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地震废墟上出生的婴儿，50岁了

202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50周年。

半个世纪前的凌晨，一场7.8级地震，仅用了23秒，将这座运营百年的工业老城顷刻摧毁。官方核定的数狙酞：共造成242769人死亡，164851人重伤，7000多户家庭全家震亡，3817人落下终身截瘫残疾。

50年过后，宏大的灾难叙事已沉降为亲历者生命中细碎、具体且无法磨灭的痕迹。

这个夏天，我们寻访了幸存者高俊山与徐茹茹。彼时，徐茹茹是一名身患先兆子痫、临近产期的孕妇。在整座城市陷入瘫痪与死寂的时刻，这对夫妇完成了一次跨越千里的、关于生命诞生的奔袭。

50年后，年近八旬的高俊山依然记得1976年夏天的许多细节。

地震发生前一晚，他没有回家。这个临时的决定，让他躲过了几小时后的浩劫。

那年他29岁，住在赵各庄，隶属于现在的唐山市古冶区。他在铁路通信系统工作，负责天津到秦皇岛段的通信电缆改造工程。徐茹茹则在唐山仪表厂工作。怀孕7个多月时，她被诊断出先兆子痫，高血压达到200，因此提前住进了当地的林西三院待产，预产期就在8月初。

因为妻子临近生产，高俊山每天白天在汉沽工作，晚上再赶回家。

7月27日，单位通知晚上集中学习。课程结束时已经很晚，同事劝高俊山，“别折腾了，明天再回吧。”后者听劝，留下了。

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地震发生了，高俊山被晃动惊醒，迅速从屋里跑到院子里。眼前的景象已经变了——两层楼旁边那根高高的烟囱整个掉了下来，围墙全部倒塌，地面不停晃动。

大家站在院子里，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听见有人喊：“地震了。”

汉沽震感强烈，但除了围墙倒塌、烟囱坠落，房屋大多还立着。

高俊山是铁路通信人员，职业本能让他立刻想到线路。他和同事抓起摇把电话，接到终端柱上，分别向天津和唐山两个方向呼叫。天津方向很快接通，对方说影响不大，只是部分房屋倒塌，烟囱和围墙损坏。高俊山想着，唐山应该也差不多，可唐山方向的线路一直不通。

终于，铁路西各庄通信工区的一位同事因为带着电话出来，接通了。电话那头的几个字让高俊山不寒而栗，“全平了。”之后信号断了，再也拨不通。

高俊山一下慌了。他只剩一个念头：回唐山。

没有哭声的城市

单位有辆“三马子”，是辆汽油机动三轮车，后面带棚子，在那个年代算得上“高档车”。高俊山和其他三个同事挤上去，往唐山方向开。

刚出汉沽，路就不对了，地震留下的痕迹越来越重。到了唐山芦台一带，路面翻浆，黑色的泥水咕嘟咕嘟地翻着泡，不停往外冒。大块砖石和瓦砾横在路上。车开得很慢，一路走走停停。经过一处铁路战备通信点，几个人进去想打电话，但房子已经倒了，空无一人，电话依旧不通。

到了下午三四点，“三马子”终于开不动了。

道路完全被废墟掩埋，高俊山和同事只能改为步行。到处都是尸体，越往里走，尸体越多，有些被草席裹着，有些就横在路边，还有压在废墟下的。有人跪在瓦砾边上，双手扒着砖，可厚重的墙板横在上面，徒手根本扒不开。

整座城市几乎听不到哭声。

50年后，高俊山对这一点印象最深。“人都顾不上哭了。”他说，能救人的在救人，救不了的，就待在那里。后来有人问他，当时害怕不。他想了很久，说不上来。那时候脑子是蒙的，顾不上害怕，也顾不上悲伤，他只有一个念头——先去看看妻子是死是活。

地上布满砖头、瓦块、倒下的木头和墙体，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几个人一路“蹦着走”。高俊山走到唐山南站，这个当时唐山最大的客运火车站，震后也平了。他站在废墟上，看见熟悉的铁路老工房没了。同行的一位同事，家就在火车站附近的宿舍里，一家人全部遇难。

