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入腹地，才懂这场战争如何重塑了乌克兰人”

俄乌冲突已成为21世纪以来全球地缘政治最剧烈的震源，反复的拉扯使得双方不得不调整预期。由于难以形成反攻优势，乌克兰不再奢求短期内力挽狂澜，而是希望凭借战略纵深抬高俄军推进成本。在此背景下，乌克兰人的生活也被改写：基辅街头的咖啡馆，残疾的老兵与敲代码的数字游民比邻而坐；第聂伯罗的年轻人在高大宽敞的办公室里通过电信诈骗为军队筹款；而哈尔科夫正为是否挂上班德拉的画像而争执。

这就是乌克兰。战争在前线推进的同时，也在每个人的身份认同中划下痕迹。本文作者于2024年两次前往乌克兰，探访基辅、第聂伯罗、哈尔科夫、敖德萨等城市，与各个阶层、职业、地区的乌克兰人对话，试图理解三年多战火下的社会如何回应持续不断的内外挑战。由于篇幅关系，文章将分为两期刊出，本期先刊出第一至三节。

本文为作者投稿，系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稿件，原题为《从摇摆的“桥头堡”到远去的“南方精神”：一次乌克兰腹地之旅（上）》，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6年第17期 总第297期

从摇摆的“桥头堡”到远去的“南方精神”：

一次乌克兰腹地之旅（上）

这是基辅战火中的第三个年头，洞穴修道院塔楼的金顶依然熠熠生辉。第聂伯河转弯处，祖国母亲手中的巨大盾牌早已改换了样式，被三叉戟徽章换下的镰刀锤子静静躺在巨像脚下的博物馆大厅里，接受市民俯身审视。第聂伯河和基辅山丘之间的洼地波迪尔区位于老城，是古罗斯时期就兴盛繁荣的商业区。夜幕降下，酒馆餐厅灯火通明，街头传来络绎不绝的歌声。赶上周末，不少年轻人聚集在地标性的摩天轮下，围着一个个自发组织的小乐队跳起舞来，有时即使下了小雨也浇灭不了人群的热情。当然，这些小型音乐会往往只有一个核心主题——为乌克兰武装部队募集更多资金。

对于中青年乌克兰人来说，整整十年的动荡和巨变给了他们活在真实历史中的强烈参与感。2014年无疑是一代人心中的分水岭：政治价值向欧洲看齐，社会组织活跃发展；同时，克里米亚危机和顿巴斯冲突爆发，为如今的大规模战争埋下导火索。当我们向乌克兰年轻人提问十多年前那场“广场帮命”的成就时，几乎总能得到同一个答案——认同。

政务电子化、设立反腐局、公交去现金化、签证便利、IT行业兴起，这些都可能出现在谈话对象的答案清单上。不过，在提及它们时，年轻人的嬉笑态度更像在报菜名，虽是一桩桩好事，却不牵动任何深层情绪。但认同问题大不一样，它指向的是某种终极答案，仿佛唯有10年前的那场街头斗争才解决了“我们是谁”和“要往哪儿去”的重大问题。谈话一旦切入这个层面，对方的神态立马严肃起来，脸上突然少了戏谑，多了沉思。就连今日战场上不断恶化的形势，也没有让他们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变得犹豫。恰恰相反，回望“广场帮命”十年，一种回头路早已不复存在的决绝给弥漫的悲观情绪注入了宿命感。

“你看看这咖啡馆，从老板到女侍者，从常客到偶尔闪过的年轻打工人，这场战争都与他们息息相关。有人刚从战场下来，少了条胳膊或腿，有人刚接到至亲阵亡的噩耗，我们都不知道何时会轮到自己。”一位基辅地缘政治智库的资深研究员和我们坐在堆满书籍的咖啡馆一角，啜饮着咖啡平静地吐出了这几句。这是他的“私人”座位和藏书，一旁狭小的空间里挤满了留着长发打扮的嬉皮文青，和用耳塞屏蔽喧嚣专心工作的数字游民。若不是谈话主题被拉到了战争前景，恍惚间，这景象仿佛是巴黎左岸的午间闲叙。“川普的确让美国180度翻转，但战斗到底是唯一选择，即便最后变成世界大战，乌克兰也在所不惜。因为对于我们，这早已关乎生死。”研究员用一句让我们背后发冷的话，打断了不合时宜的跳脱走神。

与此同时，基辅市中心呼啸而过的豪车过于扎眼，它们和乌克兰人决绝的抵抗意志一样让人无法忽略。种种腐败和特权丑闻并没有被淹没在令人悲伤的战争新闻中。公共空间之外，与主流声音格格不入的低声私语不时钻入我们耳中。

首都的多重现实就像一道道疑云，遮蔽视线的效果不亚于笼罩在前线的战争浓雾，让外人看不清这个抵抗之国的各种细节。为了尽可能抵近观察，我们在2024年从不同方向两次进入乌克兰，探访了中东部腹地的几座主要城市，并与各个阶层、职业、地区的乌克兰人对话，试图理解三年多战火下的社会如何回应持续不断的内外挑战。

