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师到打工人的17年 他没能留在上海也回不去县城

很多普通人的一生，是被时代推着走的。看似主动的选择背后，其实是有限的选项，和一次次的被动接受。

田维堂，曾经是贵州大山里的一个民办教师。1995年，他放下土地和安稳的工作，成为村里最早外出打工的人，在广东、上海等地辗转17年，从流水线工人，熬到自己开店做老板，还从被人轻视的乡下青年，变成旁人嘴里的“田老师”“小斌州”“田总”。如今，他把自己的半生，写进了《田老师打工记》。

记者本以为，这本书写的是一个跌宕的逆袭故事，读完之后才发现，讲的其实是一个只想认真活着、认真思考的普通人，一辈子都在遭遇的错位。2026年春节过完后没多久，当打工人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记者也联系上了田维堂，与他聊了聊这些年的生活。

年轻时候的田维堂，一直在努力跳出乡土的局限，在大城市学会规则与底线。然而，等他耗尽半生归来，故乡已经不再接纳他了，他也再回不到过去的生活了。



务川客运中心，田维堂无数次离开又归来的地方。（图/被访者提供）

或许是出于对女儿前途的担忧，田维堂也时常关注当下年轻人的想法。他说上一代人遭遇的错位，其实也是当下无数年轻人、打工人的日常——离开家乡谋生，慢慢养成新的认知与活法。可大多人终究难以在大城市扎根，只能再次回头奔赴故土，最后又会发现，自己成了最格格不入的陌生人。时代往前走，人被夹在中间。

田维堂在书中真实地记录下自己生存的模样，里面甚至还有着一份与生活周旋的趣味，那是本能在环境中淬炼出来的智慧，让我们这些跨越年代的打工人，也从中看见了自己的影子。



《田老师打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6.1.31

一个读书的农民

田维堂的“窘迫”，从年少时就已经注定。

1964年，他出生在贵州省遵义市务川县的大山沟里，身形瘦弱，体力远不及同乡农人。当地的生存逻辑简单粗暴，种田种地靠的是力气，身强力壮才能活下去。田维堂天生不适合土地，这份先天的弱势，让他在乡村一直处于被轻视的位置。

村里人看不懂他心里的念想。农活之余，他喜欢看书、喜欢文学，村里人只当他不务正业、装模作样。在乡土社会的认知里，农民的本分就是种地，读书写字改变不了命运，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旁人私下议论、暗自嘲讽，认定他一辈子只能困在田间地头。

初中毕业之后，田维堂在家务农，农闲时外出打零工。最早做工，居然挣过一毛钱一天，跟着亲戚敲石头、修马路，辛苦终日，所得寥寥。碍于乡里情面，给熟人做工常常不好意思讨要工钱，多半是白白出力，只换一顿饱饭。那段日子的苦，不只是身体的劳累，更是看不到尽头的无望。

后来他得到机会，成为村里的民办教师，算是暂时脱离了土地的束缚。这份工作看似体面，内里却满是不公。他带的科目统考成绩拿了全区第一，薪资却只有公办教师的六分之一。辛苦耕耘换来的三十块钱奖金，让他彻底看清了彼时的处境。努力没有对等的回报，身份早已划定了人的层级。



1993年，田维堂当民办教师时，在任教学校附近的小河边。（图/被访者提供）

30岁那年，田维堂依旧清贫。乡村的人情场域里，贫穷就是最大的卑微。参加邻里喜宴，旁人低声的议论，看他的奇怪的目光，让他始终抬不起头。恰逢村里外出打工的姑娘回乡，随口说起在外务工的收入，远超当地资深教师的薪资。他第一次真切意识到，固守乡土，只会一辈子困在穷途里。

1995年，田维堂做出了当时村里人无法理解的决定——辞掉民办教师的工作，彻底放弃土地，南下打工。在那个年代的乡村，土地是农民唯一的依仗，放弃田地，等同于自断生路。同乡人人不解，人人反对，都觉得他莽撞偏执，早晚要后悔。

田维堂告诉记者，当时的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留在山里，只会一辈子被贫穷和偏见困住。”他想靠自己的力气和笔墨，换一种活法。



1994年，田维堂（二排右二）当民办教师期间，与毕业班学生和同事合影。（图/被访者提供）

初入广东工厂的日子，并没有想象中的转机。流水线作息混乱，加班是常态，车间里不许看书，不许有任何私人的思绪游离。高强度的劳作碾碎了他仅剩的文学热爱，多年积累的写作习惯，只能被迫搁置。

35岁时，田维堂回乡结婚，他曾对外扬言不挣到十万不回家，别人都以为他衣锦还乡，然而现实却是，夫妻二人积蓄不足两千。村里人起初敬他是外出闯荡的能人，时间久了，发现他依旧清贫，先前的客气尽数褪去，嘲讽和轻视再次卷土重来。

