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梗”还是网暴，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讨论

7月28日下午两点，北京38℃。

抖音办公区一间200平米左右的培训室里，近20个人围坐在桌子旁，仰头观看投屏上播放的短片——一位正在尝试转型的中年歌手，他的舞台片段被无缝剪进一位更年轻的偶像的表演里。音效戏谑，节奏滑稽。在网上，这样的视频能换来满屏的“笑死”。

可这个房间里没有人笑。包括旁听席在内，50个人皱着眉头把它看完。安静时，现场只剩键盘敲击声，和圆珠笔划在纸张上的沙沙声。冷饮杯上凝着水珠，没人有空拿起喝上一口。

每个人桌上有一个手牌，一面是勾，一面是叉，讨论到具体处，要举起来表态。几个小时里，没有人中途离场。

这是场“看片会”，原本属于抖音网暴治理团队的内部机制。从去年冬天开始，每周一次，二十多个人围着投屏，争论同一件事：某句话，算不算网络暴力。起草规则的、写代码的、做法务的、负责一线研判的坐在一起，背景不同，意见也常不一致。

这一天，它第一次把门打开。请进来的有法学教授、评论员、精神卫生机构的专家、抑郁症治疗中心的医生、刚开完网暴庭审的律师，还有一位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被网暴一次的创作者。接下来的一个下午，一屋子最懂这个问题的人，要回答一道题：一句没有脏字的玩梗，怎么就成了网暴？

这道题没有标准答案。把它摆上桌面的人，过去三年，每天都在作答。

01

这条线，划在哪里

案例短片放完，房间里沉默了几秒。

这部“丝滑转场”短片的后续，很多人在网上看过。歌手团队发布声明，称有人有组织地传播抹黑内容，要追责。声明没能挡住饱击，反而招来新一轮嘲讽，“玩不起”“格局小”“玻璃心”，刷了屏。

主持人把两个问题投到屏幕上：批评从公众人物的职业表现转向身体特征、外貌和私密生活，公众人物还要承担同等强度的容忍义务吗？当事人主动发声自称遭受网暴，平台的尺度要不要因此变一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怀胜第一个发言。他把公众人物的容忍义务拆开来看：对职业表现的批评，比如“你舞跳得不好”，一般不需要干涉。审美偏好的表达，比如“我觉得难看”，管不管，要看具体语境。到了挖苦讽刺、人身攻击、下流侮辱，就不能再放任，要重点清理。

他提到此前一起名誉权案，判决书写下：公众人物的容忍有限度，言论一旦脱离基本事实、恶意人身攻击，说话的人就要担责。底线就两条——人格尊严，和对非公共属性的攻击。

主持人追问：“玩不起”呢，算网暴吗？

分层听起来清晰。可落到具体的评论上，现场的分歧立刻出现了。有人觉得是正常讨论，有人觉得是隐蔽攻击。

“单条的评论，非常不好判断。”李怀胜拿起话筒，停顿片刻。网络暴力本身体现为规模化的言论，针对某一条具体言论，还是要回归传统的法律框架。“你说这个言论好听吗？肯定不好听。你说一定过火吧，放在艺人和公众人物框架下，好像又得听着受着。”

抖音集团内容运营负责人李翔宇在开场时就坦陈，一句话该不该管，没人有100%的把握。三四年前，平台办过一次沟通会，请了一批自认为被网暴过的创作者到场。每个人讲完自己的经历，现场其他人都对“那算不算网暴”没有共识。有人觉得自己被网暴了，别人觉得，那只是调侃。

“平台在做所谓‘裁判’的时候，也不知道该下多重的手。”李翔宇说。

类似的难题，网暴治理团队内部也争论过多次。抖音网暴治理运营郝哲记得一个案例。一个女孩发视频记录生活，衣服上的吊牌忘了摘，评论区很快刷满了“是不是快7天了”“赶紧退货吧”等留言。一两条这样的话，放在很多场合都只是调侃。可几百条指向同一个人，再配上没完没了的私信，算什么呢？

直到当事人自己删评论，出来说“请大家不要再骂了”，团队才确认，伤害已经发生。

最后，大家发现问题出在“单条”上。只看一句话，很难判断。一件事是不是网暴，要看那些话指向谁，给那个人造成了什么，又有多少句。

2026年3月23日，抖音发布新版《抖音网络暴力治理规范》，把网暴拆成三个要素：指向特定自然人的指向性，对身心健康造成较严重危害的危害性，呈现大量、重复或持续特征的规模化。三要素叠加，才算一个网暴事件。每一个事件，都要基于事实、证据和语境，个案评估。

