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钰涵算了一下，今年夏天她在各大招聘平台上投出去的简历，大概有两百多份。

她就读于厦门一所大学传媒学院，现在正进入求职季，大三下学期开始找实习机会。字节跳动、各大互联网公司的品牌市场摆位，招聘要求里几乎都会提到AI，“希望候选人能跟上AI行业发展的节奏，至少深度使用过一款AI产品”。

她投了，很多聊了几句就没了后续。“那段时间感觉自己就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

后来通过老师转介和学长的帮忙，才找到一份在上海的暑期实习。入职之后，从前辈口中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降本增效”。学长告诉她，现在尤其是大公司，基本都在大规模裁减员工，更别说实习生，因为AI可以替代掉很多实习生的工作。

黄钰涵的遭遇是中国年轻人严峻就业形式的缩影。2026届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270万人，同比增加48万，连续第11年增长，再创历史新高。加上往届未就业和海归回流，全年求职大军超过1500万。

当历史上最大的一届毕业生群体走出校门时，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正在扩张的就业市场，而是一个正在被AI重新定义的就业市场。

雇主端的决策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沈凯玲对BBC中文表示，AI与以往的技术进步有一点非常不同：它对应届生刚进入职场前一到三年的经验积累阶段冲击较大。

“传统上，资历更深的员工会通过和新人协作来共同完成任务，同时也承担着培养新人的角色。但随着AI的应用，初级岗位的劳动力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刚进入职场的应届生来说，这一点很不利。”

作为雇主的庞国强（Chris Pang）验证了上述判断，他是一家国际贸易服务商GenPark的创办人兼CEO，他的企业利用AI工具做海外市场行销。

他的团队分布在上海、香港和新加坡。去年在香港招收了5位实习生，负责运营相关工作，表现不错。

但今年初，新一代以“龙虾”为代表的AI智能体（agent）工具大行其道。庞国强的公司也快速铺开AI agent工具。

今年夏天，他突然发现，不需要实习生了。

“从成本和效率的角度看，AI agent已经可以覆盖掉很多原本需要人工完成的运营工作。”庞国强说。对一个小团队来说，实习生承担的工作非常基础，时间也短，而招应届毕业生的磨合成本较高，效率上也会受影响。除非未来要拓展新的业务线，否则不再考虑招刚毕业的年轻人。

但他通过几家大型招聘平台，依然收到几千份简历，他“几乎没看”，只计划招聘一名在新加坡的业务负责人，通过猎头搞定即可。



2026 年 7 月 2 日北京大学毕业典礼

冲击不均匀

沈凯玲副教授指出，AI取代的往往是教育水平相对较高、“非固定流程认知性任务”的岗位。这类工作在传统劳动力市场里的回报，通常高于体力劳动等其他类型工作。所以这一轮AI浪潮，特别冲击“接受高等教育应该有更好回报”的这种预期。

刚毕业的黄钰涵从事新媒体运营，她说撰写周报、月报这类基础堡作，本质上是数据整理和归纳，“AI完全可以做，只要你把要求说得足够详细就行”，至于更有创意的品牌文案，AI只要大量学习品牌过去的调性和风格，就能写出很不错、甚至可能比人写得更好的文案。她认为自己的岗位未来“完全有可能被AI替代”。

但AI的冲击并不是均匀的。

同一个毕业季，不同领域的人才有截然不同的体感。对于一些研究性工作，AI的替代性没那么明显。

29岁的高同学今年从新加坡国立大学药学院博士毕业，已入职中国内地一家药物研发企业。在整个求职面试过程中，他没有太多机会用到AI。

“AI可以帮你看一些市场信息，给出建议和指导，但这些终究还是比较表面的东西。”

他工作的核心，是要处理理论和实验之间的落差，实操性强，强调实验的效果和产出。他说这恰恰是AI帮不上忙的地方，他周围的同事也对AI态度消极，既没积极应用，也不太看好。



