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学名家特利介绍新书《愤怒与共和国》

7月21日，出庭律师、法学教授、专栏作家和媒体法律分析师乔纳森·特利（Jonathan Turley）受邀到尼克松图书馆，介绍他的新书《愤怒与共和国》，书中回顾了美国历史，并谈到如何维护宪法所确立的政府体制。

今年2月在亚马逊网站上架、获得5星评价的《愤怒与共和国：美国革命未竟的故事》（Rage and the Republic: The Unfinished Story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新书，让乔纳森·特利才刚离开里根图书馆，便上尼克松图书馆演讲，之后还将去福特图书馆和卡特图书馆。他说：“写这样一本书的乐趣之一就是有机会到总统图书馆演讲。”

作为律师，特利代理过各种客户：总统弹劾案、国会议员、法官、总检察长、名人、记者、吹哨人、抗议者、被指控从事间谍或恐怖活动的人以及51区工作人员（附近多UFO事件）等。他被《华盛顿邮报》誉为“法律分析界的泰斗”，他还是历史上100位最著名的法学教授之一以及在公共政策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特利称当下为“愤怒的时代”，因为有很多愤怒的情绪正在撕裂国家，诸如左翼主张的开放边境、改变体制和修改宪法。他指出，历史中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即是民众愤怒的明证，而“愤怒”是一种奇妙的东西，能让人说出或做出平时不会说、不会做的事情。

展望未来，特利认为：“我们（美国）不仅能在21世纪生存，更能蓬勃发展，因为拥有最灵活、能应变的体制；而失败的唯一可能是改变了这个体制。”

托马斯·潘恩和两场帮命

特利说，书的前半部分探讨了美国革命如何爆发以及如何结束。大多数“革命”（revolution）的结局并不美好，但当时的制宪者想摆脱历史的桎梏，既将革命视为一种决裂，也将其视为新国家的诞生。《独立宣言》恍如启蒙运动的一个文献，其核心理念是人们的权利并非政府所给，而是源于神，即“人人生而平等，并被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因写作《常识》（Common Sense）一书被认为是点燃美国独立战争导火索的人。他深知如何动员民众投身革命，成就了革命中的那股激愤力量；而被誉为“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则用理性的逻辑将革命引向建立共和国的轨道。《独立宣言》定义了美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的身份，去制订《宪法》以实现在宣言中许下的承诺。

潘恩出生英国，父亲是做束身衣的，本该子承父业，但他不喜欢。在看到“死亡船长”（Captain Death）号召身强力壮的男子加入“恐怖号”（The Terrible）去冒险的广告，潘恩觉得比做束身衣强，但父亲赶去说服他下了船。“恐怖号”碰到了法国护卫舰“复仇号”（Vengeance），激烈战斗后，160名船员中有147人丧生，幸好潘恩下了船。

在看到另一则广告后，潘恩真的上船当了掠夺者：海盗，那艘船参加了约6场和8艘法国船的战斗。尽管他到手的财物不到总价值的1%，但对潘恩来说已是巨款，他用这些钱去读了大学课程，而他接触到的启蒙思想便扎根于脑海。

潘恩很快又陷入贫困，然后他竟当上了英王征收茶叶税的税务官，但做得很糟糕，三次被免职，因他称“上船去检查”但实际没去；他创办的每一家公司都以破产告终，两段婚姻也都是悲剧，他在伦敦再次变得一贫如洗。

然后，潘恩遇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认为潘恩是一个才华横溢、值得提携的年轻人，给他支付了去殖民地的旅费，并嘱咐儿子给他安排工作，此时是《独立宣言》发表前两年。潘恩在美国的气候中找到了某种“令人愉悦的特质”，并认为这是一个可以重获新生、追求属于自己“天命”的地方。

特利说，潘恩的好友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女儿曾写道，潘恩本该在《常识》出版后就立刻离世，因他是一个很难让别人喜欢的人。

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 Fayette）作为法国军官志愿加入大陆军并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又称美国革命（1765–1789年），之后，潘恩和他又在法国大革命（1789-1799）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不会说法语，潘恩被选为法国国民议会的成员。拉法耶特则参与起草了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巴士底监狱被攻占后，他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试图在革命中寻找一条温和的道路。

