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当道士，他36岁下山回炉高考

本文作者李闯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他读过大学当过兵，考过研做过田野，如果说人生到这里还算遵循常轨，那么在工作几年后裸辞去开小卖部，然后背着古琴上了武当山，就有些天马行空。一年道士生涯后，他下山决定学医，又重新参加高考，成了一个中医学的医学生，这就让人不得不感叹他“折腾”自己的想象力。最近有一个很火的词，叫青年人的“奥德赛时期”：这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人生还未到定型的时候，一切都摇摆不定，每一步踏出都像冒险，总让人茫然无措。我们邀请李闯写下这篇文章，部分基于他的新书《辞职上山》，不在于他有多么特立独行，而是在他的“人生奥德赛”，他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试错，都有着一种轻盈的气质。

缘起

“请问，去武当山怎么走？”

“武当山？就在你脚下啊！”

“啊？”

当时的我，拉着行李箱、背着行囊还拎着一米多长的古琴，站在武当山火车站的出站口，看着不大的站前广场上出租车司机和小商贩卖力地吆喝揽客，让刚刚经过一夜颠簸的我有点发愣。“不识武当真面目”，我的寻仙之旅就这么开始了？

此前我对武当山的理解是：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道观、道观里有位老道长等我去报到；拜见完武当掌门之后，我住进某间古色古香的厢房，喝茶扫地念经冥想，闲暇时和道观内的高人讨教个一招半式……

但现实中的武当山和小说里的武当派不是一回事。武当山山脉方圆约400平方公里，不仅包括武当山镇，还有十堰市下辖的丹江口市、房县、竹山县等。这也是为何我和当地人问路“武当山在哪里”的时候，他们会说，我脚下的土地就是武当山了。

武当山景区大门

我曾听朋友说自己在武当紫霄宫做义工的生活，“就是在扫完地、喂完猫之后，听道长吹吹笛子，自己看着云彩、发发呆，反正今天也不能提前扫明天的地嘛。”

朋友描述的道观生活悠闲又智慧，而远方自带的浪漫光环更加让人神往。我说不清自己是逃避还是探索，但既然当下穷得只剩下时间多，为什么不上山看看呢。

我在微博上查到了武当山紫霄宫发布的招募启事。启事要求报名者：年龄不超过35岁、有健康证明、无犯罪记录……另外还有几条引起了我的注意：会乐器、能做木工活、懂画画或者武术、了解中医药、会做新媒体运营和研发文创者优先录取……我不禁感到好笑：自己此番上山本就自由散漫，也不期待受到领导重视。如果住在道观里还要每天操心微信公号的涨粉，那自己当初何必裸辞呢。所以报名表上的学历、专业、职业技能等我一律没填——我想看看“一无是处”的人能不能被道观接纳？

我来到紫霄宫报到。紫霄宫地处山中，风景秀丽，是某版《倚天屠龙记》的取景地，也是唯一有女道长驻庙修行的道观。宫门一侧是售票处，里面端坐着一位女道长。以我仅有的一些有关维护民族宗教团结的常识来说，称女道长为“道姑”甚是不敬，而应该称其为“仙姑”或“仙长”。但“仙姑”我是喊不出口的，犹豫再三，我恭恭敬敬走上去问了一声“道长师父好”，并和她说自己是来做义工的，言下之意：能不能免票？但道长一脸寒霜地说：“不知道。”于是我只好乖乖买了门票、悻悻离开。

这就是我在武当山的第一天。

辞职

上山前，我曾在一家学术出版社做了5年人类学编辑。

我本科专业是民族学、辅修新闻学。将这两个专业结合到一起招生多少是因为考虑到民族学不好就业；作为相近的学科，我硕士读的人类学其就业前景也没好到哪去——可能学界以外大部分人对这个专业本身都感到陌生。所以，找到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是很多人求而难得的。我比较幸运，硕士毕业后就入职了出版社，成了图书编辑。

