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多国近年积极推出减税、现金补助及托儿服务等政策，希望扭转持续下滑的出生率。

全球多国近年积极推出减税、现金补助及托儿服务等政策，希望扭转持续下滑的出生率，但即使政府投入大笔资金鼓励生育，许多已开发国家的生育率仍未止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戈尔丁（Claudia Goldin）最新研究指出，对不少高学历女性而言，生育最大的考量未必只是金钱，而是另一半是否会成为“可靠的爸爸”。

《财富杂志》（Fortune）报道，戈尔丁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发表研究论文指出，女性教育程度及经济自主能力提高，确实改变了现代家庭的生育决策，但真正让部分女性却步的，是她们无法确定婚后能否与伴侣公平分担育儿及家务责任。

她将男性区分为可靠的“爸爸”（dads）与令人失望的“不及格爸爸”（duds），后者指的是婚后不愿积极参与育儿、家务，让伴侣独自承担家庭责任的男性。戈尔丁认为，当女性预期自己必须一边维持职涯，一边负责大部分育儿工作时，生育所带来的时间及经济成本可能变得难以接受。

尤其对大学毕业女性而言，生育往往牵涉更复杂的“机会成本”。她们会考量多年教育投入、预期收入，以及成为母亲后可能出现的升迁停滞、减少工时甚至离开职场等后果。因此，伴侣是否愿意主动分担育儿，成为影响生育决定的重要因素。

问题在于，夫妻在真正成为父母之前，很难准确预测未来的家庭分工。即使婚前承诺共同照顾孩子，实际生活中的责任分配仍可能出现变化。因此，部分女性会根据社会观念、身边人的经验及对伴侣的信任程度，评估自己是否愿意承担生育风险。

戈尔丁认为，这种家庭角色的不平衡，也可能解释不同国家出生率下降程度的差异。日本、意大利及希腊等国在经济快速发展、女性教育程度提升的同时，传统家庭分工却没有同步改变，不少女性即使投入全职工作，仍被期待承担主要家务及育儿责任，令部分夫妻对生育更加却步。

相较之下，瑞典、德国及美国等国家的社会及经济变化较为渐进，家庭内的性别角色亦随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而逐步调整。戈尔丁包警告，如果政府政策反而强化“女性负责家庭、男性负责赚钱”的传统模式，可能产生反效果，让女性更不愿意生孩子。

不过，戈尔丁的观点也引发不同意见。美国家庭研究所生育倡议项目主管斯通（Lyman Stone）指出，现代父亲支持女性发展事业的程度已比过去提高，但结婚率及生育率仍持续下降，因此不能简单将性别平等与出生率画上等号。

美国男孩与男性研究所主席里夫斯（Richard Reeves）则认为，不同家庭本来就可能采取不同分工，有些夫妻可能选择由一方专注赚钱、另一方承担更多照护工作，若只以“是否平均分担家务”判断父亲是否可靠，未必全面。

不过，相关研究也显示，男性投入家庭的程度正在增加。里夫斯所在机构研究发现，2019年至2024年间，美国大学毕业父亲每周投入家务及育儿的时间平均增加4.4小时，部分甚至牺牲有薪工作时间。虽然母亲承担的无薪工作仍较多，但两性差距已缩小约四分之一。

与此同时，高昂房价、生活成本及职涯压力仍是年轻世代面对的现实。财富传承虽可能为部分家庭提供经济支持，但相关研究认为，单靠金钱补助未必足以提高生育意愿。对不少高学历夫妻而言，真正影响“要不要生”的关键，可能不只是政府能提供多少补贴，而是他们能否相信，在孩子出生后，家庭责任会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