高俊山又去了唐山电务段的废墟。电务段的党委书记曾经很照顾他，楼塌了，书记埋在里面。高俊山在周围转了转，用手扒拉了几下，扒不动。他知道人在里面，但救不了。

唐山南站附近的铁路招待所、铁路俱乐部也塌成一片。地震前，那里负责接待演出或会议，住了不少从天津来的人，他赶到时，也成了废墟。

震后第二天的唐山胜利路小山商业街。常青 摄

徐茹茹还生死未卜，他不敢久留。无论人是生是死，他得找到她。他和一位同事合计，找两辆自行车，从唐山南站往古冶方向骑，大概五六十里路。

天慢慢黑下来，路难骑。骑到开平一带，又遇上一次很大的余震。两个人把自行车往地上一撂，趴在地上，等剧烈的晃动过去，爬起来，继续往前骑。

彻底天黑时，他们到了古冶区的电务段机关。机关楼三层塌了，二层还在。车站里停着一列小运转通勤车。房子不敢住，又没别的地方住，许多人就躲进车厢里。高俊山也在车里待了一夜。

第二天，天蒙蒙亮，高俊山骑上车，赶往林西三院。只有几里路，平时骑车不过十几分钟，但如今路断了，要绕开坍塌的房屋和散落的砖石。林西一带也全平了。医院附近到处是人和尸体，从衣着看，很多人穿着白大褂，还有遇难的孕妇。高俊山在医院周围一圈圈地转，活人死人挨个看。

转了很久，终于在一个临时搭起的棚子里找到了徐茹茹。

“她挺着大肚子坐在那里，整个人像傻了一样。”高俊山这样记得。此时徐茹茹已经在外面待了一天一夜。后来两人回忆重逢的那一刻，没有抱头痛哭，甚至没说太多话。

高俊山盯着她看了几秒，“你还活着呢？”徐茹茹“嗯”了一声，眼泪掉下来。他又问：“饿不饿？”她说：“饿。”他把身上带的干巴巴的小饼递给她。

地震发生时徐茹茹正在睡觉，住院部夜里锁着门，医生和护士几乎全冲了出来。新楼只塌了一角，旁边的老楼已瞬间夷为废墟。她住在新楼一层，被医生和护士搀着跑了出来，来到医院外临时搭起的棚子里。其间，她只吃了一块别人从小卖部翻出来的点心，饿得厉害。她不知道丈夫在哪，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把孩子生下来。看到高俊山的那一刻，她才安心了，意识到亲人来了。

震后第二天，高俊山回过一趟他俩在赵各庄的家。房子全塌了，结婚时置办的大衣柜被砸变形，炕洞上方那块厚厚的脚手板整个压下来，直接砸进炕洞里。

他后来一边比画一边说：“如果那天我回家在这儿睡觉，都砸死了。”

逃难

找到徐茹茹后，高俊山并没有松一口气。

他先是骑车赶回父母家中。房子塌了，好在他们都活着。当年赵各庄多是“人字形”屋顶的砖瓦房，屋顶塌下来后两边墙体形成一个斜角，是个保护。

更棘手的是妻子。她马上要生了。唐山所有医院几乎都瘫痪了，药品、病房、接生设备都无法保障，大量伤员只能在露天打着手电接受救治，很多人被向外转移。她患有妊娠高血压，胎位也不正，原本就可能难产，如今更是危险。

回家时，他从废墟里只翻出一床棉被、一件旧雨衣，“跟逃难的一样”。

可是往哪儿逃？

幸运的是，高俊山是铁路职工，消息比一般人灵通。听说有抢险轨道车从山海关开到古冶——这是一种汽车改装的小型轨道车，专门跑铁路抢险。抢险人员问他走不走，他没犹豫，立马扶着徐茹茹上了车。

只要能离开唐山，就还有希望。

抢险轨道车往北开，到了滦县附近。因为一座铁路桥受损过不去，车折返，两人只能中途下来。

四周是旷野，没有村庄，也没有人烟。徐茹茹穿着住院时的白裤子、白上衣的病号服，脚上踩着拖鞋，挺着九个月的肚子，已经走不动了。

高俊山让她在原地等，自己走了一里多路到滦县车站，找来一辆没人认领的自行车，折返回去，把她扶上车，一路推着走。

走到了滦县一个镇，他遇见铁路上的老同事贾师傅。贾家房子没倒，夫妻俩把他们迎进屋，做了一碗西红柿鸡蛋面。高俊山说他这辈子忘不了那碗面。

吃过饭，大家又开始替徐茹茹想办法。有人提出找接生婆，可是到处都乱了，哪里能找到人。

这时抢险轨道车又回来了——抢险的人把线路打通了，又折返滦县。高俊山决定带着徐茹茹再次上车，越过受损路段，继续往北。

驶离滦县后，沿线情况渐渐好转，信号灯亮了，房屋倒塌少了。但到了秦皇岛，广播里反复提醒海啸预警。秦皇岛靠海，余震不断，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高俊山不敢停，决定继续前往山海关。

