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上神来一笔，战场上不堪一击

公元318年，四月，建康，就是今天的南京。

四十三岁的琅琊王司马睿穿上龙袍，准备正式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

改朝换代，开国称帝，这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司马睿拉起了大臣王导的手，要这位臣子和自己一起坐在皇位上，接受百官朝贺。

这算是把王导吓坏了，他连忙推辞，说如果皇帝跟我平起平坐，那天下的百姓谁来管理？您得高高在上，我们才能仰望您，追随您啊。

也许王导认为这是司马睿对他的试探，但是否司马睿这一刻的确是真心如此呢？

因为，没有王导，就没有司马睿的今天。

和司马睿的谨小慎微不同，王导有着超乎常人的政治嗅觉，他目光长远，很早就看明白了西晋必将覆灭的趋势，他意识到，如果能带着一位有司马氏血统的领袖南下，再争取到这些南方豪族的支持，就足以在江南建立一个新政权。

司马睿是王导的好友，又是一个恭俭谦退之人，没有比他更好的选择了。

就这样，两个人带着家眷和他们的追随者，渡过长江，来到了这片他们要经营一生的土地。

《资治通鉴》卷八十八：晋元帝初镇建康吴人不附士庶莫有至者。

江东本来是三国时期东吴的地盘，当地有顾，朱，张，贺诸多大族，他们在这里经营数百年，根基深厚，而在西晋灭吴之后，这些南方士族均被打压，被冷落，他们心里是不满的，现在一个在北方都算不上顶尖人物的琅琊王，带着一群北方的“难民”跑到这里来，大家凭什么尊敬你，又怎么会对你俯首帖耳呢？

所以，司马睿到建康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一个南方士族主动登门拜访，场面一度非常尴尬，后来还是王导出马，造势，示好，给出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才让司马睿逐渐站稳脚跟。

当然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给利益，王导推行的基本政策，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简单来说，就是不折腾，不试图改变江南固有的秩序，也不侵害南方士族的经济利益，尽量尊重他们的自治权，北来的士族可以担任高官，你南方本地的，也享有同等的机会，这就是侨吴合流，侨就是北方来的，吴就代表了本地。

就这样，一个以北方侨姓士族为骨干，联合南方吴姓士族的江左政权，初步建立，后世称之为东晋。

永嘉之乱的爆发让中原大地沦为战场，匈奴，羯胡的军队四处烧杀掳掠，为了活命，数以百万计的北人背井离乡，像王导和司马睿一样，踏上了南迁之路。

这是一场持续了百年，规模空前的移民大潮，光是永嘉年间，南迁的人口就达到了五十万以上，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北方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这样的高门大族，他们带着成百上千的部曲，佃客南逃，当然更多的还是身无分文的底层百姓，扶老携幼，风餐露宿。

士族也认可了，人口也有了，无论是否顺天应命，司马睿还是成为了开国皇帝。

但即位之后，司马睿很快发现，自己的人生信念和理想目标，和好友王导发生了分歧，而且是很大的分歧。

王导讲究无为而治，政权刚建立，内外形势都不稳定，上上之策就是什么都不做，让社会自然而然的恢复元气，因为王导明白，东晋的政权基础不是皇权，而是南北士族之间互相牵制的一种利益平衡，如果平衡被打破了，东晋就有变乱的风险，王导晚年时曾说：

《山谷外集诗注》卷一：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

现在的人都议论我，说我稀里糊涂，不明事理，但后世之人一定会怀念我，会追思我的这份糊涂。

作为一个臣子，自然追求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境界，但对司马睿来说，东晋的建立，并非他本人的雄才大略，而是一群在北方已经待不下去的士族流亡到此，他们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才共同推举了自己做皇帝，王导就像是粘合剂一样，把宛如一盘散沙的南北士族捏合在了一起，至于他本人，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偶像，真正支撑起这个政权的，是以琅琊王氏为首的门阀士族，司马睿的天下是他贷款来的，作为代价，他必须拱手让出绝大部分的权力作为利息。

与士族共天下的模式要维持下去，需要一个微妙的平衡，皇帝要安于做吉祥物，而门阀满足于掌握实权不图虚名，但任何一个皇帝，尤其是开国皇帝，哪怕再弱势，他也有天然的想要扩张皇权的冲动。

弱，对普通人来说似乎无可厚非，你弱，我弱，大家弱，大家都是平凡人，是普通人，又怎么样？但对皇帝来说，弱本身就是一种持续的，近乎于无孔不入的羞辱，弱不像强，强大可以给人安享权力的快感，而弱是我能不能执行这个命令，他会不会听我的，大臣是不是瞧不起我，这是一种无穷无尽的琐碎折磨。

