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期刊一篇文章直言，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当政以来发动一波波党政干部清洗，其中不乏高层领导人，这不仅有纪律整肃、打击政敌用意，更应被视作改造中共全面工程。

外交事务期刊刊载“习近平的永久清洗：中国‘自我革命’背后的真正目的”（Xi's Forever Purge: The Real Goal Behind China's 'Self-Revolution'）一文，撰文者为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研究员牛犇（Neil Thomas）、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研究助理Shengyu Wang。

习从2012年执掌中国最高权力以来，对于党与解放军发动整肃，甚至包括昔日被视作无可动摇的高层领导人。今年1月解放军高层张又侠、刘振立落马，4月前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被立案调查，这是毛泽东时代结束以来，首次有3名政治局委员在同一个5年任期内倒台。

对于习发动清洗，一般解释多为排挤政敌、巩固权力，这也确实为习赢得民心、集中决策权力。由于清洗运动导致树敌太多，习为了自保，必须持续清洗，例如大多分析人士解析，张又侠被解职是出于其对高层内部政治构成挑战。

撰文者强调，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却也不够，若仅聚焦顶层清洗、政治积怨等惊心动魄故事性，将遗漏更宏大的叙事架构。习最初的“反贪腐”行动已经演变为一套管理干部、政治优先、监督政策执行的机制，习的纪律整肃应被理解为一场旨在改造中共自身的全面工程。

习在近期多次讲话中加大对于“自我革命”的呼吁强度，强调党的内部纪律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若“自我革命”成功，有望使中共成为一个更有效、更持久的执政机器，无论由谁掌舵，都能无限期地统治中国。

习正在推动其所称的党的“自我革命”。他将纪律整肃作为控制工具，更作为一套治国理论，内部规章确立优先项目与行为准则，思想教育培养忠诚官员，巡视整改提高执行合规度，高层清洗可发挥惩一儆众威慑效果，习寻求在中共21大第4度连任，更多的清洗行动将在所难免。

撰文者认为，习执政初期的反贪腐行动确实与瓦解政敌网络意图相扣；第2任期时，整肃行动性质开始转变，由于美国川普（Donald Trump）政府发动贸易战、科技战，加上COVID-19疫情，习选择降低高层动荡度，清洗重心转为较低层级干部，纪律整肃工作也渐渐制度化，2018年全国人大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其与中纪委并行运作，将监察范围延伸至所有公职人员，不论是否具有党员身份。

习在2022年10月中共20大确保第3任期后，反腐整肃雄心浮现，若说清洗是为了巩固习的个人权力，原先预料反贪腐行动将在习连任后趋于平息，情况却是变本加厉。

“自我革命”是习对于党严格自治、纠正自身问题、维护意识形态纯洁性的要求，对于习来说，最深切的心腹之患是内部腐败、不是外部威胁，“自我革命”则是解答，在政治与组织的弊病演变为致命危机前根除，这才是习要让党永续万代的意图。

强硬的管控手段使党具备更强的执政能力，不过“自我革命”也有弊病，更严密的集中管控与更严苛的惩戒措施，使地方官员回避风险、隐瞒问题，书面程序服从取代解决问题的行为动机，后果可能导致一个在瘫痪与过度服从间摇摆的体系，造就一个更僵化、更缺乏适应性的政策流程。

在惩罚“忠诚不足”的背景下，北京恐更难从地方获取准确数据与坦诚报告。中国的列宁主义体制在有清晰目标和可观测指标时动员最为有效；不过在需要灵活度、即兴应变与诚实反馈时则力不从心，例如COVID-19疫情，地方担忧向上汇报坏消息受到惩处，进而延迟对于突发风险的反应时间、早期遏制空间。

撰文者总结，习曾明言“自我革命”是在防范“政权在领导人去世时结束”，若习继续第4任期，“自我革命”或将成为其政治遗产的优长与短板共存所在，他可能留下一个腐败减少、更加制度化、更能有效落实中央政策优先议程的党；也可能留下一个只要没有习这样的强人居于核心便无从运作的体制。

习不将“自我革命”定位为纯粹国内事务，这是其欲对于“西方模式”多党竞争与权力分立倡导者的“强而有力回应”。北京积极地推广“自我革命”作为可借鉴的治理范本，中国与数十个国家签署反腐合作协议，为发展中国家的官员提供纪律培训。

习对于“自我革命”的高度专注，将使他对于重大的对外冒险行动更趋于谨慎，大规模清洗解放军使任何战争在短期内难以打响，却也揭示习对于腐败、忠诚与机制效能的执念。习对“自我革命”的执著表明，他最渴望被铭记的是“让党重新伟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