在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地区，巨大的危险正向两座首府迫近，乌克兰也倾其全力将它们打造为前哨重镇，甚至视两地的身份重塑为赢得战争的关键之一；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则位于传统的南方地区，与多元文化和苏联记忆密不可分的“南方精神”已被视为异端，不过，水面下的暗流正加速涌动……

▍第聂伯罗：“兽人可不算人”

如果说“广场帮命”后的乌克兰是所谓“欧洲价值观”的东端桥头堡，那么第聂伯罗则是亲欧情绪辐射的最远端。作为乌第四大城市，第聂伯罗在开战后成了支援前线的节点枢纽。不管是送往东线的兵员物资，还是前方撤下的伤员和装备，都会经过这座扼守乌克兰母亲河河曲的城市。

从全面入侵开始，第聂伯罗的公民组织就十分活跃，我们在基辅和其他城市多次遇见来自第聂伯罗的年轻人参与志愿活动。第聂伯罗也是“去共产化”最激进的地方，2015年波罗申科政府开始“去共产化”，2016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即更名为第聂伯罗，速度之快让当地人都没反应过来。对比看，无论是东北的哈尔科夫还是南方的敖德萨，都不如第聂伯罗更能展示十年来乌克兰腹地充满戏剧性的变迁。

在市政当局工作的房东震惊于我们这时到访，但我们倒是对街头的表面松弛感到惊讶。尽管战线就在一百多公里外，城市仍然维系着日常运转。中心广场上，人群熙熙攘攘，四处开挖的道路和地铁工地也没有扫了市民的兴致，大家早习惯了工期动辄十年以上的市政工程。到了傍晚，滨河大道上行人密集，都是享受夏日悠闲的年轻人。如果要用什么词汇来形容，外省气质或许很合适。这是个处处彰显地方特色的城市，彷佛有意展示与基辅的不同。第聂伯罗的博物馆、展览馆和市政厅近年经过修缮，布展和叙事得到了现代化，花费的不少资金则来自Privat银行背后的寡头科洛莫伊斯基。市区内还有世界最大的犹太社区中心，自然也出自他的手笔。

当然，不时有印着“第聂伯罗—乌克兰的前哨站”的巨幅海报提醒访客战事吃紧。苏联“南方”设计局遗留的Cyclone火箭漆成了蓝黄配色，从太空探索先锋化为俯瞰第聂伯罗前哨的“警戒塔楼”，伫立在被乌军阵亡官兵纪念海报填满的胜利公园旁。前总统库奇马曾在“南方”局主持过工作，它成就了具有传奇色彩的苏联弹道导弹系列，而今却成了俄罗斯最先进的“榛树”导弹的打击目标。

城里没有什么比河右岸的Parus酒店更能具象化“前哨站”意象。勃列日涅夫亲自下令建造这座展示苏联成就的气派酒店，专门接待官员、代表和外宾。工程缓慢持续到80年代后期，结果卡在80%进度上彻底停工。解体后潦倒的居民从它庞大的躯壳中偷走建材来补贴生活，Parus成了苏联未竟梦想的象征。2014年后，酒店巨大的外墙被喷上蓝黄两色，临河面配有一个大型三叉戟图案，面向仍背负“东部”身份的左岸地区。它的所有者换成了“爱国寡头”科洛莫伊斯基。

面对不可妥协的敌人，“前哨站”要做到攻守兼备。从2015年开始，新政府着力将第聂伯罗打造为“拦阻分离主义病毒的隔离带”。时任总统波罗申科在顿巴斯发起了“反恐行动”（ATO），第聂伯罗责无旁贷，充当前进基地，乌军伤亡者中来自第聂伯罗州的比例也最高。

乘火车去第聂伯罗的时候，我们错过了正确的车站，于是和车厢里的乘客大眼瞪小眼，一路坐到更偏东的巴甫洛格勒。从车窗望去，巴甫洛格勒一带的土地近乎完全平整，看不到龙牙等防御工事，这和咫尺外的顿巴斯很不同。第聂伯罗州东部的厂矿密度相对较低，缺乏防御依托，地形也比顿巴斯更平坦。这意味着一旦俄罗斯人真的突破防线，第聂伯罗河以东或将无险可守。假如俄军在第聂伯罗州内长驱直入，前线乌军有被分割为南（扎波罗热、赫尔松方向）、北（哈尔科夫方向）两部分的风险。

“只要第聂伯罗站着，乌克兰就不会倒下”。主动上前攀谈的安德烈个子不高，身材瘦削，像程序员一样穿着牛仔裤和衬衫，手上晃荡的啤酒让他看起来有些悠闲。他是第聂伯罗人，一边在物价偏高的基辅读本科，一边靠打零工补贴吃穿用度。不过他的打工方式有些特别。2023年初，通过老乡介绍，安德烈加入了一个专门针对俄罗斯人的电诈团队。

“我手上有至少一打‘兽人’中招，得来的钱大部分都捐军队了。前线指挥官还发来用捐赠的无人机轰炸‘兽人’的小视频，太有意思了！”安德烈生硬的英语并未掩盖脸上的兴奋神色。“‘兽人’的钱变成无人机和炮弹，最后砸到他们自己头上，想想就带劲！”