编辑的生活没什么大起大落，工资水平也稳如磐石。几年下来，我发现除了工作量一直无上限增加，其他都没什么变化。自己偶尔策划个项目期待名利双收，却往往无疾而终。这让我在失落之余感到自卑。然后，我开始胸闷、心慌，夜晚反复惊醒、失眠。我往返于各大三甲医院和民间诊所，影像与实验室检查逐一排查，却都没有提示器质性病变。医生们普遍认为我是焦虑症的躯体化表现。抗焦虑药物的副作用让我更加焦虑，每个困到模糊却又反复惊醒的午夜都让我崩溃，睡个好觉成了我每天最大的期待。

失眠的时候人就容易思考人生，我困惑于当下的境况：劳动本该是自我解放的手段，但眼下的工作不仅没有给我带来“成就感”，甚至连“存在感”都已不在。工作到第4年我才有钱在北京租房，而长期劳累导致身体已处于亚健康，每月5000块钱的工资一半交房租、吃饭，一半看病、买药，如果不靠稿费和各种兼职，就难以维持收支平衡；为未来？放眼望去，参考身边同事们的职业发展路径，如果我也按部就班地走下去，退休前自己也不过如此，难有突破；为情怀？如果情怀只是挣钱的幌子，那这种“文化人”的虚荣还能支撑自己走多远？我不知道这种看不见希望的生活意义何在。

“我年华虚度，空有一身疲惫。”

2019年春节过完，家人生病需要照顾、房东要卖房逼我搬家，加上工作上的瓶颈，让我一拍脑袋决定裸辞。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在北京却并没有个稳定的落脚之处。于是我靠耍赖和卖惨借住在亲戚家。那里曾经是胡同里的小卖部。我赶在执照过期前恢复了经营，并期待这种“隐于市”的生活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胡同环境里长大，回归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李闯的小卖部

然而住进来不久我就不断被现实啪啪打脸。逼仄的大杂院空间有限，大家本就尽可能多占一些，停车、堆杂物之类；此刻多了个“抢地盘”的我，自然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于是隔壁邻居在半夜12点把收音机挂墙上外放节目，凌晨2点还有人在我窗外打电话或大喊大叫找自家的狗。除此以外，横行的蚊虫老鼠和如厕的不便……市井生活就是一地鸡毛。这让我越发佩服颜回——他如何应对邻里的鸡飞狗跳？

小卖部的经营也困难重重。小店生意冷清，往往大半天都没人光顾，可是我也不敢打瞌睡、不敢出去买菜。等大家都下班，我这里一忙起来就显得捉襟见肘，上厕所都要小跑着来回。做饭就更麻烦，菜炒到一半来人购物我就得关火往外跑，最后不是没炒熟就是炒糊了。

而且大部分的买卖都要和顾客斗智斗勇：东西卖贵了大家不乐意，卖便宜了呢又被怀疑是假货。有人买3块钱的可乐还得赊账1块、分期付款；有人为了5毛钱可以和我周旋半小时、第二天乔装改扮继续纠缠……我一边应付顾客，一边哄着熊孩子们不要撕门口的海报，一不留神，柜台上的打火机就少了1个，晚上查账还发现收到了两张假币……

我把这些故事记录并发表于媒体，却引来众多网友的羡慕。大家觉得我“把自己作为方法”，以实际行动对抗资本带来的职场内卷。甚至还有本地和外地的网友专程来探店，希望一睹“解忧杂货铺”的风采，这让我哭笑不得。只有我自己知道：离开了职场，生活也还是一团糟啊！

某个生意寡淡的午后，当我听朋友说起武当山生活的时候，不禁心向往之，却也不禁嘀咕：自己这是探索新生活呢，还是逃避现实？不过话说回来，“离开”并不都是逃避，也可以是探索；“逃”和“找”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自古以来我们奉行着单线向上的价值观，“学而优则仕”。个别人成功脱轨——如陶渊明归隐山水，李太白纵情诗酒，蒲松龄以“聊斋”存世，朱丹溪成苍生大医，而对于更多百无一用的普通读书人来说，主流之外的选择并不多，所以，“跳出三界外”的上山修行看似避世，实则有用。如今我也处在这种茫然的心境下，何不借此机会了解一下这个文化群体的样貌呢？

