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持续遇冷，影院时代会走向终局吗？

“电影会不会消亡”的话题，在近些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被提起，比如2024年短剧市场辨模超过电影票房时、2025年单月票房创10年（除疫情期外）新低时、2026年AI大举迭代时。

从市场来看，春节档之后，电影票房普遍下降、相关话题讨论度减少、上映新片数量不足、演员公开喊话求职，除《给阿嬷的情书》外，无一片破10亿。而作为全年第二大档期的暑期档，目前也并未随着气温的升高而热闹起来。

从行业上游来看，AI的降本增效与战略布局成为风口，传统电影的市场空间似乎越来越小，儒意、博纳等电影公司纷纷将目光投向AI，积极探索AI在电影制作各个环节的应用。

市场面临的困局叠加AI浪潮的汹涌，让传统电影无论是当下的一时光景，还是未来作为一门成熟艺术的前景，都充满未知数，“传统电影下行”愈发成为行业共识。新戏少、角色少，观众也不再轻易为某个导演、某个演员、某份宣传物料买单。AI开启颠覆行业结构的潘多拉盒子之后，进一步渲染了从业者焦虑，“手搓”被形妊酞非遗，电影似乎如5年前的短片《地球最后的导演》中所预言的，已经成为“夕阳产业”。

回顾历史，自电影诞生以来，每次“死亡危机”都伴随着技术革新，这次也不例外，但不同的是，技术并非动摇了电影的某一部分，用AI的口吻来说，这将是一次“结构性洗牌”。



《地球最后的导演》（2021）

电影“死亡史”：从有声片到AI技术



在电影1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共经历了六次“死亡危机”，若以制作介质的变化和放映载体的丰富来概括，那么，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到数字属于前者，电视、DVD、流媒体的相继出现则归为后者。

20年代，有声技术进入电影，颠覆了默片时代的审美标准和制片逻辑，从1927年的《爵士歌王》开始，电影从纯粹的视觉艺术转变为视听艺术；30到50年代，色彩技术不断升级，《绿野仙踪》《乱世佳人》等片确立了彩色电影的主流地位，黑白片开始成为一种特定的美学风格；新世纪伊始，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电影制作过程，取代了一个世纪以来电影拍摄的载体，胶片不再单纯代表一种物质，更意味着某种对过去的怀念和追忆。

以上三次变革并非电影在物质层面的消亡，争议皆围绕“电影是什么”。譬如卓别林等默片大师认为声音破坏了视觉艺术，电影理论家爱因汉姆在《电影作为艺术》中直接指出，声音和彩色的出现是电影的退步，数字技术取代胶片甚至引发了行业论战。



《爵士歌王》（1927）标志着有声电影正式诞生

不过，虽然百余年来，“电影是什么”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每个阶段的探索成果都因电影的艺术属性得以留存，因而可以视为是电影本体的迭代。相较之下，电影放映载体的不断丰富使其更贴近市场，也数次让电影陷入真正的“死亡危机”。

50年代，电视的普及改变了影像的观看场域，电影首次“濒临死亡”，美国电影院的观影人次断崖式下降，成千上万家影院在这一时期倒闭，整个好莱坞进入至暗时刻；90年代兴起的DVD极大拉高了家庭观影的性价比，其容易复刻的特性直接导致了全球性的盗版问题，国内市场尤为凸显，花几块钱即可沉浸在世界电影的浩瀚海洋，几乎摧毁了当时脆弱的内地电影生态；自新世纪1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的流媒体，则数次与院线电影业直接对垒，甚至颇有水火不容之势。

这三次危机也是三场争夺观众注意力的战争，观众有了更多选择，从而倒逼电影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定位，推动内容和视听体验不断升级。好莱坞“重磅炸弹”影片迅速发展，宽银幕、3D立体声、杜比全景声、IMAX、CINITY等相继出现，营销方式转变为线上线下结合……电影数次通过呈现形式、推广路径等故事之外的环节革新，凸显自身的独特价值，在娱乐形式愈发丰富的时代中稳住市场地位。



