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6月30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比3的票数推翻了川普签署的“出生公民权”行政令。投出关键反对票的，是川普亲手提名的两位保守派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与艾米·康尼·巴雷特。这是川普第二任期以来在最高法院吃到的最大“败仗”。

巴雷特原本是川普在第一任期内提名的大法官，外界普遍将她视为保守派。但她在就职后的几次关键判决中，多次表现出对总统行政权边界的审慎态度。这一次，当川普试图以行政令改写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时，她选择了站到总统的对立面。

随后，“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阵营的怒火立即扑向巴雷特——福克斯 新闻前主播梅根·凯利骂她“叛徒”，右翼评论员拿她从海地领养的黑人子女做文章，国会议员叫嚣要弹劾她。

而巴雷特，对此一言未发。

倒戈

要理解这场裁决的分量，先要知道川普那道行政令究竟想干什么。

2025年1月，川普在就职当天签署行政令，宣布取消“非法入境或持临时签证的外国人”在美所生子女的出生公民权。这一刀，直接砍向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这条修正案在1868年内战后写入美国宪法，白纸黑字写着：“凡在美国出生或归化美国的人，均为美国公民。”

行政令签署后，全美多个联邦地区法院相继发出禁令，认定其违宪。案件一路上诉，最终进入最高法院终审。最终，巴雷特与三位自由派大法官、卡瓦诺、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等6人共同构成多数派，站在了川普行政令的对立面。

卡瓦诺虽然投了反对票，但他另写了一份协同意见。他认为行政令违反的是联邦法律，而非宪法。这个区别至关重要：如果只是违法而非违宪，国会将来仍可以通过新的立法重新限制出生公民权，这等于给川普阵营留了一条后路。与卡瓦诺不同，巴雷特选择直接加入罗伯茨的多数意见，在宪法层面封死了可能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惠茹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川普试图用行政令重新定义第十四修正案‘受其管辖’一词的适用范围，这在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看来是对宪法文本的篡改，性质与修宪无异。一旦批准，毁掉的不是一项政策，而是其整个职业生涯所捍卫的解释范式的信用。最高法院的权威并非来自总统提名，而是来自其相对于行政权的独立性，偶尔否决提名者的违宪行为比合宪背书更能巩固这种权威。”

裁决宣布后，川普在自己创办的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气呼呼地写道，“最高法院维持了出生公民权，实在太糟糕了”，随即呼吁国会立法。

MAGA阵营的反应更加直白。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南希·梅斯在X平台上公开点名，要求弹劾“流氓、激进的法官”。右翼评论员马特·沃尔什写道：“巴雷特不过是靠族裔配额塞进来的，是糟糕透顶的人选。”极右翼基督教民族主义者拿巴雷特领养的两个海地黑人孩子说事，称“正是因为一个跨种族家庭，我的孙辈们可能将失去自己的国家”。传统基金会主席凯文·罗伯茨则把裁决定性为“对共和国的巨大背叛”。

其实，就在前一天，巴雷特刚主笔了另一项裁决，驳回了共和党对密西西比州邮寄选票宽限期的挑战。

共和党提起诉讼的目的，是想赶在2026年中期选举之前，通过司法途径废除邮寄选票的宽限期规则。这将对民主党选情产生重大影响——因为民主党选民使用邮寄投票的比例远高于共和党选民。

如果最高法院推翻了宽限期，全美约30个有类似规定的州都将被迫在中期选举前紧急修改投票规则，而巴雷特主笔的裁决结果保住了现状。保守派专栏作家汉斯·马恩克痛批：“巴雷特是自苏特以来最大的保守派司法灾难。”

铺天盖地的指责面前，巴雷特没有公开回应，也没有解释。但她在2025年出版的回忆录《倾听法律》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如果你让批评影响到你，或者让威胁和不受欢迎影响到你，那么你就会受制于他人的意见，而不是受制于你的工作——即弄清楚法律的要求。”

权威法律博客SCOTUSblog在分析中指出，出生公民权案的多数派意见“简短且以规则为导向，重点关注普通法、出生地主义、属地管辖权以及基于主权保护的效忠义务”。换句话说，巴雷特的这一票，是对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文本和历史的严谨解读，跟政治站队无关。