没想到，我后来在武当山上待了将近一年。

武当山群山

山上

紫霄宫报到的第二天，我就被通知去金顶太和宫报到。太和宫坐落在武当群山中海拔最高的天柱峰。当时有道长提醒我说金顶气温低，要注意保暖，不然容易感冒。“不过呢，感冒了也挺好的。”

“噢？为什么？感冒之后有什么特殊待遇吗？”我问。

“那倒没有。但在金顶感冒之后，十天半个月也不一定能康复，有助于你把身体里的浊气排出去。”

——师兄，你是认真的吗？

我被安排到山顶金殿附近扫地。他说，在这里可以见到世间百态。我心想，扫个地而已，怎么还升华出社会意义了呢？然而过了没三天，我就体会到了他这句话的含金量：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花样“作妖”，让我大开眼界：除了乱扔垃圾、逃票和翻越栅栏这些“基本操作”，涂刻金砖、抠土泡茶、毁树拔草、纵火烧纸、随地“放水”，甚至还有快闪堵路和组团盗窃……简直占齐了阴阳金木水火土。我每天拎着扫把，一边跟在嗑瓜子、扔果皮天团后打扫狼藉，一边还得盯着有人撬门、砸文物或上房揭瓦，忙得晕头转向。

在山上打坐的外国道友

和“五行作妖”的游客们不同，香客们的行为也常常颠覆我的“三观”。我常常一边为自己缺乏道教常识感到惭愧，一边又惊叹于香客表达信仰方式的超凡脱俗。他们或唱或跳，或哭或喊，或满地打滚；有的人往香炉里扔炮仗，有的人坐在角落画符。我还不止一次见有人号称自己受到某位神灵指引，上山做法以拯救苍生。他们有时是一个人往地上撒香灰，有时组团围着金殿唱歌，还有人直接在僻静处拉起帐篷住下来，等候下一步指示。

这些让我感到迷惑。如果说不文明游览的游客属于物理伤害，那么香客则属于魔法伤害。

然而道长们对此习以为常，从容应对。“心里没点事，谁来道观烧香呢？”“你让她闹，闹完心里就痛快了。”道长们反倒劝我不要干涉太多。这让我不禁反思自己虽然学了九年文化人类学，号称对“他者”怀揣包容和理解，然而在山顶这面文化多样性的镜子面前，自己照出的却是狭隘和局限。

还有人来“求药”，这些都让我不知如何处理。请教了道长后才知道这类香客其实是讨要神前的香灰——有人讨要就有人盗取。有次一个香客踩着功德箱翻进殿内抓起一把香灰扭头就跑，我一把没抓住，眼睁睁看着这位神偷绝尘而去。看着他留在功德箱上的脚印，我不禁苦笑：没信仰的人大概不会大费周章就为偷一把香火，但有信仰的人却在神仙眼皮下偷东西，这到底是虔诚还是造次？

后来，由于三个月没刮胡子导致我看起来异于常人，于是还有人把我当成“大师”，让我算命，求我“加持”

“我胳膊疼，求大师给治治——您就打我两下也行！”

我苦笑着婉言谢绝，说自己不是道长，没有法力，并心想：这事如果发生在山下，我大概会以为自己遇到了碰瓷的。

作者在山上的照片

我在山上做过各种各样的“义工”，值殿、杀虫、扫地、帮厨、扫厕所……和道长们也熟悉了起来。熟悉之后，才知道，出家也要背书考试、道观也要记考勤、写年终总结，据说如果每月考勤不全（上殿念经签到不足18次）或不写总结就没有年终奖，让我感叹出家也是职场，山上仍在人间。

但不久，我就发现，道长们的世界依然有“出世”的一面。2020年除夕突降大雪，雪片几乎大如手掌，武当山封山了。谁也说不清封山的原因是大雪还是疫情，由于不知道解封日期，为节省开始，一日三餐被减为两餐。

来自山下的信息让我不安。我担心自己肾结石复发，担心因发热被送走隔离，寒冷和饥饿加重了焦虑感。我每天在零下的室温中瑟瑟发抖，经历了惊恐发作。而与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道长们。他们大多不焦虑，大家或自己闭门读书，或三三两两喝茶下棋，有人自己做玩具、乐器，还不定时组成小队到山里散步观景，甚至还有年轻道长效仿古代的修行者，结伴到山洞里住了几天。他们每天的生活，简单、快乐而充实。

