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今的网络暴力已经司空见惯到令人麻木，但当它发生在全红婵身上时，还是让人吃了一惊。

不久前，全红婵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坦言，自己深受网络暴力的困扰，她无奈地请求：“希望那些攻击我的人，不要再骂我，也不要波及我的家人和朋友，否则他们都会远离我。”

直到这时，她遭受的网络暴力才被公众所了解。

即便以最苛刻的标准审视全红婵，也很难找到可以指摘之处：她的出身普通，为人低调谦逊，职业成就斐然，自东京奥运会一鸣惊人，到后来在世界大赛中多次夺冠，以近乎完美的职业生涯赢得了“水花消失术”的赞誉。

即便如此，部分网友仍从她身上找到了“黑点”，那就是身体发育引起的体重变化。网友的谩骂和侮辱，甚至让全红婵到了做梦都害怕长胖的地步。

全红婵不是第一个遭受网络暴力的运动员，但过去的网络暴力，总还有一个能够激起公众愤怒情绪的引子，或是比赛成绩不佳，或是私生活的污点。但这次对全红婵的网络暴力，无关成绩、无关私德，而以青春期正常的生理现象为理由，实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意味。

正因如此，这场网络暴力才尤为让心惊，因为它展示的是更加纯粹的恶意。难道说，我们的舆论空间已经滑向这样危险的境地，即便像全红婵这样的“完美受害者”（尽管我们不应以此要求任何被网暴的人），也难以摆脱网络暴力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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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多重社会心理的共振，共同催生了对全红婵的网络暴力。

常被我们忽略的，是普通人对杰出人物的微妙态度。我们喜爱和崇拜杰出人物，很大程度是出于一种代偿心理，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喜爱和崇拜来间接“共享”他们的卓越，以弥补或掩盖自身的不足。

在全红婵的例子中，当出身普通的她以超越常人的天赋与专注，创造出难以复制的体育成就时，我们在她身上代偿了寒门翻身的愿望，共享了人类潜能被突破的骄傲，也一同分享了集体的荣誉感。

但如爱默生所言：“嫉妒是一切杰出人物必须偿付的税。”我们对杰出人物的喜爱之中，总是包含着一定的嫉妒成分。



这种微妙的心理，在《嫉妒与社会》一书中得到了精妙的阐释。本书作者赫尔穆特·舍克写道：“那些有独处欲望的个体，能够承受乃至享受一段时间的孤独，而这会冒犯他人，激发集体的嫉妒。那些不能独处的人，会因为别人成功地逃脱了社会控制、懂得如何独处而感到恼火。”这里的“独处”，可以替换为任何常人缺乏的特质或能力。

“你有我没有”，是嫉妒产生的情感驱动力。尽管这发生在个人心理层面，却容易在集体中滋生和放大。因为集体总是存在一股趋同的倾向，这样可以让集体中的人感到安全和舒适，这些“异类”的存在，会让人感到不安和焦虑。

对全红婵的网络暴力，可以从这个角度得到解释。它是对全红婵“向下拉拽”的一次尝试：通过对全红婵身形变化的否定和贬抑，试图削弱她的光环，从而缓解自身因“不及”而产生的失落与不安。

不过，平日里，由于道德期许、社会规范等约束的存在，这种嫉妒的情绪常常是隐而不显的，更遑论转化为具有恶意的言行。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让恶意如洪水一般倾泻而出呢？

在《恶的科学》一书中，西蒙·巴伦-科恩提出用“共情腐蚀”的概念来替换抽象的“恶”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思考路径，来理解恶意是如何被释放出来的。

在他看来，共情是理解他人思想与感受，并以恰当情绪作出回应的能力。而“共情腐蚀”，则意味着这种能力的退化甚至消失。它导致的结果是，我们把对感受和情绪的感知封闭在自我之中，因而产生了“物化”他人的倾向。