起初安德烈的策略是假扮年轻貌美的女性，诱使那些稍有积蓄的中年俄男上钩。在俄广大的腹地有很多这样的“客户”，他们信息相对闭塞，比较容易上当。

如今安德烈将大部分课余时间花在这项“业务”上。只是随着战争长期化，找好骗的对象也没那么容易了。电诈者们需要不断改换策略。安德烈坦言，他想办法换了一家“雇主”，工作内容也变得更有“技术含量”了。安德烈们现在的方法是，先假扮警察电话通知受害者其银行卡被盗用，然后再由扮为银行专家的同伙接手。为了增加可信度，电诈团伙往往还掌握包含大量私人信息的数据库，都是通过非法途径从俄罗斯获得。根狙腾媒Strana的调查，有些实力雄厚的团伙掌握了很多软件工具，凭借在当地的网络甚至能冒用俄警方和银行的电话线路，因此上当的人着实不少，平均100通电话里就有2~3人被骗。

除了“兽人”，安德烈还用“lokh”一词称呼受害者，这本是监狱囚犯蔑称无辜平民的黑话。他坦言，基层员工们都身背KPI，平均一天需要骗数万格里夫纳（1格里夫纳约合人民币0.16元）。安德烈年纪尚轻，在体系里的位置不过是“销售经理”，负责初步取得受害人的信任并进行首笔小额转账，在他之上还有“商业导师”“用户留存经理”等职级。很多乌克兰人会简单地称呼电信诈骗中心为“办公室”。

受骗对象大都能分辨乌克兰口音，即便来自传统俄语区的安德烈也难以滴水不漏。因此公司安排了专人给基层员工矫正口音。每天早上，小头目举起大花臂带大家高喊口号打鸡血。为保持高昂的士气，员工们常在休息时饮酒抽烟，或播放节奏感强的音乐，分泌肾上腺素来刺激工作效率。

“实话说，除了压力大，有时我还蛮喜欢里头的氛围。”安德烈坦言，“我们都是学生或打工人，但坐那儿看着一串串数据和高大上的资料库，彷佛一下变成了大投行的精英交易员和操盘手，就像在华尔街一样。那感觉是挺美妙的，相比在学校上水课完全是两个世界。”

安德烈的家乡第聂伯罗正是诈骗网络的集中区域。乌媒Strana曾做过调查，发现平均每通成功的诈骗电话能骗得80000卢布，而每个中心每天能打出3000~7000通电话。俄政府的说法则是平均每月记录到300000个针对俄罗斯居民的诈骗电话。俄罗斯国有银行Sberbank的行长甚至指责第聂伯罗是“欧洲诈骗之都”。

根狙腾媒的调查，在“广场帮命”之后，第聂伯罗已有不少电诈中心，甚至在战前就小有名气。但现在，一股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新力量迅速崛起。由于第聂伯罗是支前重镇和交通枢纽，很多民族主义部队的骨干都在那里长期停留。他们用各种方式筹资，其中一些人参与到了电诈网络中。亚速系博主“第四帝国”的电报（Telegram）帖子中就时常发布这类招聘信息：

线下工作机会！我们计划在市中心开设新办公室。这是帮助前线的好机会！

年龄：18到30岁

男女不限

须掌握俄语

工作时间灵活

固定底薪

绩效收入可达2000美元/每周

团队由爱国者组成

外地员工包市内住宿

邀朋友加入可获额外奖金

提供美味午餐

第聂伯罗蓬勃发展的电诈产业，似乎折射出泽连斯基政府、地方旧寡头和民族主义军事指挥官们之间的紧张关系。2024年夏，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的亲信提申科（Tyshchenko，为叶尔马克儿子的教父，此前因丑闻被踢出执政党公仆党，但仍为最高拉达议员）突然现身第聂伯罗，声称要重拳整治电诈乱象。他带着一群“私人武装”直奔电诈中心，其中包括基辅的警察。一番突袭后，他往电报频道上传了大量行动照片，炫耀“执法成果”。

很快，他在一家电诈中心遭到海妖营(Kraken，一个立场偏右翼的民族主义军事单位)前资深网红成员迪米特洛·帕夫洛夫的阻拦，结果事情变成闹剧。提申科试图抢夺帕夫洛夫的手机并逮捕他，却被后者在网上直播控诉。事态升级后，各路自媒体和军事博主纷纷讨伐提申科。这些人和帕夫洛夫一样，与民族主义武装密切相关，有的甚至是精英单位的在役人员。闹到最后，叶尔马克不得不出面批评提申科，要求他离开最高拉达。提申科则得到了时任总检察长科斯金和内政部长克利缅科的支持，这两人都忠于泽连斯基，但在自由派和民族主义者中声誉不佳。

亚速武装的高级指挥官库哈尔丘克（Kukharchuk）在近期访谈中坚称，乌政府从电诈中心的“利润”中获得了可观份额。在民族主义反对派看来，打击电诈不过是政府试图介入第聂伯罗地方政治、争夺利益并包装反腐形象的策略。

