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一名女子在德黑兰大穆萨拉清真寺，手持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的肖像，参加其葬礼仪式第二天的悼念活动。

习近平从不参加外国领袖的葬礼。

不仅是他，1949年中共建政后仅有一次例外，即1980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赴南斯拉夫参加铁托总统的葬礼。

因此，对于外国元首的葬礼，派谁做代表参加，就成了一个政治风向标，可以观察中国与其关系的微妙变化。

7月4日，美国建国250周年，伊朗前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的葬礼在德黑兰举行，中国派出的代表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两年前，前伊朗总统莱希（Ebrahim Raisi）因空难身亡，北京派出的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且以元首特使身份前往。从张国清到何维，代表的身份变化颇为显眼。

这种落差背后，还有更复杂的中美关系变化。近几个月来，美国对伊朗实施了大规模空袭，而此期间川普访华，确立了两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框架。

中国派使人选的变化传递了什么信号？中美新框架如何重塑北京对伊朗的站位？伊朗战后重建又将如何重新定义两国合作方式？BBC 中文采访中国、伊朗以及欧洲的专家，深入解读这些问题。

何维：葬礼上的中国来客

除了华国锋参加铁托葬礼这一例外，中国派员规格最高的是斯大林的葬礼，当时由时任总理周恩来出席。此后，派员出席葬礼逐渐形成外交惯例。

对于西方国家领导人的葬礼，往往由国家副主席作为特别代表出席，比如时任中国副主席李源潮出席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葬礼，以及时任中国副主席王岐山出席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他们虽仍是副国级，但已不再位列政治局，属于“位高权不重”。

而对于和中国关系紧密的国家，则往往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属于实权官员。比如金正日葬礼，中方派出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张德江；越南前越共总书记阮富仲的葬礼，中共则派出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属于超规格配置。



伊朗哀悼者于 2024年5月23日在马什哈德市参加已故总统易卜拉欣·莱希（Ebrahim Raisi）的葬礼。

伊朗也在此范畴之内。

2024年5月，伊朗总统莱希因直升机坠毁身亡，北京派出的是张国清。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且以“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身份出席。这一规格与朝鲜金正日相当，反映了中国和伊朗的紧密关系。

两年后，哈梅内伊的葬礼，情况则发生变化。

按理说，他的葬礼分量应该远超总统莱希。但中国派出的代表却降格，出席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主席。虽然仍是副国级，但他既不是中共党员，更遑论中共政治局委员，而是民主党派农工党的主席，也未带“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的头衔。

同一场葬礼上，俄罗斯派出前总统、现任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并以总统特使身份出席。

中国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霖向BBC中文指出，何维“算是类似副议长这样的人物，级别还是很高的”，“一般来说，我们很少派这么高规格的领导人到国外参加葬礼”。

在马晓霖看来，这背后也有一定对应关系。

“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伊朗现在重视中国地位、重视中国影响、重视中国作用的一种回应。此前，伊朗新政府已经把议长卡利巴夫指定为中国事务的首席官员，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外交政策本质上是规避风险的，其特点是审慎克制，不愿引发公开摩擦。”伊朗事务专家侯赛因·拉萨姆（Hossein Rassam）向BBC中文表示，若派出高级行政官员作为特使，可能被华盛顿解读为对抗姿态。派遣何维提供了充分的政治代表性，既向外界传递了对双边关系的持续承诺，又未扰乱地区微妙的平衡。

这是北京“战略耐心”的缩影，他说。



哀悼者于2026年7月6日在伊朗德黑兰，于葬礼仪式第三天聚集，向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作最后致意。

不在场的大象：美国

但其实最大的变量，还是不在场的大象：美国。

美国对伊朗实施空袭期间，原本安排了川普的访华行程，但战事未休，推迟一次后，川普依然完成访华，中美双方同意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当时美伊还没有停火，炸弹还在德黑兰下落，中美元首则在北京谈“战略稳定”。

不同之处正在于此。墨卡托中国研究所分析师埃娃·塞韦特（Eva Seiwert）指出，两次葬礼背景差异：莱希逝世发生在中东相对稳定的时期，而哈梅内伊的去世则发生在美以极具争议的空袭之下。