团队里负责起草新规的张程，先把看得见的现象一条条归类，原则是相互独立、尽量穷尽。但归类总有漏网的：这条规则冲突了，那个人群被忽视了，只能不断迭代。

包括李怀胜在内，这次请进房间的多位专家，都是“常客”。此前新规征求专家意见，他们一起参与过评审。

定稿前那半年多，书面评审发给了15位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有些人的意见存在冲突。

比如三要素里的“危害性”。最初的表述是“心理压力”，有学者说，压力也可能来自一个人接受的正常社会评价。改成“心理伤害”，范围明确了些。最后定为“身心健康”，把精神层面的问题、现实中的危害，都装了进去。

“新规背后有一张密密麻麻的表。”张程说。新规草案的每一句话，都有不同学者的不同意见。

现场专家还想发言，主持人只能提示笑着提示时间。

会场里冷气十足，但气氛开始升温。

02

在伤害发生之前

明星的声明没能护住当事人，新一波恶评涌进评论区，伤害再次叠加。郝哲一直惦记着这件事的时机。讨论中段，他抓住一个间隙，把问题抛给对面那位心理健康专家：等伤害产生了影响，再去做动作，肯定晚了。介入的时机，怎么把控？

“就跟治未病一样，得提前判断出来。”她说。这个案例里，当事人第二次发声之前，就是介入的时机。

要治未病，就得先识别出潜在病人。可认出他们，正变得越来越难。郝哲在会上提到了网暴形态的变化：这几年，暴力蔓延进各种小圈层，非热点事件下也有人被网暴。网友越来越知道什么能发、什么不能发，明显的谩骂变成阴阳怪气的隐蔽攻击。

识别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内容太多。在抖音，每天几亿人产生互动，靠人来找谁可能会受到伤害，不可能实现。

团队把这件事交给了AI。研讨会更早些时候，投屏上出现过另一张图。上面是两个AI Agent：一个是识别模型，每天从几亿用户和行为信号里，过滤出高概率被网暴的人；一个是研判模型，依托大模型做精确判定，长上下文，多模态。一个人被网暴时，相关的视频、弹幕、评论、搜索词、表情包，可以一股脑交给它。

理论上，想找出潜在网暴受害者，最直接的方法是让大模型把全平台每个用户都过一遍。但这没有可行性。大模型跑得慢，前一个任务没完成，后一个就积压着，受害者等不起。

团队的算法工程师林南的解法是让一个反应快、但脑子相对“小”的轻量级模型先上场。它的任务不是理解每一句话，而是快速捕捉异常信号。如果用户突然收到大量评论、频繁删除自己的评论、主页被搜索，或者被人反复@，这些细微的变化都会像红灯一样亮起。

只是，网暴治理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数学题。林南算过一笔账，假设一万个用户里只有一个是真受害者，模型对剩下的9999个人哪怕只判错百分之一，就有99个人被错卷进来。

林南想出了一个“用AI校准AI”的办法。他设计了一个AI Agent，充当全天候的“复盘员”。那些被误判的案例，它会翻出来追问：小模型到底在哪一环看走了眼？是不是某个特征的权重放得太高了？发现规律就反哺回去，调整小模型下一轮的判断标准。

一遍遍循环下来，系统特征的精度逐渐往上爬。以前只有几十个有效行为特征，AI Agent自动开展了上百次试验，将“刻画”网暴行为的特征增加到298个，“翻了五倍。”

过去，治理永远滞后于网友造的新词、新梗。今年二季度开始，基于少量攻击样本，大模型能推演出接下来还可能衍生什么攻击词，提前干预。

郝哲在会上说，每一次“看片会”交锋出来的观点，都可能为规则更新提供灵感，也会成为模型校准判断的参考。

机器效率高，但最后的处置决策仍需要人来做。

03

深夜里的呼救

投屏暗下去，又亮起来。第二条短片的主角，是个普通女人，并非公众人物。

她在直播间做心理咨询，文化程度不高，对网络也不熟练。三年前，她劝女人要“安分守己”，浓重的乡音让这四个字被听岔成另一句话，“女人要iPhone手机。”这句话成了那两年最流行的网络梗之一。