一些乌克兰记者则认为，此类事件或许反映了多方势力和泽连斯基-叶尔马克集团之间愈演愈烈的利益冲突。随着科洛莫伊斯基等旧寡头政治影响力的衰落，他们在地方上留下的空间正被政府和新势力觊觎，尤其是战时崛起的自由主义和军事民族主义精英两大派系。

科洛莫伊斯基在“广场帮命”中看似选择了爱国立场，支持西部阵营，但他在2016~2017年间曾推动对俄缓和，并支持明斯克协议，遭到自由派敌视，因为协议会让顿巴斯重回乌政治舞台，可能改变“广场帮命”精英选定的亲西方轨道。自由派的红线是，任何对俄接触都不得违背乌加入北约的“国家意志”。2019年，科洛莫伊斯基大力支持新人泽连斯基，希望他能缓和俄乌关系，并使自己免受美国制裁。然而，泽连斯基胜选后不久停止寻求对俄妥协，反而与曾经的提携者反目，不仅将科洛莫伊斯基大量资产国有化，更在2023年将其送入监狱。

同样出身第聂伯罗犹太社群的大寡头平丘克，2016年也曾通过美媒呼吁落实明斯克协议，主张暂缓入欧并放弃入北约以换取妥协。但在自由派强烈反弹后，他迅速转弯，在战前成功塑造出“亲欧爱国寡头”的形象。

到了现在，各势力间的敌我划分出现新变化。随着前线苦战，有索罗斯基金会背景的自由派NGO渐渐与曾经的盟友——本土右翼军事组织产生了分歧。长期一线作战让不少亚速军官对在后方大声鼓噪爱国的NGO“勇士”、“反腐斗士”和意见领袖颇有微词，这些人与美国民主党关系紧密，常被右翼称为“索罗斯分子”（Sorosites）。2024年初，乌克兰媒体就曾曝光NGO人员逃避征兵的丑闻。然而，在当前乌克兰的舆论场中，恰是这些人发出最强硬的鹰派声音。

对于俄乌重启谈判的动向，自由派NGO人士普遍强烈反对。NGO背景的波特尼科夫甚至预测，假如和平到来，“亲俄”、反军事化的政党又要主导政坛。为了避免噩梦般的“投降式”和平，爱国者们应采取一切手段，即使这会导致俄罗斯使用核武器。“假如核弹在乌炸响，川普可能会被拖入战争。这当然不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将在50天内爆发，但无疑事态会朝那个方向加速发展。是的，三战是一种保存乌克兰国家的可能途径，因为在席卷世界的战火中，边缘地带（的国家）总是容易幸存。”特尼科夫去年7月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他是典型的自由派中产意见领袖，长期担任《乌克兰真理报》的撰稿人，还受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索罗斯国际复兴基金会的资助。

波特尼科夫绝非孤例，乌克兰最有名的“独立反腐斗士”沙布宁身边聚集着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小圈子。作为NGO“反腐行动中心”（AntAC）的负责人，他自2014年起完全依赖USAID和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的资助，“监督乌克兰政治腐败”。在2025年夏爆发的乌克兰国家反腐办公室NABU（2014年后乌克兰为顺应欧盟改革和打击腐败而设立的反腐专门机构，NABU内部的人事权由欧盟等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主导）与泽连斯基政府的冲突中，他批评泽连斯基推行“腐败威权主义”，是“迷你普京”。

沙布宁等人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让其亲信（如力推北约在乌设“禁飞区”的达里娅·卡列纽克）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等要职，并控制资金流。他还特别关注国家经济安全局局长的职位，希望让NABU成员Tsyvinsky出任，但立刻遭泽连斯基抵制。沙布宁所代表的反腐活动人士，得到了波罗申科的强力支持。同样激进的还有乌军在后方的“明星筹款人”斯特尔年科。他们都极力想给泽连斯基贴上“投降派”标签。

尽管口头高喊战斗和动员，沙布宁等人的实际行动恰好相反。他很早就声称入伍，但有记者揭露他滞留基辅，频繁出入高档餐厅参加活动，同时每月领取约1400美元的军饷。他的妻儿在美国以难民身份生活，每月享受津贴。2024年，泽连斯基政府加强了对这类活动人士的打击，许多人被送往前线或调离要职。作为反击，他们则积极推动针对政府的反腐调查。

血战前线的亚速武装也看不上这些在后方鼓噪的“爱国”活动分子。亚速武装虽为俄罗斯死敌，近来却逐渐对和平谈判表现出意外的模棱两可。有的亚速资深军官对乌克兰人口趋势忧心忡忡。从其极右理念出发，人口、出生率、移民都是高度敏感的议题，长期的战争带来大量伤亡和人口外流，让民族的前景变得黯淡。于是，亚速账号“第四帝国”近一年几次在“电报”上呼吁谈判，称至少要争取一个喘息的机会。

“第四帝国”还与受欧盟、美国民主党和福山等自由派学者支持的乌克兰激进自由派政党Holos爆发冲突，指责后者的议员仅代表0.01%的选民，却敢于坚持恢复1991年边界的立场。“这些混蛋必须被取代，他们根本反映不了真实的选民偏好，只不过在战时吸国家的血，偷走本就不多的预算，然后再反过来嘲弄前线士兵和后方民众。”