道长们的豁达引发了我的深思。他们大多出身平凡，有人当过保安，有人在工地打工，还有人卖过水果……他们为了生计而奔波劳苦，但处理生活问题时表现出的智慧却常常令人眼前一亮，似乎思想境界并不建立在知识积累或社会地位与财富的获得上。后来，他们厌倦了打工挣钱，不再把工资收入作为生活唯一的重心，于是转而进山修道。进山并非为了避世，而是回归生活本身，每天面对容纳着三界生灵的仙山武当，在大自然中体会生命的本质——如果我们的烦恼大多来自人际关系，那么超越人而直面自然，或许会让我们获得更高层次的智慧。

我在山上这近1年时间里，几乎没有道长劝我留下出家。他们说，修道太难，自己尚在路上探索，又何必拉上其他人一起受苦受难。况且，人各有命，命里有的不需要人劝，命里没有的劝了也没用。

冻住的道服

山上山下，都在人间。想明白这一点后，我下山了。

下山

下山后，我回到北京胡同的小卖部。

小卖部生意冷清，刚好让我有时间消化在武当的经历。八个月的山居生活让我重新认识了生命、信仰、时间和乡土社会，于是我决定考博。导师不冷不热地回了邮件说欢迎报考，之后也就再无联系。笔试中我排名第一，在面试时我说了自己的读书和研究计划。我想从曾经硕士阶段对西双版纳某个族群自我认同的研究出发，探讨他们文化心理中对时间与空间的理解，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的展演。但考官并没有问我专业知识，反而问我喝不喝酒。我老老实实说不喝，随后他就认为我在山上半年的生活经历不如他偶尔与道长们饮酒闲聊得来的更有意义，顺带讽刺了我年龄大、没有人生规划、缺乏家庭责任感等。

面试结束后，主考官和我说，以我的能力其实不需要读博，完全可以自学。这种冠冕堂皇的胡扯让我觉得，如果在人类学这样一个以尊重文化多样性为学科立足之本的学术圈子里，狭隘与伪善已有了立足之地，那么不学也罢。

关于考博失利这件事，我妈坚持认为我没刮胡子导致考官对我观感不佳。但我知道问题的根源，不仅在于自己没有学术资源的背书，所谓年龄偏大、就业难题也并非决定性因素。江湖险恶，学界尤甚，让我等小民心灰意冷。我想在“话语权即正义”以外寻找一些更本质的东西，于是我选择了学医。新冠疫情时期医护人员带来的感动和自己对疾病与生命的反思，让我觉得，死亡面前人人平等，身体健康后再谈玄论道吧！

无论中医或西医，想要合法行医必须有执业医生资格证，获取方式为五年制的医学院本科毕业（中医还有民间师承或“特有专长”考试），不接受跨考。所以我不能直接考硕或申博，而要经过专科或者本科学习。

我选择了学中医。在武当山的山洞里我曾见过修行者留下的草药和毫针、艾草，让我猜测他们是不是即便不依赖医院里的仪器设备，他们也可以处理日常小病。另外，我对很多西药和疫苗过敏，所以从小就是吃中药长大的，对中医更有好感。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我妈是半吊子中医养生爱好者，经常用一些她也不懂的概念吓唬我，成为我焦虑疑病的主要原因。所以我要自己学明白，才能从她带给我的阴影中走出来。

听说我要学中医，很多好心人劝我自学或走师承学习。但我详细查询了师承考证和“特有专长”的政策后发现自己并不适合（主要是穷）。同时我也不考虑自学——在医学这种事关人命的专业领域我迷信“学院派”的系统化教育。况且，对我来说，无论是自学还是师承，都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学费，反倒不如在大学里按部就班上课的性价比高。这么看起来，重新高考看似荒谬，实则靠谱。