司马睿的不适感，是囚徒对铁窗的本能冲动，他反感的不是具体的王导或者是别人，而是共天下这个制度。

为了制衡，为了破除共天下，司马睿提拔了很多亲信，还释放了不少的奴隶，然后用这些奴隶组成了属于自己的军队，

皇帝的名义是要重用有才干的人，要培养能打仗的兵，目的是北伐，但大家都知道，皇帝其实是为了防范王敦。

王敦是王导的堂兄，同为琅琊王氏中的佼佼者，他坐镇荆州上游，势力很大，且不说后来王敦真的造反了，就是不造反，司马睿对王敦的恐惧也绝非空穴来风。

东晋的版图，在长江流域呈现出一种上游压制下游的态势。

当时的荆州很大，约等于现在的湖南湖北，地处长江上游，从荆州顺流而下，几天时间就能到建康，谁控制荆州，谁就掌握了悬在建康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王敦当时就在荆州，手握重兵还不算，更糟糕的是，荆州在当时属于东晋抵抗北方政权的第一线，这意味着朝廷非但不能粗暴的削弱荆州兵权，还极度依赖它来防守。

皇帝的行为让王敦十分不安，也十分愤怒，在王敦看来，皇帝名义上是北伐，实际上就是提防自己，要对自己形成军事包围，自己是开国功臣，绝不接受皇帝的事后清算，于是王敦直接带兵打进了建康城，元帝没办法，只能被迫任命王敦为宰相，不久后忧愤而死。

这场被称为王敦之乱的战争不是皇帝和奸臣的对决，而是一个合伙企业的两方，资本方和经营方在分配问题上闹了矛盾，司马睿想要把王与马共天下改造成正常的君主制度，而王敦则想要把士族暂时的权力变成长期世袭的权力，双方都能诉诸于某种合理性，但决定胜负的终究还是暴力。

王敦有称帝之心，叛乱时，司马王室六军溃败，元帝的太子司马绍想要效仿当年魏帝曹髦，亲登战车，和王敦决一死战，后被劝阻这才作罢，之后，司马绍成为了东晋的第二位皇帝，即晋明帝。

三国时，司马懿装病诓骗曹爽，王敦则打着清君侧的旗号顺流而下，曹爽束手就擒，导致曹魏皇权崩塌，而此时建康被攻破，元帝同样沦为傀儡，当年司马氏对曹魏皇族那种“政由己出，祭则寡人”的羞辱，如今又落到了自己的后代身上。

不过王敦终究是一个武夫，他能够推翻元帝绞杀士族的政策，但难以建立属于自己的秩序，因为其他士族，包括王导在内，他们都不接受王敦取代司马氏，王导是琅琊王氏的灵魂人物，但他从始至终选择的都是道天法统，他的政治资本就建立在居中协调的身份上，一旦堂兄篡位，他这个仲父就无处可放，无地自容了。

太宁二年，明帝在一众大臣的支持下击溃了王敦的军队，结束了这场动乱。

寰宇廓清，奸邪扫除，这固然是好事儿，但王敦之乱让东晋皇帝更无立锥之地，所有人都看清了一个现实，那就是司马氏手中没有足以自保的军队，而司马氏的皇帝中，但凡有任何一次收拢权力，摆脱士族的尝试，这种尝试都有可能转化为下一次王敦之乱，即进逼建康的内战。

明帝有一位很信任的大臣，叫温峤，一次明帝问他，晋室得以一统天下的原因，温峤还没等回答，王导说，温峤太过年轻，并不清楚往事。

晋明帝司马绍（(299年―325年)

于是王导从宣帝司马懿创业开始，一直讲到武帝开国，其中又着重讲了文帝司马昭当年杀害魏帝曹髦的事情。

明帝听完之后十分触动，他是：

《世说新语》：覆面着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如果事实真的像您说的那样，晋朝的国祚又怎么会绵长呢？

东晋与士族共天下的格局，根子上正是因为司马氏得位不正，他们不敢谈忠义，忠孝，任何美好的品德他们都无从谈起，他们只能靠和世家大族共治来换取支持，当一个政权的合法性从建立开始就千疮百孔时，拥兵自重者自然有样学样。

王导没有回答明帝，或许他也无需回答，答案早就写在宣帝的诈病，文帝的成济，武帝的羊车之中了，开国的原罪像一道诅咒，而现在，不过是咒语刚刚生效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