一度十分坚决的亚速系武装指挥官比列茨基早在2024年年初就说：“任何条件下的停火本身不是坏事，只要我们能继续专注于防务现代化。它不会导致灾难，除非我们自己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内战。”这显然与当时的官方立场（无条件现地停火）有所不同。到了九月，他的态度更直白，在采访中明示停火“能提供（军队）重组的机会。（乌克兰）可以伺机而动，采取类似阿塞拜疆在纳卡冲突中的策略”。

近期的反腐风波将这些分歧和矛盾暴露在公众视线下。NABU和反腐专门检查官办公室SAPO（2015年乌克兰在欧盟要求下设立的机构，以换取欧盟给予乌克兰免签待遇。它主要负责支持和监督NABU发起的反腐案件调查）等反腐机构从人员组织、工作文化到资金上都深深打着新自由主义烙印，索罗斯的复兴基金会公开表明了对它们的支持。在亚速等右翼军事势力看来，自由派在后方掀起的抗议活动影响社会稳定，分散公众对前线危急形势的关注。再加上一段时间以来和“索罗斯分子”的恩怨，亚速系武装即便非常不满泽连斯基政府，也不大愿意和他们搅到一起。

与此同时，身陷囹圄的科洛莫伊斯基再度发挥能量。“广场帮命”后，西方支持的反腐机构和NGO长期与他不睦。除了对俄暧昧之外，他还曾联合一些政客，公开川普方提供的亨特·拜登等人的涉乌腐败案信息，因而成为NABU的眼中钉（早在2016年，NABU曾公开过反川普的材料，引发所谓“通俄门”）。

然而，乌克兰政坛从没有绝对的敌人和朋友。明迪奇贪腐案*把NABU和科洛莫伊斯基都摆在反泽连斯基的位置。但借该案成功“清君侧”将叶尔马克赶出总统办公厅后，NABU将矛头对准了批评强制征兵以及在未来有“通俄”潜力的一些本土政客，如科洛莫伊斯基的亲信、女议员Skorokhod和祖国党党魁季莫申科。他们被以腐败罪名调查或指控。在这时，NABU似乎和泽连斯基政府进入缓和期，多个重要政府职位被NABU乐见的人选获得。泽连斯基还连续会见了大西洋派（积极支持乌克兰融入欧盟、北约和美国民主党主导的跨大西洋议程的政治派别）和NGO网络中的一些积极成员如前外长库列巴、扎卢日内、“明星筹款人”斯特尔年科等。“索罗斯分子”掌控的媒体如《乌克兰真理报》开始转变画风：“没了叶尔马克，那个好泽连斯基又回来了。”

（* 明迪奇贪腐案：明迪奇原是科洛莫伊斯基的商业伙伴，两人同属第聂伯罗历史悠久且具影响力的犹太社群。2008年前后泽连斯基经明迪奇牵线结识科洛莫伊斯基，明迪奇还深度参与泽连斯基的Kvartal95工作室。自由派媒体和议员认为，明迪奇“背叛”了科洛莫伊斯基，将其商业机密泄露给泽连斯基，导致其资产被国有化。作为回报，明迪奇虽卷入能源和无人机产业的腐败丑闻，却始终得到庇护。而泽连斯基对反腐机构出手的直接导火索，正是NABU通过特殊手段获取了明迪奇公寓中的录音。此后自由派媒体开足马力，矛头直指泽连斯基和叶尔马克。）

就像这片土地上政客、军人、寡头总是多变而难以捉摸一样，第聂伯罗的城市身份也常摇摆切换，战争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如今越来越多人会将第聂伯罗称为一座“爱国的”中部重镇，其“东部”身份和过往逐渐被淡忘。

第聂伯罗本是个边塞味十足的城市，叶卡捷琳娜二世建成它只是为了巩固帝俄对南方草原的掌控。由于和帝俄紧密相连的建城史，且传统上讲俄语，它一直被贴着“东部”标签。十月革命后的斗争和建设，给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新身份。二战后苏联将它打造为“火箭城”，并划为封闭城市。那时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顿涅茨克一样，都是重点部署的工业城市，前两者有更多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后者则集中了工矿厂房。很多活动分子认为，正因为第聂伯罗没有那么多“文化低”“易受蛊惑”的工人阶级，所以2014年才稳住了阵脚，没走上顿涅茨克的分离道路，也没像哈尔科夫那样摇摆。

其实，在第聂伯罗的身份变迁过程中，寡头科洛莫伊斯基最初倒向基辅的决定起了重要作用。他和Privat集团率先表明立场，迅速组织了大量亲广场帮命集会，将反广场帮命抗议的声势压制下去。经过战前数年“改造”和三年多战火洗礼，“前哨站”成了新的主流地方叙事。波罗申科当政时频繁使用“前哨站”的提法，甚至不惜修改历史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曾经是，也将继续是乌克兰的前哨”。

