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代末年天灾频繁 惨绝人寰的“丁戊奇荒”

朝代末年天灾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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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末年各种天灾频繁不断，周而复始，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清代光绪在位时是慈禧太后专权的时代，也是清王朝走向衰亡的年代。在清代频繁的旱灾中，最大、最具毁灭性的一次，要数光绪初年的华北大旱灾。

这次大旱灾时间长、范围大、后果特别严重。从1876年到1879年，大旱灾持续了整整四年；受灾地区有山西、河南、陕西、直隶(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大旱灾不仅使农产绝收，田园荒芜，而且“饿殍载途，白骨盈野”，饿死的人竟达一千万以上!由于这次大旱灾以1877年、1878年为主，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人们称之为“丁戊奇荒”；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

这场大旱灾是光绪元年(1875年)拉开序幕的。这一年，北方各省大部分地区先后出现干旱的迹象，京师和直隶地区在仲春时节便显示了灾情。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与此同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都在这年秋后相继出现严重旱情。

光绪二年(1876年)，旱情加重，受灾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以直隶、山东、河南为主要灾区，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广袤旱区。

京师及直隶地区，因旱情加重，全省收成减半。旱灾引发蝗灾，从天津以北各地，蝗虫遮天蔽日，把垦坍的残存庄稼吞食精光。到夏秋之间，又因阴雨连绵，大清河、滹沱河、潴龙河、南运河、漳河、卫河同时氾滥，致使遭受了旱、蝗之灾的土地又被水淹。这一年，直隶省遭受水、旱、风、雹的地区达63个州县。

河南省的灾情和直隶相近，从春到夏，旱情日重。尤其是黄河以北的彰德、怀庆、卫辉三府，灾情更为严峻。入夏以后，旱情稍有缓解，但彰德、卫辉和光州等地又遭水灾，田地被淹。不过，就全省情况而言．仍以旱为主。全省农业歉收，减产一半左右。因此，“乏食贫民，所在多有”，仅开封一地，靠赈灾粥厂就食的灾民即达7万余人。

这一年，山东省全年皆旱。除章丘等小部地区有一段时间略遭水灾外，绝大部分地区均遭旱灾，全省收成不到三分。《山东通志》称该年全省“大旱．民饥”。据《申报》报道，由于旱灾，山东各地灾民纷纷逃荒、闹荒或祈雨。但祈雨无济于事，各处“饥黎鬻妻卖子流离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状”(1876年12月11日《申报》)。

旱灾向南为虐，祸及苏北和皖北。苏北各地这一年开春到年底，一直末下透雨，海州(连云港)、棉田等地大片大片的农田减产或绝牧。旱灾引发了蝗灾，禾苗被吞噬一空。旱蝗交迫之下，灾民“逃亡饿死者不计其数”。一些灾民甚至“饥则掠人食”，致使“旅行者往往失踪，相戒裹足”。苏北的社会秧序，因严酷的旱灾而变得动荡不安。为了活命．饥民纷纷渡江南下，由苏南的地方官员和土绅收容的流民竟达九万余人。

皖北的旱情与苏北相似，入夏之后，持续干旱，许多地方连禾苗也末能栽插。后虽下过一些雨，但“又复连日烈日”，连补种的庄稼也大多枯死；当年全省收成减半，有的地方颗粒无收。于是，成群结队的饥民汇成了四出逃荒的人流。

这一年，北方的陕西、山西、辽宁等省也遭受到旱灾的威胁。陕西全年干旱，夏秋歉收，冬春多数地方无法种植。山西因旱灾严重，秋禾收成歉薄，介休、平遥等县几乎颗粒无收。奉天的义州(辽宁义县)因大旱无雨，饥户多达十万，广大农民在饥饿中痛苦地挣扎着。

经过近两年的大旱之后，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灾情在丁丑年(1877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尤其是山西省旱荒空前，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议中说灾区“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奇灾，古所未见”(《曾忠襄公奏议》卷8)。毁灭性的旱灾，使山西农村长时间大面积的减产与绝收。连续两年的饥荒，使愈来愈多的灾民推向死亡的边缘。饥饿难当的灾民为了苟廷一息之残喘，或“取小石子磨粉，和面为食”，或“掘观音白泥以充饥”，结果“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归于尽。”(1877年6月30日《申报》)。