塞韦特解释，在此背景下，中国既要平衡好与伊朗的伙伴关系，也要与美国保持刚刚建立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因为那对中国而言是更广泛的利益。所以，通过派遣一位高级官员而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既履行了对伊朗的外交义务，又避免了在与美以主导的激烈冲突中呈现出与伊朗结盟的姿态。

换句话说，战事之后，中国正在分别调整对美国和伊朗的关系。

“川习会之后，中国的首要目标一直是保护其与华盛顿刚刚稳定下来的关系”，塞韦特分析，因此北京将保持与伊朗的政治、经济和能源联系，但同时在公开场合仍坚持作为中立外部行为体的路线。

另一个舆论热点则是：2023年3月，中国以中东调解人的姿态登上舞台，促成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三年后，美伊爆发直接冲突，北京似乎未再扮演类似的调停角色。

马晓霖认为西方的这一判断有失公允。他向BBC中文表示：“巴基斯坦在前台促成了美伊停火谈判，川普也公开表示感谢中国发挥的关键作用。王毅前后给20多个国家的外长打过电话，中东特使翟隽也多次赴中东，尤其给沙特方面做工作。实际上，这些都是在为冲突降温。”

他还指出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安全、航运畅通方面，中国和美国的利益诉求是一致的。”再者，“美伊之间的矛盾很复杂，伊朗不可能完全都听中国的，从来都不是这样。”

拉萨姆则从更宏观的视角解读这一安排。他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远不止遏制一个地区对手或重组中东权力格局，其更深层的战略目标指向中国”，因为中国不仅高度依赖中东能源通道，而且在系统性扩大在中东的经济存在感与政治影响力。

他特别指出，“川普总统推迟访华国事访问，凸显出一项更宏观的战略考量，即在与习近平主席会晤之前，先确保美国对伊朗拥有绝对的筹码。”

换言之，美国希望中国在伊朗问题上和自己站得更近一些，但中国同样保持了克制。拉萨姆形容：“川普想要一个拥抱，习近平给他的却只是轻轻一推。”



2026年7月3日，在伊朗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穆萨拉清真寺，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齐（左二）、伊朗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卡利巴夫（右二）、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中）等出席已故伊朗领导人阿里·哈梅内伊的国葬仪式。

有点像“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现在的伊朗）有点像中国进入后毛泽东时代的那一刻，”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伊朗项目主任阿里·瓦埃兹（Ali Vaez）向BBC表示。

他认为，哈梅内伊去世后，伊朗领导层已意识到现有体制需要改变，并重新建立一份新的“社会契约”。

中国曾经经历类似时刻。毛泽东去世后，名义上的接班人是华国锋，但随后各方势力很快进入博弈。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派取得主导地位，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也改变了国家的发展方向。

拉萨姆也认为，伊朗正站在类似的转折点，而这种变化可能影响德黑兰未来的对华政策。

他指出，伊朗外交很大程度上受到建制内亲俄派系影响，而俄罗斯对中国在中亚及周边地区影响力扩大一直保持警惕，因此这些派系未必乐见伊朗与中国进一步靠近。

但是，这种情况可能已经改变。

拉萨姆指出一个关键人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前秘书阿里·拉里贾尼（Ali Larijani）。这位体制内著名的亲俄派人士在以色列的空袭中被击杀。

“在他从外交格局中被移除之后，德黑兰关键性地任命了颇具影响力的议长卡利巴夫，直接负责统筹并重振对华战略布局，这预示着伊朗内部官僚力量格局可能出现转向。”

另一方面，伊朗与美国达成停火安排后，面临大规模基础设施重建。中国拥有基建能力、资金规模和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合作模式。

“综合来看，这方面中国的机会可能比美国、比欧洲都要多一些。”马晓霖说。

但他也指出中国企业面临的核心约束：参与重建“也要看会不会受到美国长臂管辖和二级制裁的影响，以及重建本身能不能给中国企业带来好处”。

塞韦特（Eva Seiwert）则认为，最近的冲突让北京认识到海上贸易的脆弱性，“因此，我们可以预期未来中伊合作将转向确保欧亚大陆陆上过境走廊的安全，例如穿越中亚的铁路网络，以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等海上咽喉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