那段时间，田维堂带着妻子和女儿，辗转各地谋生，开豆腐店、打零工、进小堡厂，次次尝试，次次落空。岳父觉得他不成器，亲友邻里纷纷看衰，认定他这辈子再无出头之日。乡村的评价体系也比较直白，挣不到钱，就没有任何尊严可言。

但他始终没有被乡土的规训彻底驯化。旁人逆来顺受，他偏要守住自己的底线。“我可以吃苦，可以受累，却不能接受人格被践踏。”田维堂说，即便身处底层谋生，他也从未丢掉独立的思绪，始终和周遭麻木度日的人，有着本质的不同。

城市教会他规则，没教会他圆滑

2003年，田维堂带着家人去往上海。这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他真正接触现代城市规则的开始。

最开始，一家人住在张江城乡接合部当地农民以前养猪的猪圈里，地面倾斜，环境简陋，月租八十元。妻子进厂务工，他靠着广告制作的手艺谋生，跑业务、做安装、接焊接杂活，没有固定门店，全靠勤恳奔波维持生计。



2003年，田维堂在上海孙桥出租屋内给女儿拍的照片。（图/被访者提供）

那几年，正是上海城市化飞速推进的阶段。他亲眼看着城郊村落被拆迁改造，荒地建起高楼，城乡边界一点点消失。时代的红利落在普通人身上，只要肯踏实做事，就能慢慢攒下积蓄。他摆脱了从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窘迫，慢慢有了存款，日子逐渐安稳。

大城市的生活，也重塑了他的认知。他在上海学会的不仅是谋生的手艺，更是平等、规则与维权的意识。妻子无故被工厂裁员，身边人都劝她认命，打工者无权无势，没必要白费力气较真。妻子执意走法律途径维权，最后成功胜诉。这件事深深改变了田维堂的处事方式。



2005年，田维堂在上海浦东新区郊外与妻子合影。（图/被访者提供）

他更加坚信，权益不是靠忍让得来的，哪怕是微小的损失，也有争取和维护的资格。这种根植于现代社会的规则意识，后来也成了他与故乡最尖锐的隔阂。

在上海的务工岁月里，田维堂始终藏着自己的文学爱好。他不敢对外言说自己当过教师、发表过小说，工厂的环境容不下精神追求。身边的工友只为生计奔波，无人理解文字的意义，说出自己的过往，只会换来嘲讽和不解。



1991年，田维堂在贵州赤水参加文学创作笔会期间留影。无论在何地打工，他始终没有放弃写作。（图/被访者提供）

漫长的打工时光里，田维堂的精神一直处于孤独的状态。而他为数不多的慰藉，是在广东陶瓷厂遇到的工友陈生。对方喜欢绘画，性情温和，不粗俗、不浮躁，在满是烟火功利的工厂里，保留着一点精神追求。两人能够轻声交谈，懂彼此的不甘，是那段枯燥岁月里仅有的惺惺相惜。

时隔数十年，田维堂依旧牵挂这位故人。几年前，他专门重返广东寻访。他自己也承认，这份执念，或许是因为普通人的精神共鸣，太过难得了。

现在回忆起来，田维堂说在上海打拼的九年，是自己半生最安稳的时光。那时候的他，摆脱了重体力劳作，收入稳步提升，见识了城市的运行逻辑，懂得诚信做事、踏实谋生。他会善待工友，主动维系正当的人情往来，只是这份人情，坦荡纯粹，不带钻营和算计。



2010年，田维堂在上海世博会外围。（图/被访者提供）

然而，他始终学不会世俗的圆滑，不懂圈子捆绑，不会阿谀奉承。“我可以为了生计低头做事，却不会为了利益委屈人格、刻意讨好。”田维堂很确定地说。在旁人眼里，这或许是迂腐；但于他而言，这成了他做人的底线。

安稳的日子终究短暂。上海异地高考的政策壁垒，打碎了他扎根上海的念想。女儿无法在当地就读普通高中，只能入读职高。为了孩子的前程，2012年，已经48岁的田维堂，结束17年的异乡漂泊，选择回到贵盅恬川县城。

他本以为归乡是叶落归根，是半生奔波后的安稳归宿。但他没有料到的是，真正的困境，从此才刚刚开始。

故乡不接纳归来者，余生只剩悬空

回到务川的田维堂，成了故乡的异乡人。

这座大山里的县城，有自己封闭的生活规则和人情逻辑。田维堂常年在外，口音未变，却遗忘了不少本土方言，生活习惯更是彻底脱节。他保留着城市每日洗澡的习惯，在当地人眼里成了矫情。年少时家乡夏热冬寒，从不用风扇空调，他从前以为是本地气候宜人，归来才懂，只是当年的贫穷，让人只能默默忍耐。2012年的夏天，他第一次在老家县城买了电风扇，终于看清了过往贫瘠的真相。

县城的消费逻辑，也和城市完全相悖。上海可以零买零星食材，按需消费。老家的商铺默认最低消费，再少的东西也要按整份购买，常常买回去放到变质浪费。细微的生活差异，处处提醒着他的格格不入。