我报名那年北京高考科目为3+3：语数外3门主课，其他3门任选，而中医药大学多要求考生在物理、生物和化学中选择1门。

最终我的总成绩过了本科线，却没有太多医学院供我选择。我曾想过，要不就从专科读起？最终我被一所知名中医药大学的三本学院录取，总算有个本科读，不用“硕升专”了。

在36岁这年，我和一群18岁的小伙伴在医学院成为了同学。我住进集体宿舍，和大家称兄道弟。一些年轻老师也和同学们一起喊我“闯哥”，让我很开心——从小到大我都是班里年龄最小的那个，虽然长得五大三粗，但从没享受过被大家喊“哥”的待遇。如今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

学费曾一度成为横在眼前的问题。于是很多朋友伸出了援手：有媒体邀请我做节目挣嘉宾费，有网友团购了我小卖部的存货，还有一位大学老师直接给我发了5000块钱红包，但犹豫再三我还是婉拒了她的好意。我也一边写稿，一边变卖藏书和闲置，期间由于被某“非虚构”品牌侵权，诉讼后我得到了一笔赔偿金，又给自己凑出了两年的学杂费，让我可以推掉了各种采访和节目邀请，安心上课。平时我仍然抽空写书评、录播客，所得收入贴补日常开销。另外我把在武当山记录的笔记进行了整理，准备以生活笔记的形式出版成书。

此前媒体的采访让学校里很多人误以为我是“道士下山”，还让作为回族的我证明自己不是道士。我努力澄清了几次，但最终放弃了解释。我学医的动机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武当山的生活经历，所谓“以医入道”，以传统医学为途径探索生命与宇宙奥秘，至于是不是道士，又有什么区别呢？

经过三年的在校学习，如今我已经大四，在一所县级中医院见习。这让我再次回归社会，见识世间疾苦——医学能解决的找医院，医学解决不了的找道观，对山上山下人间苦难的认识也算形成了闭环。

大五我还将去另一个城市的医院实习，然后拿到本科学位、考职业资格证。毕业后可能考研、考博、工作，也可能自由职业，靠写作养活自己，但很难进医院、当医生——除了年龄限制，40多岁的我也确实很难熬夜值班了。

我这个想法再次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当不成医生，为什么还要学医？但我想，学医就要当医生吗？在我看来，学医的目的是知识积累，但和职业选择没有必然联系。况且，我学了最接近生命本质的学科，还发愁未来没事做么？

也有不少朋友羡慕我的“修仙之旅”，觉得可以将其作为逃离当下生活的可选项。但我却觉得逃离的目的不是“躲避”，是为了新的“遇见”：从在令人疲惫的环境里停下来、喘口气，调整状态再出发，去面对自己的人生课题。当然，“面对”的意义并非只为得到一个结果，就像西西弗斯明知石头终将再次滚回原点，但推石头上山本身就是存在的意义。

山上的生活让我意识到人生并不是只有直线向前这一条路，至少还有另一种环形时间下的路径。在直线型的人生里，“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因此明天的未知感往往会让我们在今天做更多准备，但这就难免造成焦虑；而在环形时间里，月亮每逢十五都会圆，上个月、这个月和明年，没有哪个月亮更好、哪个月亮更进步——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本如此。这大概就是当下人们说的“人生奥德赛”：将生命看作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而非直线向前，不强求“进步”，而更在意此刻的体验感，或许我们会发现：活在当下，才是存在感的来源。

我曾经的焦虑就是一种建立在线性时间基础上的失控感，担心今天准备不充分导致明天出现灾难性后果。但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也仍然焦虑：学医反而加深了我对自己健康的担忧。我们常开玩笑说，医学生学到哪里，就病到哪里，全班一起病。大概疑病症会伴随我们整个学习过程。同时我还会担心每一次和患者的交谈会不会对其造成错误的引导。大概这也是医学生必经的学习阶段，当下无解。但或许人并不需要把所有事都想明白、解决好，才叫“开悟”，逍遥自在地走在追求真理的路上，这本就是件幸福的事。

武当山除夕夜的登金顶之路

如今，对于和我打探“修仙之法”的朋友，我会真诚地告诉Ta：山上山下，皆在人间；学最上乘，不落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