震后的唐山东矿区。常青 摄

7月29日夜里，他们到达山海关站，在站台上过了一夜。次日清晨，一列开往东北的绿皮火车驶进站台，他们挤了上去。

车厢里人挤人，两人坐在放行李的地上，灰头土脸。幸运再次降临，一位乘车的铁路干部听说了他们的遭遇，立刻帮他们联系了锦州铁路医院检查，说是确认胎儿情况后，再继续赶路。

锦州医院的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于是两人又挤上开往沈阳的火车。高俊山在沈阳有亲戚，至少生产后，能有人照应。

从唐山到沈阳的三天，两人几乎没合过眼。“都没想过睡觉。”高俊山说。

7月30日深夜，火车终于抵达沈阳。走出车站时，全国几乎都知道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夫妻俩衣衫凌乱、满身尘土，像是难民。刚走出车站，就被周围的人围住，问唐山的情况。

高俊山告诉他们，“全平了”。

很快，铁路军代表把他们接到沈阳铁路总医院。这是夫妻俩逃离唐山后，第一个安心落脚的地方。

回唐山抢险

把徐茹茹安顿好后，高俊山没有留在沈阳等孩子出生。两天后他便决定回唐山，因为铁路抢险已经开始。

地震后，铁路是救灾物资、伤员转运和外部消息进入唐山的重要通道。电务段负责通信。线路不通，列车调度和救援指挥都受影响，因此恢复通信和运输是当务之急。

那时沈阳到唐山的客车没开，普通货车也不拉人，他就跟着抢险列车回到了唐山。

地震把铁路通信线路全部震断，铁路两侧的木电杆东倒西歪，有的从中间折断，有的整根拔起，电线缠成一团，压在铁轨和废墟之间。没有吊车，没有重型机械，抢修全靠人力。“都是人拉、人扛、人拽。”高俊山说，倒下来的木电线杆，就靠人们在腰上缠着绳子，一点一点拉起来。线路放好后，人把脚扣绑在鞋上，爬上去接电线，把断掉的电话线一根根重新绑牢。

彼时是三伏天，太阳晒下来，杆子滚烫，人在上面一待就是半天。到了晚上，大家就在铁路边找个地方坐下吃饭。一人一个馒头，配着豆腐乳，吃完继续干。高俊山说，那几年粮食紧张，馒头都是粗细粮掺着，能吃饱就不错了。晚上就睡在油毡的帐篷里。

当时人们吃饭是件很难的事，有人家里还剩一点粮食，就从废墟里扒出来。除此之外，低空运输机把装着烙饼、馒头、压缩饼干等物资的大袋子投向学校操场、空地。有时袋子摔下来已经散开，烙饼滚到水沟里，脏了，发霉了，人们捡起来处理一下继续吃。

没有自来水，就喝大坑里的积水。水舀上来先自然沉淀，把泥沙沉下去，烧开了喝。一两个月后，高俊山听说古冶一个村庄那边有口深井，大伙都去那儿挑水。

电也没有，到了晚上四周一片漆黑。风从四面灌进来，没有地方洗澡洗脸。

唐山像一台突然停下来的机器，但又一点一点重新转了起来。

2026年6月7日，一名游客在唐山抗震纪念碑前驻足拍照。東昇 摄

震后抢险工作开始没几天，铁路就通车了，通信恢复了，煤矿重新出煤，钢厂重新出钢，大部分人都回到工作岗位。很多没受伤的人震后第二天就开始上班。高俊山觉得，那时候的人，不会渲染自己的坚持，“没人觉得自己在奉献，都是分内的工作。”

抢修结束后，单位要给参加抢险的人发奖金，一人五块钱。1976年的五块钱不是小数目，可没什么人领。“那时候的人都能吃苦，没什么怨言，也没人计较干得多或干得少。”高俊山说。