7 月 28 日，中国江苏省扬州市举办了一个人才夜市，连夜进行人才招聘

AI在取代谁？

做医药研究的高同学，相比广告领域的黄钰涵更不容易被取代。这是行业问题，还是跟性别有关？

黄钰涵被问到性别和AI替代的关系时，她的直觉是“男女差不多”。她不觉得女生更容易被替代，理由是理科男生写代码一样被AI替代，计算机方向男生偏多，AI同样能自主生成代码。

数据给出的却是另一种答案。

2026年3月5日，Anthropic发布了一份关于AI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报告。报告提出了一种新的衡量指标——“实际暴露度”（Observed Exposure），直接利用Claude的真实使用数据来衡量各职业受AI影响的程度。报告结合美国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暴露度群体的劳动者画像。

结果显示，高暴露度前25%群体中，女性占比约54.4%，显著高于零暴露群体的38.8%，差距达15.5至16个百分点。研究生学历占比17.4%，是零暴露群体4.5%的近四倍。

报告指出，这一发现与传统认知形成鲜明对比：以往的自动化或全球化冲击通常最先影响低学历、从事常规体力劳动的劳动者，但这次AI冲击的“锋线”恰恰对准了受过高等教育、收入相对较高的白领群体。

反而是快递员、外卖员这些体力劳动岗位，吸纳了大量学历较低的男性就业群体。

悉尼大学商学院教授克林顿·福睿（Clinton Free）对此解读认为，过去十年间进入专业服务行业的女性大学毕业生数量已超过男性，这使女性在这波AI浪潮中的暴露度显著提高。

换言之，不是AI“针对”女性，而是女性集中的行业恰好是AI渗透最快的领域。

沈凯玲没有直接反驳报告的结论，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切入：现在的职场很大程度上是为男性设计的，工业社会最初的职位设计、工作时间安排，都是围绕男性展开的，女性进入这样的工作环境后，制度层面并没有为她们做出太多调整。

而AI广泛应用之后，她希望，长期来看，女性能够藉此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在就业和创业领域贡献出自己独特的能力。



在扬州的人才夜市上，一位求职在填表

阵痛与机会

在AI的冲击下，学生们也各有选择。

沈凯玲观察发现，一种明显的两极分化：一端有强烈的动机想回到安全、舒适、传统的保护状态里，比如回到体制内；另一端则显得比较兴奋，想要尝试、想要突破。这两个群体比较明显地浮现出来。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新技术的冲击下，依然有大量失落的、毕业即失业的人口。中国国家统计局显示的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在排除了在校生之后，落在14%到19%之间。

沈凯玲补充，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和北美、欧洲有所不同。中国劳动力市场在非正式就业方面相对更灵活，工资的“刚性”相对较弱，也就是工资可以向下浮动调整。这一点很关键，因为当工资不能向下调整时，一旦就业出现问题，往往更难通过市场自身去解决。

“应届生起薪相对往年可能有所下降，但这个看起来负面的现象，某种程度上其实也缓解了就业难的问题。”

作为雇主的庞国强，虽然减少了雇用年轻人，但他认为未来依然有很多机会等着他们。他的判断是，过去很多经验需要几年的工作积累，但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借助AI快速获得接近资深员工的生产力，关键在于他们需要从执行者转变为问题解决者。真正有竞争力的人，是那些能把AI、行业知识和创造力结合起来的人。

沈凯玲的视野放得更加长远——人应该成为“human being”而非“human doing”。她说在AI的影响下，还想回到十年、二十年前那种朝九晚五、像螺丝钉一样在办公室里重复做同样白领工作状态，既没有必要，也不该是这一代年轻人未来职场生涯的样子。

“未来，不是日复一日重复做事的‘工具人’，而是能体现自己审美和独特性的‘活生生的人’。人越能真正体现出自己的审美、价值观和独特性，未来在这个经济社会里，可能反而会因此获得更多的经济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