一个小插曲是，已故的基辛格曾力主乌克兰成为“中立的桥梁”，而非任何一方的“前哨站”。他的想法立即遭到一位第聂伯罗活动分子驳斥：“（第聂伯罗/乌克兰）只能成为前哨基地，或防御城墙。”他写道，“惟其如此，才能治好（乌克兰的）精神分裂症。”隐含的逻辑呼之欲出：前哨面对着野蛮落后的“专制东方”，被前哨守卫的则是花园般的欧洲文明，文明和野蛮之间需要的不是沟通桥梁，而是不可逾越的防火墙。

然而，安德烈这代年轻人对俄罗斯的敌视情绪虽激烈，却非根深蒂固。他们的世界观极大程度上是广场帮命以来的国内政治塑造出来的。虽然第聂伯罗与“东部”分手，迅速投入了“中部”怀抱，很多上年纪的人并不能很快转过弯。安德烈的父亲就很不理解他的“激进反俄”行为。父亲56岁，是运粮的长途货车司机。一次假期安德烈搭他的顺风车回基辅参加政治集会，刚驶出第聂伯罗市区，他就指着窗外的原野向儿子发问：“你知道这片土地里都埋了什么吗？”

安德烈知道爸爸的业余爱好是在肥沃的黑土地里寻找古物，特别是钱币。每当夏天假期来临，他会像真正的农夫一样，用金属探测器替代农具，在黝黑平整的大地上细致“耕耘”。

“不就是古钱币吗？”安德烈有些不耐烦。

“是啊，我闭着眼睛也能告诉你，这下面有希腊的、土耳其的、奥地利的、波兰的、德国的、俄罗斯的。但你想想看，我挖了那么多年，为什么就是没挖出过乌克兰钱币。”爸爸回答。

“那又怎样？”

“还是想想吧，我们生活在一个只有30年历史，连自己的钱币都没能在历史中留下印记的‘国家’。再看眼这土地吧，现在有多少地被外国公司收走。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沙特人都来分一杯羹，我们还有什么是自己的？”

父亲的话并非空穴来风。美国智库奥克兰研究所去年的报告显示，目前乌克兰约三成可耕地被寡头、常爆出腐败丑闻的大企业和外国资本控制，剩余面积供近千万普通农民使用。此外，国际金融机构将援助与乌农业的“开放”程度挂钩，要求政府尽快修法，允许外资直接购买农用地。

作为“农业超级大国”的乌克兰在战前就遇到了难以吃饱的困境，饥饿指数甚至一度高于乌兹别克斯坦和伊朗。如今就连国菜红菜汤的原料都不能完全自给，另一道传统菜肴“萨洛”（腌制肥猪肉）也成了问题。乌政府自2021年以来持续推进土地私有化，对外准入逐渐放开，土地价格则不断推高，百姓难以承受。俄乌冲突自然让情况更严峻，大量农田或被埋地雷，或毁于战火。雪上加霜的是，农业问题上欧盟口惠而实不至，甚至在2025年中宣布取消对乌农产品的免税优待，这可能会给乌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

“历史的荒诞和戏剧性在这片土地上无处不在。以后怎样只有天知道，你何必这样投入呢。”钱币“农夫”对着儿子叹了口气。

“难道你想要我和你一样，做个没有国家没有归属的人？”对父亲失望的安德烈马上反问，随后包围父子俩的便是一路的沉默。

“这犯法么？”我们突然向安德烈发问，试图把话题拉回电诈。如今，至少在官方层面上，政府正加大对电诈网络的打击，尽管这很难，常有地方议员和极右组织成员被曝牵扯其中。不过，安全局已经在基辅和第聂伯罗取缔了几家规模较大的诈骗中心。

“你在开玩笑吧？那可是敌人，不，‘兽人’可不算人，安全局的人也清楚这点。我甚至听说刚开战那会儿在敖德萨，警察和‘办公室’幕后的人还会一起巡逻，揪出那些亲俄的黑社会。现在征兵队也和他们搅到一起在街头抓人呢。”安德烈说，“而且别天真了，你以为那些‘兽人’不会对我们做同样的事情吗？另外，这工作还挺赚钱的呢。”

“有时我会设想没有战争的生活。战前我刚来基辅上大学，日常生活很拮据，恰恰是战争让我找到了事情做。”安德烈说，“现在我越是搞这些私活，就越觉得大学里教的都没用。”

乌克兰2022年初的平均工资约为1.4万格里夫纳，普通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也在这个数目上下。开战后尚无可靠的全国性数据，但不可能显著高于这个水平。虽然安德烈不愿意透露每月收入，但显然远高于他的同学们。对安德烈这样的年轻人而言，追求自由和努力工作、赚钱成家的成功道路挂钩。基辅聚集着很多能卷的外省年轻人，他们特别能加班，经常同时打几份工，而且很注重锻炼英文，对IT行业感兴趣，渴望“融入”欧洲。

彷佛感到将谈话聚焦在物质抱负上会有些不好意思，安德烈机械地把话题转回了对俄罗斯人的诈骗，重复强调第聂伯罗人如何大量参与了电诈活动。当然，这些事迹在他眼里自然是第聂伯罗化身抗俄堡垒的坚实证据。继续推理下去，因为对战争出力巨大，第聂伯罗自古以来纯正的“乌克兰性”也不证自明。