对于巴雷特是否可能遭到弹劾，导致无法履行大法官终身制，王惠茹如此评价：“大法官终身制的核心功能是职务保障，即通过极高的弹劾门槛确保法官不因判决而被免职或降薪。弹劾条件（众议院过半数、参议院三分之二）在当前政治格局下几乎无法满足，因此巴雷特的职位安全没有实质风险。”

“但巴雷特面对的压力来自对法官私人身份的攻击，这增加了法官的心理消耗成本。这种攻击让法官的每一次独立裁判都附带一种可预期的私人代价，从而在程序之外实现对司法行为的间接规训。”

从新奥尔良到最高法院

1972年1月28日，巴雷特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郊区的一个天主教家庭，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五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父亲是壳牌石油公司的律师，也是当地圣凯瑟琳教堂的执事；母亲曾是高中法语教师。一家人笃信天主教，家规严谨。

十岁那年，她参加人生中第一场田径比赛，输了。赛后一位叔叔安慰她：“孩子，你知道你刚才看了多少次旁边的跑道吗？每看一次，就慢半步。下次，眼睛盯着前方，跑你自己的。”34年后，在圣母大学法学院的“杰出教授”颁奖典礼上，她把这个故事讲给了台下的毕业生，并告诉他们：“比较是快乐的窃贼。”

1990年，巴雷特以全额奖学金进入孟菲斯的罗德学院，主修英语文学。毕业时，她拿下最优秀毕业生奖、最杰出论文奖，入选学院名人堂。

此后，她进入圣母大学法学院读研究生，担任《圣母大学法律评论》执行主编。1997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拿下该校法学院代表最高学术荣誉的霍因斯奖。

毕业后，巴雷特先是在华盛顿特区联邦上诉法院当法官助理，随后得到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给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当法律助理。

斯卡利亚是美国保守派法学界的精神领袖，以“原旨主义”闻名，主张法官解释宪法时必须回到文本制定时的原始含义，不能根据时代变化自行发挥。王惠茹说：“‘原旨主义’要求宪法条款应按照批准时公众所理解的含义来解释。法官无权赋予其新解，行政分支更无权以命令改写。”

斯卡利亚在法庭上以犀利提问和辛辣异见著称，私底下却是个爱听歌剧、爱开玩笑的老头。在斯卡利亚身边工作的那一年，巴雷特学到的不只是法律解释的方法论，更是一种态度：无论压力多大，法律问题就是法律问题，不能跟政治搅在一起。

多年后，巴雷特在一篇学术文章中这样评价导师的遗产：斯卡利亚的“原旨主义”，“不是一台能吐出所有答案的机器，而是一种约束法官主观意志的方法”。

她继承了这套方法论，但也走出了自己的路。2022年，巴雷特在一桩商标法案件中专门撰写协同意见，指出“历史与传统”不等于“原旨主义”，不能拿传统直接替代对文本原始含义的分析。这在保守派法学界引发了不小的讨论，被视为她与斯卡利亚式“原旨主义”的一次公开“分家”。

此后的十余年，她开始在圣母大学法学院教书，其间三次被学生评为“杰出教授”。2017年，川普提名她出任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提名听证会上，民主党参议员黛安·范斯坦盯着她说了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教条在你身上活得很响亮。”巴雷特平静地回应说，她的信仰和她的司法职责是两回事。

2020年9月18日，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因胰腺癌去世。此时，距离川普第一任期结束前的总统大选只剩45天。金斯伯格生前留下遗愿，希望继任者由下一任总统提名。但川普没有理会，八天后就宣布提名巴雷特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川普选她，原因不止一个。她是斯卡利亚的门生，“原旨主义”立场鲜明；她反对堕胎权、支持宗教自由，正中保守派核心诉求；她年仅48岁，意味着能在最高法院工作几十年；作为七个孩子的母亲，形象上还能回击民主党对共和党“反女性”的指控。

在白宫玫瑰园的提名仪式上，川普说：“艾米（巴雷特）将依据宪法文本来裁决案件。”意思是，巴雷特今后的工作将不受政治因素干扰。当然，那只是一种理想状态。

按照美国宪法，总统提名的大法官人选必须经参议院确认才能就任。等待巴雷特的，是一场全国直播的“审判”。

2020年10月12日，巴雷特的就任听证会在华盛顿特区举行。听证室外，支持者和反对者各举标语，隔着警戒线对峙。听证室内，22名参议员轮番上阵，桌上摊满厚厚的材料。巴雷特坐在证人席上，面前只有一个参议院信笺本。