“把其他人当作物品对待，是对另一个人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之一，因为你忽略了他的主观体验、他的想法和感受。 ”

当人不再被视为具有情感和尊严的个体，那么，对其施加的伤害也就不是“对人的伤害”了，这种从“人”到“物”到转换，让原本被道德与社会规范压抑的恶意，获得了心理上的正当性。



像全红婵这样的运动员，本就是容易被物化的对象。在我们的社会语境里，运动员往往被赋予多重意义：体育精神的代表、国家荣誉的承载者、寒门逆袭的励志样本乃至民族情绪的投射对象。

唯独，缺失了“人”的视角。我们习惯了从功利的角度看待运动员，夺冠了便捧上神坛，失败了就贬得一文不值。但很少想过，他们也是人，有喜悦和痛苦、焦虑与挣扎，身体也会因年龄的增长而自然变化。

“金牌机器”这个颇具争议的称号，贯穿于全红婵的整个职业生涯。姑且不说这样带着明显物化思维的称号有多么的冒犯，它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全红婵真实的情感与鲜活的生命经验是长期被遮蔽与忽视的。

02

不过，恶意要汇聚成网络暴力的洪流，还需要一个让攻击行为获得“正当性”的群体机制，体育领域日益蔓延的“饭圈文化”，恰恰扮演了这个角色。

在这场针对全红婵的网络暴力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饭圈”文化的身影。很多对全红婵的攻击，都来自与她对立的粉丝阵营。

“饭圈”本是基于对运动员和体育项目的热爱而自发形成的社群，属于粉丝文化的一种自然延伸。然而，在偏执情绪的催化下，部分“饭圈”的关注焦点从比赛本身转移到运动员个人，并演变为相互攻讦的对立阵营。

于是，饭圈从一种基于欣赏而凝聚起来的社群，变成了一个通过划分敌我、制造对立来强化内部认同、具有强烈排他性的“阵营”。

这是一种被异化的共同体，它的维系并非依靠肯定性的情感，而是建立在否定与贬损他人的基础之上。就像同事之间通过共同吐槽领导而形成的“友谊”，这种关系缺乏真实的情感纽带，一旦外部对象消失，所谓的“团结”与“友爱”也将随之瓦解。

所以，“饭圈”的维持往往依赖于一个被共同指向的“敌人”。如《理性思考的艺术》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取笑与谩骂对手“让与我们志同道合的观众向我们报以笑声和赞扬。这种反应向我们所有人发出信号，表明我们都拥有某些共同的价值观，从而能够促使我们团结为一个群体或凝聚为一场运动。”在这样的逻辑下，攻击对手不仅不会受到谴责，反而被视为维护群体荣誉的行为。

为了维系自身的存在，“饭圈”永远走在寻找和攻击敌人的路上。而仇恨与恶意，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滋长，演变成一次又一次的攻击与暴力。

梳理到这儿，这场针对全红婵的网络暴力的链条就比较完整了：嫉妒情绪的滋生，为网暴提供了情感动力；共情能力的衰退，使个体被物化，降低了施暴的心理负担；而“饭圈”的存在，则让网暴行为在群体中获得了正当性。



这三股力量相互叠加、彼此强化，最终，让全红婵这样的“完美受害者”也深陷网络暴力的泥潭之中。归根到底，这场网暴的根源从来不在她身上，而在于那些围攻她的人内心的嫉妒、冷漠与群体的狂热。

这一次，也许是全红婵坐在镜头面前，向公众袒露她内心深处的脆弱与不安，终于让人们意识到，在那些谩骂与侮辱背后，是一个具体而真实的人在承受着网络暴力的痛苦与压力，才让这件持续许久的事件，终于迎来了解决的转机。

然而，一个良好的舆论空间，不应依靠受害者的自曝伤痕来解决问题。唯有重建共情的能力，看到网络背后一个个具体的人，或许才能阻止又一次“网络暴力”的发生。

文/寇大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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