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在彭博，作者是 Grace Shao。

今年 5 月，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毕业典礼上，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 · 施密特因为大力宣扬人工智能带来的 “ 巨大好处 ” 而遭到现场学生嘘声 。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却在报道，国内学生正以很高的热情把人工智能带进课堂 。

这种反差反映出中美之间更深层的分歧，也需要更细致地理解 。

斯坦福大学 《 人工智能指数报告 》 显示，84% 的中国受访者表示对人工智能感到兴奋，在所有受调查国家中比例最高 。 美国只有 38%。 另一项调查显示，只有 32% 的美国人表示信任人工智能，中国这一比例则达到 72%。

这种差距并不是因为中国人看不到人工智能的风险，也不是因为美国人使用人工智能更少 。 真正的不同在于，两国民众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利益能否落到自己身上，以及是否有人能够约束这项技术，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 。

中国消费者同样担心诈骗 、 深度伪造和孩子未来的就业前景 。 美国人每天都在使用人工智能，美国投入人工智能研发的资金也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 。

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过去的技术进步曾一再扩大个人机会，因此，对人工智能的焦虑往往会推动人们更快采用新技术，而不是抵制 。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过去十年的社交媒体 、 虚假信息和科技权力集中却产生了相反效果 。 焦虑带来的不是更快采用，而是要求建立更多约束机制 。

其实不同

美国人与中国人听到的人工智能未来叙事并不一样 。

在硅谷，人工智能支持者对这项技术的信念几乎带有 “ 准宗教色彩 ”。 他们相信，机器很快就会跨越人类能力，并接管几乎所有事情，而第一步就是接管我们的工作 。

这种观点主导着美国关于人工智能的公共讨论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达里奥 · 阿莫代伊警告，人工智能可能让一半初级白领岗位消失 。 埃隆 · 马斯克则设想，未来终有一天 “ 人们将不再需要任何工作 ”。

面对这些预测，美国人开始认真思考一些极端情景，包括人工智能是否可能制造一个 “ 永久性的社会底层 ”。

中国并不是没有类似担忧 。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的马特 · 希恩曾对中国人工智能政策专家进行非正式调查 。 结果显示，就业问题在 2024 年初还只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中排名第六，到 2026 年初已经升至第二 。 武汉居民抗议无人驾驶出租车，就是这种转变的一个标志 。 反对者指责无人出租车 “ 抢了出租车司机的饭碗 ”。

中国政府对公共讨论的控制也更强，这意味着，一些不满声音可能因为网络审查而没有充分呈现 。

尽管如此，在中国，对人工智能的乐观态度，或者至少是接受态度，仍然超过担忧 。

人工智能在中国更多被视为一种实用工具，或者娱乐功能的延伸，部分原因是目前受到直接影响的人口比例仍低于美国 。 美国接近 80% 的劳动者从事服务业，中国约为 46%，另外仍有大约五分之一劳动者从事农业 。 因此，现阶段人工智能对中国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冲击，覆盖范围明显小于美国 。

随着人工智能继续向通用人工智能发展，也就是在大多数能力上超过人类，受到影响的职业数量和类型还会增加 。 但中国社会同时普遍存在另一种判断，也就是新的工作机会仍然会被创造出来 。

通用人工智能仍然是中国人工智能企业追求的重要目标 。 智谱人工智能的唐杰表示，通往通用人工智能就是公司存在的根本目标 。 月之暗面和 DeepSeek 也表达过类似看法 。

不过，即使是中国最相信通用人工智能前景的人，也往往更强调人工智能能够为已经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做什么，包括提高生产率 、 改善用户体验，以及把人们从枯燥重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

布鲁金斯学会的凯尔 · 陈今年 5 月在 《 纽约时报 》 撰文时，把这种心态概括为：中国 “ 吃下了人工智能这颗药，却没有吃下通用人工智能这颗药 ”。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则写道，人工智能将成为生产和生活中的 “ 共生伙伴 ”，同时成为 “ 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

换成更直接的话说，就是人工智能会创造新机会，并让所有人变得更富裕 。

对技术创新的记忆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 人工智能会让自己变得更富裕 ” 听起来并不是遥远的猜测，而是似曾相识的经验 。

过去 20 年的技术进步，确实为大多数中国消费者扩大了获得商品 、 服务和机会的渠道 。 移动支付 、 网络购物 、 低成本快递 、 短视频 、 外卖，以及通过零工经济从农村进入城市工作的机会，都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 。