从此，模仿、二创、表情包铺满全网。有人专门去她的直播间，问“17岁男生为什么还没有来月经”，制造新的笑料，再切片传播。

2023年，她发了一条视频，呼吁大家停止玩梗。这条视频至今置顶在她的主页上。但越认真表态，越被当成新素材消费。她不敢出门，怕被拍到，再被做成新的素材。

主持人把问题投上屏幕：如何区分网络亚文化表达和网暴？网暴的定性，必须以主观恶意为前提吗？

“当事人明确表达受到伤害，我会建议平台资源投入更多一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说，“以前我们看到的大量悲剧，都是事后没有办法弥补的。”

一位前一天刚参加一起网暴庭审的律师接过话筒，她是原告的代理人，被告发帖极尽贬损，两小时10万点赞，末尾写着“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庭上，被告辩称这是玩梗。

“我当时回应他，这个梗有没有伤害到我的当事人，你说了不算。要站在被害人的角度，看到底有没有受到伤害。”

最后，法官归纳了四点：为什么发，发了什么，造成什么结果，价值导向是什么。

会议室安静了一瞬。

在抖音网暴治理团队，判断一个潜在网暴受害者的真实处境，不全靠本人开口，还要看当事人的行为。

最“重”的信号，往往藏在举报描述里。举报有固定的分类选项，但团队更在意用户自己敲上去的那段话。有人在那里写：“我真的受不了了，因为看到这个，我没有办法去上学，已经没有办法睡觉，我甚至已经有轻生的念头了。”

有时，时间也是种信号。郝哲说，白天举报，说明当事人情绪还好。但如果一个人在凌晨三四点，还在一条条举报，那就说明当事人可能正在经历失眠、焦虑，甚至更危险的事情。

研讨会现场的医生们接过了话题。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贺海燕说，网暴的伤害有三个特征：长期，海量，不间断，会构成“慢性网络心理创伤”。第一波是应激反应，失眠、持续焦虑、自我价值崩塌。当事人发声维权之后，新一波人涌进来，二次叠加的创伤会加重无助感，拉长创伤周期。

北京一家精神专科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的医生，管着一个80多人的病房。她说，这类心因性疾病大多有诱发因素，也就是创伤。她接诊过一个未成年患者，曾在抖音上搜索一些关键字眼，触发预警，平台联动公安上门，与家长沟通，及时把人保护了下来。“这一系列的闭环管理，为我们医疗系统提供了支持。”

定性还没有结论，保护却不能等。据抖音网暴当事人保护团队负责人介绍，专门负责与网暴受害者建联、安抚。截至目前，已主动建联1000多位。短片里那位被玩梗三年的博主，他们第一时间建联，给建议，收集诉求。一位被造黄谣的豪车女销售一度想过自杀，他们跟进维权，清理恶评和谣言。她在采访中说，抖音是唯一一个主动向她伸出援手的平台。

04

代码里的分寸

第三条短片，从一起车位纠纷开始。

一名女干部长期占用邻居的产权车位，多次沟通未果。视频在网上扩散，从停车纠纷，扩散到她的提拔速度、家庭背景和裙带关系。“95后副处”的起底帖到处转，再往后，辱骂、开盒、造黄谣都来了。

监督公权力，有天然的正义性，但落到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言论上，灰色地带却大得惊人。

主持人问：事实真相不明时，哪些言行属于合理监督，哪些属于越界伤害？公职人员理应承受社会监督，平台的保护力度，应不应该和素人一样？最后，他放出几张当事人的梗图，“这些图，要不要纳入网暴治理？”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资深评论员曹林先讲了自己的一次犹豫。他就这起事件写评论，标题改了三次。第一次写下“女干部”，推送前觉得不对，这事跟性别有多大关系？改成了她的单位。又觉得这个写法本身就在把她的身份往公权力上引。最后定稿的标题里，只剩事件本身。

“边界是最难的问题。”他引用一句著名的判词：“一个人的脏话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抒情诗。”又说，讨论网暴时人都很理性，但那是后视镜视角，身处其中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理性的。

话音刚落，坐在对面的另一位传播学者魏武挥开口：“我和他的观点，恐怕大部分都不一样。”

他认为，针对公职人员的所谓“攻击”与官方信息披露不足有关，这件事里网民的怀疑有合理之处：她的提拔速度，她事发当天的行踪，没有说清楚，很多重要信息都讳莫如深，就不得不让人怀疑。