学校和空地大多成了临时安置点。抢险之外，家家户户在搭简易房，最初就是木棍插进地里，围上油毡，顶上再铺一层油毡，就算一个家了。

9月开学时，不少孩子已经开始在油毡棚里上课，坐着小板凳，把书包放在腿上写字。

震后数天内，铁路通信就成为了最早恢复联系的系统之一。铁路电话一通，高俊山每天都想办法往沈阳的医院打个电话。两人说不了几句话，更多的是简单报平安。

8月13日，沈阳铁路医院打来电话：女儿出生了。

几十年穿着衣服睡觉

直到九月底，铁路运输基本恢复后，高俊山才请假去沈阳，接回了妻子和女儿。

后来沈阳铁路系统的报刊写过一篇报道，题目叫《唐山飞来的小震英》。高俊山和徐茹茹没见过那张报纸，但清晰记得医院里的人很照顾他们，沈阳人特别热情。

由于徐茹茹高血压，医生不让她喂奶，用牛奶和奶粉喂孩子。她什么都不用管，只负责养身体。孩子一天天胖起来，徐茹茹的浮肿也一点点消了。她说自己刚到沈阳那会儿肿得“都不像人样了”，快出院时终于恢复了些精神，甚至有人夸她挺“俊”。

出院那天，医生、护士给孩子买了小衣服、小垫子、毛巾被，还凑钱送了条毛毯。后来夫妻俩才知道，是护士长发起的。大家工资都不高，每人拿出几块钱，给这个从震区来到沈阳的孩子添置了第一批东西。徐茹茹一直记得，在医院那段时间，孩子每天穿着不同的小衣服，干干净净，被护士来回抱着在走廊里照看，照顾得特别好。

同一时间，还有不少从唐山转运至此的伤员陆续出院。医院组织他们坐大客车驶过沈阳市中心的广场。中央立着毛主席像，车绕着广场转了几圈。

回唐山的火车，和两个月前逃生时是同一条线路。

10月初，徐茹茹抱着刚满月的女儿回到“新家”——一间五平方米的简易房，一条炕占了大半，三口人挤在里面。没有婴儿床，夫妻俩把吃饭的小方桌翻过来，当成孩子睡觉的地方。晚上靠铁路上的蓄电池灯照明，屋顶上偶尔有老鼠踩着油毡跑来跑去，咚咚响。

但徐茹茹无比满足，“当时就觉得，咋这么好啊。”在沈阳时她一直想家。无论医院照顾得多好，心里想的还是唐山的家，“总觉得人还是该回自己的地方，不能总在别人那儿待着。”

1979年5月，高俊山和徐茹茹在唐山市古冶区的红卫工房。

地震把两人新婚时置办的东西全毁了。高俊山后来回到废墟里，只翻出来一本存折，里面大约存着三四百块钱——当时他一个月工资39.8元，这笔钱攒了很久。

徐茹茹两个多月的产假一结束，就立刻回单位上班，把孩子交给了奶奶。当时的尿布是破布改的，用脏了就到大坑边洗洗，晾干了接着用。冬天来了，简易房里很冷，夜里烧着煤炉，墙壁也常结着冰霜。早晨一说话，哈出的气很快就凝在墙上。

“没觉得苦。”高俊山说，当时大家都一样，没有多少人因为地震离开唐山。

但有些痕迹还是留下了。

地震时徐茹茹看见太多人来不及穿衣服就遇难了，赤裸着身体躺在路边。从那以后，无论冬夏，徐茹茹晚上睡觉都要穿戴整齐，“万一哪天夜里再震，至少穿着衣服，体面一点。”

最初的简易房，他们只住了一年多。后来，铁路统一盖起了一批条件更好的简易房，墙是芦苇席抹泥，南北都有窗户，还搭起了一条炕。虽然没有厕所，晚上还得用尿盆，但在当时已是奢侈。

再往后的几十年中，他们又搬了很多次家，从简易房到铁路宿舍，再到单元楼、商品房，房子一次比一次宽敞。女儿长大、工作、生子、退休，他们始终没有离开唐山。

女儿退休后，带着他们四处旅行。夫妻俩平时还喜欢跳舞、剪辑旅行的短视频。快80岁了，高俊山甩鞭子时力气还很大。

对他们而言，很多东西会慢慢翻新，但这段记忆不会。

徐茹茹至今收藏着一块地震时戴着的瑞士手表，半个世纪过去，表带换过，表针依然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