对许多山区和农村居民来说，商品 、 微型贷款和网络知识真正变得容易获得，是从智能手机普及之后开始的 。

如今，中国大约 80% 的人口已经使用智能手机 。

技术快速发展的时期，恰好也伴随着中国家庭收入持续增长 。2021 年，中国政府宣布全国已经消除绝对贫困 。 无论技术发展与收入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两者在时间上的重迭，都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感觉，也就是技术进步与生活改善是相互关联的 。

当一个社会原本的起点较低时，每一次进步带来的感受都会更明显 。 在中国，由技术带来的繁荣，以及资源获取机会的扩大，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安全感和保障 。

对普通美国人来说，过去 20 年的技术经历却完全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起点本来就不一样 。

美国早已拥有大型零售商店 、 信用卡体系和可靠的邮政服务 。 因此，互联网企业和电子商务的崛起，更像是在物质充裕基础上增加便利，而不是从匮乏走向繁荣的根本性转变 。

优步首席执行官达拉 · 科斯罗萨西曾在播客节目中形容这种变化：“ 神奇的东西变成理所当然，速度快得惊人 。”

过去十年，美国最具代表性的科技新闻很多都带有负面色彩，包括社交媒体伤害青少年 、 全天候配送造成的碳排放代价，以及爱德华 · 斯诺登事件之后公众信任的崩塌 。

这些问题当然并不是美国科技企业独有的，但它们让美国科技公司在本国社会中越来越容易被视为反派，而中国大型科技公司基本没有遭遇同样程度的形象转变 。

相反，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几乎都有某种扶贫项目，并且已经投入数十亿美元响应政府推动的 “ 共同富裕 ”，强调更普遍地分享财富 。

无论这些项目实际效果如何，都强化了一种印象，也就是科技行业最终仍然服从国家 。

中美两国都存在相当严重的贫富差距，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似乎更容易激怒美国人 。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国超级富豪如今更加谨慎，不愿公开炫耀财富 。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财富并不一定能够直接转化成政治权力 。 最终掌握政治影响力的仍然是职业官僚和技术官僚 。 这会直接影响公众如何理解谁在控制人工智能 。

在美国，政府和科技巨头有时看起来像是同一支队伍 。 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旋转门，亿万富豪大量游说政界，风险投资家被任命为白宫 “ 人工智能主管 ”，科技高管资助政治竞选，甚至亲自参选 。

公众越来越觉得没有真正的裁判，因为裁判和球员仿佛共用一个更衣室 。

在中国，权力排序则清楚得多 。

创业者飞得太高，会被按下来 。 平台企业如果强迫商家接受垄断性规则，或者恶劣对待员工，也可能受到处罚 。 政府提出 “ 共同富裕 ” 之后，科技企业很快就会公开表示响应 。

美国人担心，在人工智能威胁自身生计之前，政府不会采取足够行动约束科技巨头 。

在中国，创业者和投资者可能会担心政府政策突然改变 。2020 年代初针对互联网平台垄断行为的大规模整顿，至今仍给市场留下深刻记忆 。 但普通公众通常并不怀疑，政府最终会出手管住科技企业 。

从焦虑走向采用

对技术推动生活改善的记忆，以及对政府不会放任科技行业失控的信任，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社会整体上对人工智能更加乐观 。

但中国拥抱人工智能还有另一个原因 。 在一个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里，焦虑很少会转化为拒绝，反而更容易推动人们加速参与 。

中国甚至有一个专门形容这种状态的词：“ 内卷 ”。

它指的是为了保持原有位置，不得不付出越来越多努力，就像在跑步机上越跑越快，却没有真正向前 。 如今，这个词也被用来形容电动车价格战和外卖平台之间的激烈竞争 。

害怕被落下，往往比害怕变化更强烈 。

学校是最明显的例子 。

杭州 、 北京等城市已经把人工智能课程列为必修内容 。 过去，家长可能把孩子送去学少儿机器人或者参加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如今这些已经不够了，越来越多家长开始把孩子送进人工智能课程 。

DeepSeek 引发轰动之后，教授如何撰写提示词的低价课程几天之内就在淘宝 、 小红书等平台大量出现 。DeepSeek 模型本身也迅速进入手机 、 家电 、 汽车和医院等各种场景 。

这轮人工智能热潮，推动力与其说来自信心，不如说来自害怕错过机会 。

这种由焦虑推动的拥抱，也说明中美社会对人工智能态度的差异，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个更乐观 、 一个更悲观 。

这当然与人们如何看待未来有关，但同时也取决于人们如何记忆过去的技术进步，是否相信监管者能够约束强大的科技企业，以及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普通人能不能想象人工智能真正改善自己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