但就在安德烈大夸第聂伯罗早已是真正的乌克兰时，旁边他的朋友列夫哈哈笑着，忍不住用蹩脚的英语插进来：“别听他乱说，我们切尔卡瑟才是真正的乌克兰，全国的地理中心在那里。波尔塔瓦和切尔尼基夫也可排得上号。第聂伯罗就算了，这几年装得比较像罢了，等过一阵子再看吧！”列夫同意只有中部腹地才是“真正的乌克兰”。但具体到安德烈这个虽然地处中部，却又正好被第聂伯罗河横穿的家乡，一切就都不确定了。

▍克里沃罗格：后苏联生存哲学

与第聂伯罗同属一州的克里沃罗格很少卖力标榜乌克兰特性，但它在国家经济政治版图上的地位毫不逊色。这里聚集了大量钢铁和工矿企业，被称为乌克兰的“钢铁之心”。战争期间，当地工厂艰难运转，维系着后方经济，工人们始终以滚烫却沉默的钢水浇筑着生存法则。

丹尼斯是一名来自克里沃罗格的社会学家，他沉浸式调查了家乡的几所工厂，尝试用半年时间解开一道学术问题：当基辅的知识分子在咖啡馆辩论民族认同时，流水线上的工人究竟如何看待绵延十年的身份革命？为尽快和工友们打成一片，丹尼斯应聘了流水线上的岗位。一开始，工人们对他有所保留，但很快，他成功融进了厂房车间中的日常政治谈话。

“工人内心有鲜明的政治观点，只是表面上去政治化了。”丹尼斯告诉我们他的发现。在苏联解体前后，乌克兰罢工、游行不断，普通人的政治热情一度高涨。但经过90年代社会经济危机的毒打，大家都“学聪明了”，对两轮“广场帮命”冷眼相待。“举旗子的都是学生、大学教授、记者和白领，我们的人永远站在边缘。”这是丹尼斯常听到的评论。

开战前的8年，所谓“亲俄”“亲乌”认同在克里沃罗格不断流动且含混不清。俄语占压倒性地位，人们很少明确说出政治倾向。在当地的“下沉”社会，真正居于统治地位的生活方式是所谓“后苏联生存哲学”——原子化的工人们用务实利己的原则来决定每场政治风暴袭来时的立场，这让他们度过了1990和2000年代的大风大浪。

克里沃罗格是泽连斯基的故乡。2019年大选时，工人们都给他投票，他们希望毫无根基的“人民公仆”党能超脱党派倾轧、地区对立和认同撕扯，将精力放到真正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发展上。很多早已对政治深恶痛绝的人都聊起了泽连斯基，以至于他成了唯一不会遭到工友反感的政治话题。

“因为大家熟悉的演员泽连斯基同时嘲笑了两种聒噪的主流叙事：基辅精英的‘乌克兰民族’和俄罗斯宣传的‘东斯拉夫团结’。这让他成了工人眼中的自己人。他讥讽腐败政客的样子，就像工人在廉价酒馆里嘲笑老板。”丹尼斯回忆，2014年后，无论是基辅试图强化的乌克兰民族认同，还是克里姆林宫大力鼓吹的“俄罗斯世界”，都让大家感到疲惫。

但对政治新人加老乡的热情很快就消散了。短暂兴奋过后，关乎工人福利的事情一如往常，甚至有些还变得更糟了。而且，胜选后的泽连斯基很快打起了认同牌，一种“又回到老路上”的情绪厂区车间里弥漫开来。丹尼斯看到，普通工人被动卷入了横扫全国的身份政治浪潮。2022年春，社会动员达到高潮，很多此前不持立场的工人加入了领土防卫部队。毋庸赘言，入侵打破了他们习惯的生活，驱使他们拿起武器的首要动机是保卫固有的生活方式。不过，这也意味着工人们为家乡而战的原因，并非基辅的民族主义动员。

那时克里沃罗格出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极具地方影响力的前“地区党”成员、实力派Oleksandr Vilkul突然明确爱国立场，一夜间化身超级强硬的民族主义者。这为他带来了不少政治资本，直接在当地掌权。Vilkul出身矿工世家，从政后加入了前总统亚努科维奇阵营，一度强烈反对加入北约。丹尼斯坦言，那时所有人都觉得他会毫不犹豫地通俄。Vilkul却很快公布了亲俄合作者写的劝降信，并附上带着下流用语的回复：叛徒去死吧！这让他立马得到基辅文化精英们的青睐，成了圈内一员。

但表完忠心后，其公共表达仍充满苏联元素。当他绘声绘色描述俄军惨败时，几次引用了卫国战争老电影中斯大林的台词，这成了下意识的行为。两种本来对立的政治文化或认同之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混合。对同仇敌忾的乌克兰人来说，这类迹象可能预示着一种全新而包容的国家团结意识即将诞生，新的公民乌克兰将浴火而起。

那时基辅很多人都非常乐观，他们一条条发脸书和推特展示对东部居民的同情，内容诸如“从现在直到世界末日，哈尔科夫和马里乌波尔的居民都拥有自由选择语言的权利，因为他们是（入侵的）首批受害者。”