《大白鲨》（1975）是好莱坞“重磅炸弹”影片的典型代表

回过头来看，无论是制作介质的变化还是放映载体的丰富，在AI到来之前，电影所遭遇的每一次危机都推动其在某一方面的自我更新，但AI却能辐射整个电影制作和产业全链条，让每个环节的参与者都不得不接受挑战。似乎在当下这场危机中，被推到台前的不再是某种技术、某种载体，而是电影背后的人，以及由人做出的每一个选择。

被驯化的电影



今年，国内外电影节、媒体平台、相关高校等机构或组织，都在围绕AI举办论坛活动，试图从不同切口剖析AI对整个影视行业带来的影响和挑战，观众也在网络上积极发声。从目前的观察来看，无论业内业外，AI不会也无法完全取代人类创作已经成为基本共识，AI作为一种创作工具，决定作品质量的始终是使用工具的人。但倘若人不能妥善地使用工具，那么AI很可能在未来成为市场持续低迷的原因之一。

AI是被训练出来的，而中国电影其实也经历过类似的历程。自中国电影产业化改革以来，电影的商品属性愈发凸显，商业化进程加剧，原本位于天平两端的“观众想看什么”和“创作者想表达什么”，慢慢朝着前者倾斜，电影的市场价值开始超过内容本身。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让市场偏好变得具象，判断“观众想看什么”不再只依靠经验，而是有数据作为参考。AI的介入加剧了这种现象，大模型可以基于海量片库评估剧本，结合主创阵容测算投资回报率、预判舆情走向、绘出观众画像，在最大程度上帮助项目规避风险。

然而，“唯数据论”也在很大程度上扼制了电影作为艺术的创新性，越是安全的投资生产逻辑，越会催生出更多标准但无趣的作品。回顾中国电影的发展脉络，无论是40年代的《小城之春》，还是80年代的《黄土地》《黑炮事件》，以及近些年的《宇宙探索编辑部》，都具有不同程度的颠覆性，与同期影片迥然相异，不仅拓宽了电影在表达、风格等方面的维度，也给观众带来新鲜感。



《黑炮事件》（1986）

不可否认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品思维曾一度给电影市场带来繁荣景象，比如被称为“电影产品经理”的陈思诚，从《唐人街探案》系列到《误杀》《消失的她》等作品，对时代情绪、观众偏好的精准把控让影片屡获票房成功，但从近期《恶意》《10间敢死队》等片的反馈来看，将电影作为产品来运作或许可以在短期奏效，长此以往则是对观众和电影自身的双向损耗。

虽然人人都在说“独一无二的创意无法被AI复刻”，但AI在大数据时代中的运用却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打破电影创作的天平，让本该具有突破性、多样性，甚至是有瑕疵的真诚表达沦为数据的完美附庸，这种如温水煮青蛙一般的危机，才是最应该警醒的。

当然，也会有例外。原为区域发行的《给阿嬷的情书》凭借口碑一路披荆斩棘拿到20亿票房，潮汕故事、方言对白、素人演员、无名主创，如果把这四点要素丢给AI，哪怕剧本足够优秀，恐怕也没有哪个大模型会给出“入股不亏”的建议。但影片不仅凭借真挚的表达打动了观众，跻身年度票房第二位，豆瓣评分从9.0升至9.3，还让许多观众通过影片认识了数位有潜力的新人演员，也了解到潮汕地区的历史，感受到特殊年代里远渡重洋的人们对故乡的渴望。

显然，在AI评估、模型预测的大风向中，总有一些东西无法被技术预判，但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这类作品能否再度出现，似乎只能寄希望于“偶然”。



《给阿嬷的情书》剧组在新加坡首映现场

此外，另有一点值得注意。虽然AI无法取代人的创作和决策，但TA却阻碍了新人的成长路径，这几乎是AI对所有行业的挑战。仅就电影而言，在编剧、美术、剪辑等诸多制作环节中，AI已经可以完成大量基础堡作，许多业内人士都表示，只要花一点时间调教，AI助手比实习新人的性价比高得多。就某一个具体项目而言，降本增效当然是好事，但从整个行业发展角度来看，AI取代基础摆会导致新人很难通过实践和试错累积经验，进而难以拥有灵活驾驭AI工具的决策能力。