随着旱情的发展，可食之物的罄尽，“人食人”的惨剧发生了。大旱的第三年(1877年)冬天，重灾区山西，到处都有人食人现象。吃人肉、卖人肉者，比比皆是。有活人吃死人肉的，还有将老人或孩子活杀吃的……。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

河南的灾情与山西相似，经过连续两年的大旱，富饶的中州平原已化为千里赤地。当年的《申报》刊登消息，说河南全省“歉收者50余州县，全荒者28州县”。但是，奉旨帮办河南赈务的刑部左侍郎袁保恒抵豫则宣布，全省报灾者87个州县，饥民五六百万。

旱灾的阴影同时还笼罩着陕西全省，同州府员的大荔、朝邑、邰阳(合田)、澄城、韩城、白水及附近各县，灾情极重极惨。走投无路的饥民铤而走险，聚众枪粮，有的甚至“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1877年10月3日《申报》)。

甘肃东部、四川北部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南江县志》对川北的旱灾有翔实的记载：“丁丑岁，川之北亦旱，而巴(中)、南(江)、通(江)三州县尤甚……赤地数百里，禾苗焚稿，颗粒乏登，米价腾涌，日甚一日，而贫民遂有乏食之惨矣：蔬糠既竭，继以草木，面麻根、蕨根、棕梧、批把诸树皮掘剥殆尽……登高四望，比户萧条，炊烟断缕，鸡犬绝声。服鸠投环、堕岩赴涧轻视其身者日闻于野。父弃其于，兄弃其弟，夫弃其妻，号哭于路途…。是冬及次年春，或举家悄毙．成人相残食，殣殍不下数万。”

这一年，包括京师在内的直隶和鲁西北地区以及江苏、安徽的部分地区，依然有较严重的旱灾。以直隶县为例，仅河间一府就有二百余万灾民。灾荒之年，社会动荡，许多灾民为死里求生而铤而走险。在武强县，有灾民组成的“砍刀会”，霸州、通州等地方也多有灾民组织武装进行抢粮斗争。

到1878年初，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持续干旱，山西省自春至夏旱情未得缓解；到6月间有过短暂的雨水期，之后又连续大旱，一直延续到次年七月。不过从整个灾区来看，旱情开始减轻，陕西、山东、河南、直隶等省旱情都趋于缓解。但是，经过连续三年的特大旱灾，老百姓对于天灾的承受能力已近乎极限，因旱灾带来的各种人间惨剧，并未因旱情的缓解而相应地减少，反而更多更严重了。在山西越来越多的村庄和家庭毁灭于天灾之中。在河南，侥幸活下来的饥民大多奄奄一息，“既无可食之肉，又无割人之力”，一些气息犹存的灾民，倒地之后即为饿犬残食。

在直隶河间府，一些壮年饥民竟在领受赈济的动作中倒死在地上。这一年的春夏之交，一场大面积瘟疫向灾区袭来。河南省几乎十人九病，陕西省“灾后继以疫疠，道殣相望；山西省百姓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

进入光绪五年(1879年)，尽管山西省仍然大旱如故，但在东起直鲁、西迄陕甘的广阔土地上，毕竟已降下甘霖，干涸的河床里重新荡漾起清波，龟裂的土地开始滋润，并重新泛起了绿意。旱灾已进入尾声，苦难的岁月就要结束。可是，正当死里逃生的人们准备重建家园之时，一场新的灾难骤然而至，这就是7月1日发生在甘肃武都的震级达8级的大地震。在地震中受到破坏或受到影响的地区，大部分在旱灾区域之内。

瘟疫和地震，把“丁戊奇荒”推向惨绝人寰的境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876年到1878年，仅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北方五省遭受旱灾的州县共955个。而整个灾区受到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居民人数，估计在一亿六千万到二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一千万人左右；从重灾区逃亡在外的灾民不少于二千万人(参见李文梅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

清代末年这场特大旱灾，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劫难!当年清朝官员提起这场旱灾，称其为有清一代“二百三十余年末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说这是古所仅见的“大奇灾”。回顾这场天灾，仍不免使人毛骨悚然。然而，对于这场天灾的记叙，除了哀叹，更需要深思：是什么原因，最终导致这场奇灾大祸?

资料来源：《三千年天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