来，固定工的稳定福利是用时间与自由换来的。所以，不能简单认为灵活就业什么好处都没有。



对话二：

王波明：他们有灵活和自由，但也要挣钱。他们的未来缺乏确定性，可能今天有活过两天就不行了，他们如何持续获取收入？

张丹丹：他们很快会摸清挣钱的门道。这里面有两类人：一类是“极卷”型，属于专业零工，甚至有点企业家精神。他们知道在不同季节、不同地点干什么最赚钱，会在全国各地跑，在不同时间做不同的工作。

比如在“双十一”期间跑物流，九到十月份制造业工价高时就进厂，冬天夏天极端天气外卖单价高时就去跑外卖——他们有一套自己的算法，知道什么时候干什么最挣钱。

另一类就是比较零散、收入较低的零工。零工群体的收入差异很大，有上万的，也有几千甚至几百的，他们有相当大的自由发挥空间，收入情况很不一样。



小镇不认识张丹丹教授，对她本人没有任何意见，只针对她的观点。小镇觉得她有些不接地气了，比如什么叫“他们很快会摸清挣钱的门道”？赚钱这么容易的吗？

还有谈到社会保障，老老实实回复就行了，小镇之前的文章已经介绍了，比如普遍缴纳了城乡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险，少数交了灵活就业保险，部分平台就业还有一些特殊保障，但总体而言，要比传统正规就业差很多，然后可以进一步展开谈谈为什么差、应该怎么办，具体可参考小镇去年谈过的《夹心层的数亿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保障？》。

可张教授实际上避而不谈，甚至顾左右而言他，大谈“灵活性”，这是一种社会保障吗？

社会保障的定义很清晰，指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依法建立，对公民在年老、疾病、失业、工伤、生育等情况下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制度体系。

所谓“灵活性”是国家或政府提供的吗？什么叫“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

对于家财丰厚、不缺吃穿甚至财务自由的人来说，灵活、时间自由当然是福利，马云都说月入两三万、有房有车、有个好家庭的中国人最幸福。但如果没有足够的钱，所谓的“灵活性”就是朝不保夕，是负担不是福利。

试问如果一位大学教授突然所有资产清空，还背上了巨额债务，工作也没了，这时候肯定享受了更多的灵活性，会觉得是福利吗？

没有人说灵活就业没有优势，灵活性确实是一种资源，毕竟“时间是关键的政治权力”，一个人能够掌控多少时间，非常重要。

但注意灵活性或者说自由时间仅仅是一种资源，怎么变现可太不一样了。

比如对小镇来说，凭借过去的经历和积累，灵活性当然是福利，甚至可以说能提前几十年享受退休待遇，可全中国3亿灵活就业劳动者，有多少能达到小镇的水平？就算把标准降低到十分之一，又有多少呢？

显然，对大多数灵活就业者来说，灵活性不是福利，而是一种无奈，谁不想找一费倘定的、提供正规社保的工作呢？

所以，王波明紧随其后强调“他们有灵活和自由，但也要挣钱”，追问“未来缺乏确定性，如何持续获取收入”，就问到点子上了。

小镇对张教授的回答也不满意，比如对灵活就业的分类，怎么就从卷不卷角度分成极卷的专业零工和零散收入较低的零工，这是什么分法？

而且据小镇对收入颇高的自由职业群体的了解，包括独立投资人、上市辅导、设计师、律师、自媒体头部大V、网红主播等等，他们可未必“卷”，工作强度还是可以的，多数挺在意生活与工作的平衡。

而且未必会像张教授说的“会在全国各地跑，在不同时间做不同的工作”，很多人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赛道后，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深耕，怎么可能轻易更换呢，小镇还认识一位在美团跑了10年的外卖骑手。

至于后者的零工，“收入差距很大”这一点确实说对了，这也是当下的核心问题。仅从这次对话来说，小镇觉得张教授需要加强对灵活就业群体的调研，尤其是近年来劳动保障变化很大，也需要加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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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小镇就要从“零工群体的收入差异很大，有上万的，也有几千甚至几百的”这句话展开。

小镇为什么关注外卖骑手，很重要的原因是，当前灵活就业或者说新就业劳动者群体，综合社会保障水平位居前列，甚至可以说是超百万群体中最高的，毕竟不能跟那些高收入的独立设计师、网络大V之类的比。目前灵活就业蓝领群体，收入最高的前三位是月嫂、货车司机、外卖员。

月嫂这个职业一言难尽，供给质量极差，以后看情况再谈；货车司机成本压力太大了，现在对物流时效的要求很高，经常夜间长途奔袭，油车司机还要警惕偷油等问题，所以货车司机的高收入真就是拼命钱。

相比而言，虽然外卖员月均收入比前两位低一些，但性价比反而高一些，毕竟除了租一辆电动自行车和换电支出以外，其他固定投资支出不多，而且相比流水线工作，更符合人性。

目前，有很多女性开始从事外卖工作，对宝妈和久别职场的女性来说，外卖配送已经是一份值得珍惜的公平工作了，不管性别，只看送了多少单。所以女外卖骑手普遍比男性更卷，体现在不挑单价，非常肯吃苦，有的还带着孩子一起送外卖，能够兼顾照看孩子和赚钱养家。从女性就业选择来看，也侧面反映骑手群体综合收入和保障的提升。