听证会进行的第二天，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问她：“你用了什么资料来准备回答问题？”巴雷特拿起那个信笺本，翻过来亮给所有人看——空白的，上面只印着“美国参议院”几个字。这个画面迅速传遍全美，成了那届听证会最出圈的一幕。

她连续接受了近20个小时的质询，没有带任何笔记，没有查阅任何材料，从容应对22名参议员的轮番盘问。民主党人反复追问她对堕胎权、《平价医疗法案》、同性婚姻的态度，她全部用“金斯伯格规则”挡回——“不给提示，不给预告，不给预览”，凡是将来可能出现在法庭上的问题，一概不表态。

所谓“金斯伯格规则”，是她的前任金斯伯格在1993年确认听证中立下的规矩：大法官候选人不应在就任前就争议问题亮明立场，否则日后的独立裁决就无从谈起。

听证会上，她也讲了自己的家庭。丈夫杰西·巴雷特是联邦检察官，两人1999年结婚，育有七个孩子——五个亲生，两个从海地领养。最小的亲生儿子本杰明患有唐氏综合征；从海地领养的约翰·彼得和薇薇安，分别是在2005年和2010年海地大地震后接回家的。她逐一向参议员们介绍每个孩子，听证室里难得出现了一阵温情。

最终，她以52票对48票通过确认。美国历史上第五位女性大法官，就此诞生。27年来，最高法院第一次迎来一位既不是哈佛也不是耶鲁毕业的大法官。

不迎合掌声，也不怕怒火

上任头几年，巴雷特确实没让保守派失望。2022年，她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中投下关键赞成票，终结了近半个世纪的联邦堕胎权保护。

但此后，巴雷特的审判风格开始变化。在环境监管、行政法等领域，她开始与保守派同僚出现分歧。2025年，她更是与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联手，驳回了川普冻结近20亿美元对外援助的行政命令。

法律分析机构Empirical SCOTUS的统计显示，巴雷特与最强硬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的一致率，已从90%以上的高峰逐步回落；而她与自由派大法官卡根的投票一致率，则从2021年的57%升至2023年的60%以上。

MAGA阵营的批评随之而来，但巴雷特没有改弦更张。几年后，当川普在第二任期内以 “国家紧急状态” 为由，推行对全球征收10%的“基准关税”的命令时，最高法院以6比3裁定川普违宪，她再次站在多数派一边。

面对外界的批评，巴雷特在2025年10月于乔治城大学法学院的一场鲍开对谈中表示，若被批评和威胁影响，便无法真正履行职责，只能受制于外界的情绪。讲话中，她还聊到九位大法官之间的相处之道：“我们就像被塞进了一段包办婚姻，没有离婚的可能。既然要过一辈子，谁也没必要把日子过成仇。”

讲话的最后，她说：“如果你不认识跟你想法不同的人，很容易就会把他们妖魔化。花时间去尊重那些跟你意见相左的人，往好处想，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在做同一件事。”

面对MAGA阵营的怒火，也有一些保守派法学人士站出来替巴雷特说话。传统基金会高级法律研究员艾米·斯威勒直言，批评者冲巴雷特开火是因为她是女性，“成熟点，管好自己的情绪”。南方浸信会神学院副教授安德鲁·沃克也说，拿巴雷特的性别或养母身份来否定她的法律推理，是“搞错了类别”。福克斯 新闻法律分析师乔纳森·特利的评价更干脆：“她是一位保守派法官，但她非常独立。我知道很多人接受不了这一点。”

巴雷特用一次次裁决诠释了她理解的司法独立——不迎合左翼的掌声，也不怕右翼的怒火，只对法律文本负责。王惠茹对此评价：“美国司法体系的纠偏能力完全取决于法官个体在方法论忠诚与政治忠诚之间的排序。卡瓦诺和巴雷特在此案中选择了前者，但这个选择缺乏制度性支撑。一旦大法官遴选标准沦为政治纯度测试，同一套法律程序，也可能会导向相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