那些脏话，他当然同意重点清理。至于质疑和梗图，“我的看法是大放绿灯——这是你应该承受的代价。”

不等主持人开口，曹林就拿起话筒，语速加快：“那可能是一个滑坡。”对梗图，他的判断标准是代入当事人。假如我是她，看到这些图是什么感受？她已经发声明说受到伤害了。“我一直倡导一个原则：爱具体的人，而不是爱抽象的人。网暴恰恰是爱抽象的人，把矛头指向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人。”

两人隔着桌子又交锋了几轮，谁也说服不了谁。主持人几次想推进议程，都被新的发言打断。

房间里的气氛热了起来，有人摇头，有人低头速记。直到掌声响起来，主持人才找到空隙，再次提醒大家注意时间。

手该下多重。这个问题，平台内部也吵过，吵得比这个房间更凶。

新版规范里有一条：涉及公共利益的议题，应接受合理的社会监督，尊重他人的合理表达。

郝哲记得，写下这条的时候，他和张程，“手是最抖的。”在内部，文档的评论里，这条的讨论量远超其他条款。有人担心监督被滥用，第一次内部评审，没有得出结论。但外部学者看了，反而出奇一致地认可。

条款最终留了下来。

另一场争论，推翻的是一张名单。新规最初的草稿按职业列了一长串需要特殊保护的人群：医生、教师、飞行员、高铁驾驶员等。每增加一个，都能找到理由。直到一位外部学者提出问题：除了法律明确规定最优先保护的未成年人，其他人之间，保护难道不该是公平的吗？

最后，名单只保留三类人：未成年人、残障人士、老年人。

大家意识到，平台的手，首先得管住自己。郝哲打过一个比方：网暴有点像大街上，一群人围攻一个人。平台不能做的是，“你老被人围攻，我先把你拉到一个地方与外界隔绝起来”，那侵犯了用户的自由。平台能做的，是把马路稍微拦一下，让车辆少经过，疏导交通。

这道分寸也写在代码里。一键防护开关只有用户自己能按下，没有任何人可以帮用户选择。

只有一种例外，未成年人判断力不足，情况严重时，可以前置开启。曾在一个未成年人的评论区，有大量类似的留言：“XX省XX市的XX小朋友，你是不是在哪个学校几班？我来找你。”信息打了码，身份证号只剩个位，手机号也有星号。可它意味着，施暴者里很可能有人已经拿到了全部信息。在团队的评级里，这种事件会被定为最高级别。

处置的另一头，针对的是施暴者。每天与网暴打交道，郝哲发现，网暴别人的人，往往不觉得自己做错了，而是觉得自己在“替天行道”。

平台对施暴者的警示是梯度化的。最轻的是站内信。再升一级，是警方录制的普法视频或录音电话，很多人接到一半就挂了。再往上才是处罚，限制评论或者发文，30天内有同类处置，就是累犯。

最严重的累犯，账号主页会挂出红字公示：该用户因违反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被处罚，也会被限制评论。处罚之后，只有不到7%的施暴者，七天内会再出现类似的恶劣行为。

这多少回应了曹林随后的建议，“让惩罚看得见。”

研讨会接近尾声时，贺海燕分享一个出圈的理论，“治鱼先治塘”。把抑郁的孩子从“池塘”里捞出来，放进医院治一个月，再放回去，原来的环境还会感染他。所以要治理的，是整个池塘。

这句话被主持人写进了总结。他形容整个下午像听了一场辩论赛，意见针锋相对，但目标是一致的。共识有两个，网暴的治理和判定，确实非常难；没有一刀切、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办法。分歧也有，主观恶意与受者的主体感受，究竟以哪个为标准？

从新规征求意见，到案例“看片会”第一次开门，把不同方面的声音请进来，是这个团队一直在试的办法。

会散了。桌上的冷饮见了底，杯壁上的水珠早就干了。三三两两站在走廊里，还在继续争论。这间200平米的培训室空下来，投屏暗了。

平台上，新的梗还会一茬一茬长出来。下周，同一个办公区的某个房间还会亮起投屏，二十多个人围着一条新的评论，接着讨论。

这道题依旧没有标准答案。但作答的人，正在变多：评审过新规的学者，坐进房间的医生、律师、教授和评论员，还有每一个把话发出去前，愿意多想一秒的人。

作答的人，每天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