可以说，AI正在改变，或者已经改变了电影的创作生态，以及本有可能成为下一代杰出创作者的电影人。

电影如何活下去



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技术怎样革新，电影始终是一门用视听讲故事的艺术。中国电影经过数字时代的泡沫发展期，进入当下的大浪淘沙期，AI反而成为了当前困局的挡箭牌。然而，技术并不应该是唯一的聚焦点，质量才是活下去的基础，但我们似乎仍然在“如何讲好一个故事”这个问题上原地打转。

在世界范围内，仅看亚洲地区，《世界的主人》《昨日青春》《姥姥的外孙》等片无论是对当下社会的洞察力，还是对特定时期的再思考，都走在时代前列，而我们为什么鲜少拍出这样叫好又叫座的电影？因市场辨模导致的行业运行逻辑不同自然是一方面原因，但另一方面，私以为在于“定义”和“结构”。



韩国高口碑电影《世界的主人》（2025）

首先，内地市场很难“定义好故事”。对比体量相近、以好莱坞为核心的北美市场，从传统制片厂开始历经近百年发展，早已形成故事质量的“原始积累”和足够成熟的工业体系，且经典IP的影响力不可小觑、A24等独立厂牌也拥有相对稳定的受众。北美电影市场包是在2026年迎来疫情后的强劲复苏，创下2019年之后的最佳半年票房战绩。似乎，“电影会不会消亡”的危机在华语市场才更加突出。

但内地电影商业化不足30年，不仅没有形成相对成熟的制片人中心制或导演中心制，反而在资本核心从“煤老板”到金融业、再到互联网的流转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以钱、权和数狙酞核心的决策逻辑——谁掌控投资、谁更有资历、谁手握数据，谁就能定义好故事。创作者能否在这样的机制下保留作品表达、优化作品质量，更像是某种玄学，比如王小帅之于《大象席地而坐》的悲剧，宁浩、徐峥之于《我不是药神》的助力。

其次，市场越大、构成越复杂，不可控因素越多，且伴随着审美的时间更迭被进一步放大。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对比市场体量相对较小的国家，电影盈利的基准线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体量相对一致的北美市场，好莱坞的工业成熟度远超内地，上文已详述）。一是近些年观众审美的极速多元与娱乐方式的多样，电影相较而言没能快速拿出层出不穷的新意；二是巨大的市场体量间接造成了复杂的受众分层，使得口碑传播路径的可预测性降低，“赢家通吃/输者出局”的局面凸显；再附带雪上加霜的产量供给不足、大档期激烈竞争、分众宣传效果走弱、项目金融化等现状，电影“一本万利”的时代远去了，“回本”成为项目的首要问题。

再次，复盘电影经历的前几次危机，每次突围都离不开由业态结构调整和由此产生的制度变革。有声电影的出现推动了好莱坞大制片厂制度的形成；电视和DVD相继流行让窗口期制度逐步完善，窗口期标准此后又随着流媒体的蓬勃发展转变为动态规则；数字技术让电影进入特效大片时代，在国内市场加速且深化了电影院线制改革。

但到目前为止，面对包括AI在内的全方位冲击，电影行业进行的尝试并不能“根治”问题，比如引进《暗黑新娘》《绿液惊魂》等R级片和《纵横四海》《大白鲨》等经典电影，以期用感官刺激和回忆杀盘活市场，或用《拼桌》《今晚正好》等商业属性较弱的中小成本影片丰富周末档，但票房成绩和讨论度均未达预期，种种救市方式收效甚微。而从韩红为《抓特务》站台引发的舆情来看，在过往几年里，观众早已厌烦了一切与电影内妊剔关的营销手段。

或许，当下只有从制度层面出发，推进电影产业的结构改革，才能让电影行业闯出新出路。这些手段包括但不限于：重视电影叙事规则、平衡数据与创作关系、大力提高编剧地位、监管项目资金分配、优化行业自律规则、把人情江湖转变为任人唯贤。只有市场上出现越来越多《给阿嬷的情书》，才能从根本上让观众重新拾起对电影的信心。

说到底，技术从来不会杀死电影，只有“人”会让电影走向死亡，当然，也只有“人”才能让电影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