县城的美食街。（图/被访者提供）

最让他难堪的，是一次公交投币的争执。田维堂习惯性用硬币付费，售票员却对他另眼相看，言语间带着轻视，车上的乘客全程沉默，无人劝解，无人帮衬。后来他才知道，原来本地不收硬币。他坚持维权，甚至报警求助，但最终依旧只能妥协多付了一块钱的纸币。

事后他和本地朋友说起此事，所有人都觉得小题大做，匆匆转移话题。他们习惯了本地的潜规则，习惯了妥协退让，唯独他抱着城市的规则意识，较真到底。这一刻他才算明白，他和这片土地的认知，已经无法兼容了。

田维堂靠着对城市化趋势的判断，笃定新城区的发展潜力，不顾旁人劝阻，把广告店开在新城区学校门口。他本想着靠手艺和市场趋势立足，又因当年发小的口头承诺——对方许诺每年给他数十万元业务支持，放弃了市场调研，贸然开店创业。

但现实很快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他按照上海的市场行情报价，才发现县城行业价格极低，利润被压缩到极致。开业前三个月，单日营收仅有几元、几十元，覆盖不了房租水电，令他整夜失眠，焦虑难安。



田维堂的店面，摄于2026年5月。（图/被访者提供）

他去找发小求助。旁人点拨他，在县城做生意，要先做亏本买卖铺路，要靠人情和圈子打通门路。他这才看懂，本地的生意场，靠手艺和实力是一方面，另一发面，还是得靠人情、靠依附、靠潜规则。他不懂这套玩法，也不愿意学。

早年在外闯荡，他靠的是真诚和手艺。如今回到故土，踏实做事反而成了劣势。他不愿刻意讨好，不愿花钱铺路，不愿参与无意义的应酬酒局。县城盛行红白喜事办酒收礼，人人攀比排场和礼金，哪怕是点头之交也要随礼维系关系。他极少参与应酬，不随意赴局，不刻意设宴，守住了本心，但反过来也困住了生意。

他的生意始终做不大，却活得清醒坦荡。低谷时期，同族侄儿不问借条，主动借出五万启动资金，成了他创业初期的温暖支撑。靠着零星的客户订单和新城区开发的风口，他慢慢熬过“寒冬”。2013到2015年，县城基建爆发，广告生意回暖，流水日渐可观，他终于在县城站稳脚跟，全款买房、购置门面，拥有了专属自己的书房，圆了年少时安放笔墨的心愿。

安稳之后，田维堂重拾写作。县城的文友圈子，让他不再有精神孤独。旁人开始唤他“田老师”，做生意的人叫他“田总”。曾经被全村轻视的农人，终于在中年换来了体面。

不过，体面来得太晚，也太过脆弱。2016年之后，县城商业红利消退，商铺数量成倍增长，消费群体却没有扩容。行业内卷加剧，欠款、赊账、倒闭成了常态。有的同行陆续关门退场，他的生意也日渐萧条。从前高价的定制广告，被廉价的喷绘布替代，单笔订单利润微薄。有时候一笔几百元的单子，客户都要分多次结清。

人至暮年，田维堂再次陷入迷茫。他回到乡村，发现土地重新被耕种，外出务工的邻里陆续返乡务农，靠着农活也能安稳度日。唯独他不行，常年的脑力劳作和漂泊生活，让他彻底丧失了务农的能力。

2024年，田维堂重返广东旧地，旧日的工厂破败凋零，新时代的工业园区高楼林立，设备、模式、用工逻辑全部更新。进厂务工的大多是中年打工人，再也不见当年的年轻面孔。招工门槛极低，却鲜少有人驻足。



田维堂重返广东待过的工厂。（图/被访者提供）

人生过半，田维堂总算看透，所有谋生的职业，其实本质并无高低贵贱之分。种地、打工、开店、做老板，都是为了糊口度日。所谓的老板身份，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打工。客人随时上门，哪怕正在吃饭，也要起身服务，和当年工厂里随时待命的工人，没有任何区别。

“我一辈子努力挣脱底层的宿命，一辈子想靠思想和文字区别于旁人。最后却发现，自己始终悬浮在时代的缝隙里。”田维堂说，回不去乡村，融不进县城，也留不住都市。

如今的田维堂，每日晨起写小说，中午回店里给家人烧菜做饭，午后又回到家中练字。用他的话说，也算是过上了退休生活。

在田维堂的《田老师打工记》里，数十年的打工经历，都成了他笔下的文字。他只想忠实记录一代人的生存轨迹，并且始终记得自己的人生准则：“活着不是为了挣钱，挣钱只是为了活着。”

这是一个普通打工人的清醒。一辈子被生计裹挟，却从未让灵魂彻底屈服。他的迷茫，他的错位，他的坚守，也是当下无数普通人的人生真相。时代不停向前，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在漂泊，都在悬空，却始终保留着一份不愿随波逐流的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