当激进的雅各宾派（Jacobin）的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和马拉（Marat）掌权时，数千人命丧断头台，先是贵族，接着是神职人员，随后是“革命队伍”中自相残杀。拉法耶特为躲避追捕，逃亡奥地利，被军队监禁了5年。

潘恩和七个相识的朋友住在巴黎郊外，朋友们一个个被带走，连旅馆老板也被带走处决，潘恩独自留在空荡荡的旅馆里，直到敲门声再次来临，他带着刚写完的书《人的权利》（The Rights of Man）被带走。这场“革命”吞噬着自己的儿女。

潘恩和三个比利时人被关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他们尽可能照顾他，并说服看守员打开牢门透气。当时卢森堡监狱有个规矩：每晚会在牢门上写下一个数字，代表第二天将被带走处决的人数。他们门上被写了个“4”，但当行刑队来时，那个粉笔写的数字“4”在门内，所以4个人侥幸逃过一劫。

潘恩不怎么赞同麦迪逊的“辅助性防范措施”，比如两院制或各种权力制衡机制，他主张更直接的行动。但在目睹了陷入自我毁灭疯狂的法国大革命后，他意识到麦迪逊是对的。

未竟的事业

该书后半部分是展望未来，探讨共和国能否延续下去。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维护这个共和国是我们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本书副标题是“美国革命未竟的故事”，特利说，如果因为我们存在了250年，就认为还能再存在250年，这是危险的自负；每一代人都必须守护好由无数人牺牲生命所建立并传承下来的东西。

如今出现了一群自称是“新雅各宾派”的人。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DSA）发表纲领，呼吁废除美国参议院，这正是法国雅各宾派当年追求的；该纲领还呼吁废除最高法院和直选总统，这也是雅各宾派想要的。

在美国250周年之际，甚至有哈佛教授和伯克利大学的法学院长声称美国宪法已然失败。那位教授列出所有激进的变革，并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实施这些变革，民主党将永远不会失去权力；但要做到一点，还必须掌握最高法院。特利叹道：不出所料，他们呼吁要扩充高院。

放眼21世纪，我们能否在社会主义的兴起中生存下来？特利谈到纽约市长，他沿用英法社会主义者的措辞，而那些尝试过的社会主义政府已垮台，经济随之崩溃。英国当时就不得不求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而如今的英国首相声称要重回老路。

有位欧盟成员问：“您对美国充满信心，那么欧盟呢？”特利说，他不认为欧盟能幸存下去，“因为你们亲手摧毁了成功的根基和制度”；跨国政府、现行模式难以应对压力，而德国亦无法像过去那样为欧盟提供资金，所以欧盟体系终将崩溃；而一旦崩溃，随之而来的是暴政。

特利说，美国失败的唯一可能是改变现行的体制。美国社会主义者组织和其盟友想要一个没有资本主义的世界，且几乎所有民主党领袖似乎都在质疑资本主义。

今年不仅是《独立宣言》发表250周年，也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250周年；它在欧洲未引起轰动，但在美国大受欢迎。开国元勋们坚信，唯有公民在经济上获得自由，真正的自由才能实现。

特利说，自由市场经济对美国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容忍一个完全依靠政府供养的群体，也不能指望全民的基本收入都靠政府来补贴。要让政府能有效运作，美国公民必须保持独立于政府的状态。

由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爆炸式发展，我们正面临着全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失业潮，有些工作注定一去不复返了，出租车司机可能会减少，放射科医生也会减少，而当新的工作岗位出现时，年轻人会抢占先机。特利说，我们是一个不惧怕创新的国家，应顺应潮流，但是一些国会议员正试图补贴那些衰退的行业，这根本行不通。

他谈到《星际飞船》 （Starship）中的一位酒保盖南（Guinan），她身后放着一台能复制任何鸡尾酒的“复制机”（replicator），但人们只让盖南调酒。所以，到底有多少属于“盖南”式的工作，这类工作就是未来的就业机会。

那么究竟什么是美国？当时人们彼此之间互不相识，与土地没有真正的渊源，没有森严的阶级结构，也没有既定的社会体制。潘恩曾写道，我们有能力让世界重获新生。富兰克林在制宪会议上凝视着那把齐彭代尔风格（Chippendale）的椅子，琢磨椅背顶部的浮雕，他说，那是旭日。有些人可能以为是落日，特利乐观的说：“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升起的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