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国安警前日搜查田园书屋、留下书舍两间独立书店，以“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名拘捕五人。据报道，涉案“煽动书籍”包括由台湾卫城出版、记者冯哲芸着的《唯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被捕者当中有位身穿“我是书店店员”T恤的女子，双手反铐被押上警车，她昂首阔步的画面在社交平台广泛流传，在台湾引起极大回响。

昨天赖清德在脸书发文回应事件，强调“每一间独立书店，都是守护思想的重要所在”。由台湾独立书店组成的“友善书业供给合作社”也发帖声援香港书业工作者，指出“书店不应因为选书与卖书而承受刑事威胁”，并提醒台湾社会，“今日拥有的出版与阅读自由，需要透过法律制度、书业实践与公众参与持续维护”。

台湾社会的反应，相信中共统战部已看在眼里。通过这次针对独立书店的大抓捕，香港国安警表面上是超额完成本月KPI，可以沾沾自喜交功课。然而只要具备一点中共干部常挂在嘴边的“大局战略思维”，便知道邓炳强“立大功”的代价，就是激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非议、煽动台湾人憎恨“一国两制”，从而破坏习近平团结中华民族的计划、粉碎他“和平统一”两岸的美梦。

邓炳强昨回应事件，表现之拙劣、言词之愚蠢，也跟他的官职及薪酬不相称。被问到政府是否会公布“禁书名单”，邓居然回答说，政府不会公布相关名单，因为有人会把书名改掉，然后声称自己贩卖的书不在黑名单内，让当局难以执法，“那是便宜那些犯罪的人（那等于便宜了犯罪分子）”。

邓炳强这样讲，我马上想到两大问题。其一，他似乎像某些网上笑话那样，在讽刺中共把“卢比奥”这名字放在制裁名单上，却大开国门欢迎“鲁比奥”。其二，根据邓炳强这套神逻辑，香港警方为什么公布通缉犯的名字？难道不担心他们改名让通缉令无效么？保安局局长这番谬论，非但无法服众，更是贻笑大方。

一本书是不是同一本书，从来不是靠书名辨认，而是靠内容、作者、出版社、版本，还有最重要的ISBN（国际标准书号）。特区政府如果真想列出哪些书不能卖，可以直接公布ISBN。拒绝公布的原因，大家当然心知肚明——一旦公开名单，公众就可以讨论、可以质疑；没有名单、没有ISBN、没有客观标准，风险就完全由书商承担，他们由于害怕踩红线（或看不见的红外线），就会提心吊胆地自我审查，或干脆结束营业，一了百了。

像这次狙膛涉及“煽动”的书《唯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我昨天就找来一本看了。煽动？其实都是关于中国现况的常识而已。对港人来说，这本书其实没多少很新颖的内容。大陆维权律师的困境、少数民族的苦况、“锁链女”的悲剧……昔日港媒时有报道（现在上网仍可看到）；最后几章谈及林荣基、反修例运动，香港读者更是耳熟能详。若连这种内容也算“煽动”，邓炳强应该做的不是拘捕书店店员，而是直接封锁网络。

据台湾媒体报道，《唯红花绽放》全赖香港国安警的“推介”，在台湾马上一纸风行，不但登上博客来中文书即时榜冠军、金石堂即时榜第二名，诚品更一度售罄。网民留言说，“当香港书店店员因贩售某本书被抓，台湾人的反应就是把它买上畅销榜第一”、“本来不认识这本书的人，现在全都认识了”。

希望中共统战部留意一下，这个急于立功而不惜破坏国家战略大局的邓炳强，以及其上司李家超，最近到底做了什么好事。胡乱指控小书店“煽动”，非但违背中共国务院“香港维护国安实践白皮书”中的“反对泛化安全”方针，更直接挑起台湾人的情绪，名副其实煽动他们憎恨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团结台湾人民的梦想，就这样被目光如豆的特区政府一脚践碎。如果这样也无需向有关官员问罪，习近平的威信就荡然无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