8小时工作制来自流水线，就在于人类对单调重复工作的忍受力有极限。但外卖骑手就不一样了，虽然也面临交通安全、少数苛刻商家用户等刁难等问题，但多数情况下，在城市里跑单配送还是有一定趣味的，类似游戏里的跑点，不少网络游戏还搞出来几十环的跑点任务，以此增加用户黏性，小镇当年玩网络游戏的时候对这类任务半爱半愁。

除了极少数卷王，大多数外卖骑手每天忙碌时间段比较集中，除了高峰期，其他时段可以找地方休息。众包骑手因为偏好夜间，所以更抢时间，全职骑手单价固定，时间就更松一些了，不少骑手跑完预期收入就下班了，北京预期线多为300元。

大家应该看到过非高峰时段躺在车子上或者聚在一起刷手机的骑手们，现在很多地方搞了骑手驿站，休息条件就更好了。关键外卖骑手是在自然环境下活动，周围环境一直在变，对身心健康有好处。



当然，小镇要强调一句，前提是要做好劳动保障，还要像美团这样不断调整配送算法，给骑手更多时间自由，当然也得寻求多方利益平衡，考虑竞争的压力，后者就得靠监管部门强推全行业跟进。

由于骑手是与大众接触最多、最普遍的新就业群体，得到了目前政策资源的高度倾斜，基本上是把外卖骑手作为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提升的先锋和标志。而骑手集中在几大平台，也提供了更多的组织性，所以虽然货车司机是稳定外卖骑手数量的几倍，但因为日常跟大众接触太少，而且过于分散，反而关注度不高。

小镇昨天就在留言区回复：现在骑手的社保保障在蓝领中真的已经不错了，大多数新就业群体的劳动保障、工作环境远不如骑手。比如跟大众接触也很普遍的网约车司机，别看有辆车，但想想看坐上车就动辄十来个小时，中间吃饭、喝水、上厕所都是问题，久坐对身体的危害也极大，网约车司机这份工作对身体的损害要大于外卖骑手。

网约车平台之所以在冬季特别重视车内空气清新，也在于很多司机住在车里。

每天虽然看起来毛收入高于外卖骑手，但把车子等相关成本剔除，还真不一定比骑手收入高。只不过按照社会常规，有一辆车，能够向出租车司机对标，似乎更体面些，也就成了部分人群度过艰难期的首选。

至于货车司机的保障就更别说了，基本就是靠自己。当然，收入高的灵活就业者很多也是靠自己，比如律师本质就是灵活就业，在律所挂名，打印用的A4纸都得自己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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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零散散聊了4000多字了，小镇加快节奏，直接说想法。

目前灵活就业已经事实上成了失业的遮羞布。比如张丹丹教授说的“有上万的，也有几千甚至几百的”。

月入几百能叫就业吗？

如果一个就业群体差异如此悬殊，那就不应该笼统概括，灵活就业这个概念在2001年“十五”计划纲要刚提出的时候有进步性，引发全社会对这一新群体的关注，但过去20多年了，应该更进一步，完善定义并细化了。

小镇就说下自己的想法。

小镇觉得“灵活就业”关键是“就业”，就必须能够靠这份工作获得足以维持生计的稳定收入，否则何以称之为“就业”？

灵活就业不能取决于是自雇还是被雇用，应该有一定的门槛。

比如应该规定：稳定收入，注意是稳定收入而不是某个月的收入，必须达到当地社平的60%以上，且持续缴纳社保和医保，可以是城乡居民保险任何一档，这才能算“灵活就业”。

当然60%社平太高了，那就降低，最起码应该稳定收入超过当地最低工资线且持续缴纳社保医保吧？

凡是低于这个标准的，就不要纳入“灵活就业”统计了，可以想一个新的门类。

或者，把目前的“灵活就业”细化，可以分为五类。

A类是高枕无忧的，也就是张丹丹教授说的“极卷型专业零工”，标准是个税年缴税基数大于三倍社平，或频繁大额消费。

B类是月均稳定收入大于当地60%社平收入，且连续缴纳社保医保。

C类是月均收入大于当地最低工资，但低于60%社平，未缴保险或断交超过三个月，这一类就要纳入观察了。

D类是月均收入低于最低工资，且社保医保断缴超过六个月，无大额流水等等，具体标准可以再细化，这一类就必须果断帮扶，正好跟国家低收入群体帮扶政策衔接。

E类则是靠大数据难以分类，需要人工确认分类的。

上述分类，不能压给基层去查，而是要打通不同部门的数据，比如保险、个税、消费以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等等数据，直接进行划分，不确定的再人工核查。

这么做的好处在于，以后就可以堂堂正正的说灵活就业就是就业，只不过是不同于传统被雇用的就业罢了，收入、保障差不多，大家自然不会觉得这是失业的遮羞布。

虽然这么干，短期会导致统计数据很难看，但统计数据体现与否，现实都是那样啊，而统计与现实偏差越大，带来的摩擦和损耗就越大，也导致问题长期被忽略。

分类细化以后，上面提到的AB两类，政府就不用关注了，只要做到定期评估调整就行了，把重心集中在CD两类，尤其是D类，也方便基层直接落实帮扶政策。

说到底，一个3亿人甚至未来会达到4亿人的就业群体，不能再继续沿用一个统一的名称了，太粗糙了，传统就业还强调360行呢。

工作细致了，很多事也就好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