“热烈的互助氛围下，新的团结意识似乎已牢不可破了。”回头审视三年半之前的国民情绪，丹尼斯说，“不幸的是，很快它就消退了，依赖语言、文化和民族历史叙事的传统动员方式重新成为主流，这就是现在的处境。”

民族主义动员的副作用是，阶层隔阂被意外加深。精英单位如“亚速”系武装的成员往往自视甚高，他们曝光率高，善于集中更多的稀缺资源，总是一身精良的北约制式战术装备，散发出难掩的精英气息。

此外，西部城市的文化阶层——记者、博主、活动家、知识分子、IT白领等——被社会学家称为“战斗精英”（warrior elites）。他们卷入政治更早，既有学历和街头运动经验，又积极掌握了乌语、英语和其他“高级”文化资源，广场帮命和克里米亚危机是他们的集体政治启蒙。这些人的生活相对较少受战争影响，却非常支持动员，坚信必须战斗到最终的胜利。

“现代民主社会的特征是让平民而非精英上战场。只有封建社会才驱使贵族前赴后继战死。如果我们再次让贵族为国而死，那就得恢复法国大革命前的封建秩序。”这样荒谬无稽的言论出于前文提到的博主和NGO活动分子波特尼科夫之口，“战死者得到为国牺牲的机会，假如他们生在英国、法国、德国或者波兰，那就决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是多么幸运啊！”波特尼科夫还主张全面下调征兵年龄，并大量征召女性参战。显然，他相信自己天然属于特权的“贵族”群体，不必担心被拉去填线。

经过高强度却充满乱象的爱国动员，基层工人迅速分层：要么更排斥动员，要么主动“乌克兰化”。丹尼斯想起一个车间中的访谈对象维拉，她总抱怨工友们缺乏公民意识，政治上太过被动。但她显然属于“先进分子”，因为常参加独立工会的活动，自视有更高的道德站位。除了坚持说还不熟练的乌克兰语，维拉还疯狂阅读乌克兰作家，彷佛突然发现了本民族失落已久的文化财富。但她的同事并不能迅速适应新的文化常态，他们学乌语很艰难，只能退而求其次，从俄语换成俄乌混合的苏尔日克语（суржик）。它夹杂着俄语词汇和语法，在乌克兰和南俄民间历史悠久，是便利的过渡语言。在沙俄和苏联时代，苏尔日克语曾是乌语者为向俄语靠拢而使用的工具，如今却成了俄语母语者表达政治认同的过渡渠道。即便如此，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仍对它深恶痛绝，他们只能接受“纯正”的乌语。作家拉里莎·尼特索伊曾愤怒地将苏尔日克语称为“俄罗斯对乌克兰语言的强暴”。乌语言研究所所长赫里岑科也认为，说苏尔日克语是个人“发展不全”的标志。

丹尼斯分析，将乌语与公民运动结合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策略。不少像维拉这样“有上进心”的工人苦学乌语，以期获得文化资本，摆脱原先的阶层。有趣的是，帮他们跳出旧圈子的“公民美德”总是成套组合：说乌语、参加公民运动、接受继续教育、支持市场化改革、赞成加入北约，等等。它们环环相扣，形成自洽的价值体系。这像一道坚实壁垒，将普通工人隔离在外，为身在其中者维系独特的自我想象。“然而，这种个人策略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有大批‘政治冷感’‘不求进取’‘被动等待’的工人群体存在。只有这样的人基数够大，那些‘觉醒’的爱国精英才能轻松看到自己的不同。”丹尼斯说。

现在这些资本失去了独占性，新形势让它们更易获得。由于外敌入侵，所有人都能自然使用民族主义话语。工人们随时能加入领土防卫部队，争取在新的等级体系中成为有价值的成员。但经过三年多物理和心理双重消耗，持有这些美德的边际收益迅速下滑。比起尚在百公里开外的“兽人”，厂里糟糕的状况才离工人们更近。

A厂是克里沃罗格一家较大的钢铁企业，其产品可用于建设防空设施和避难所，战时不缺订单，但生产线却因空荡荡的工位陷入停滞。目前乌政府正制定一份重点战略企业名单，列名的公司可豁免征兵。但A厂仍然没有被列入其中。当第一批名单公布时，很多工人炸了锅。因为就在那时爆出了一件征兵丑闻：很多西部地区的自由派NGO人员获得了征兵豁免，但在工人看来，那些人的“爱国”活动并不像钢铁工业这般对国防不可或缺。

在整个第聂伯罗州，还有不少像A 厂这样的钢铁企业。它们历经私有化的狂风暴雨和几次全国政治的U型急转弯后依然挣扎着存活。现在一切都摇摇欲坠。基础设施皆继承自苏联的钢铁厂本是个自成体系的综合体，拥有庞大的厂区生态，颇能给职工们“自家地盘”的感觉。战争第三年，这座钢铁迷宫的自保机制开始崩解。

征兵加紧后，工友们发现除了厂方保安，征兵委员会的人也不定时蹲点厂区出入口。他们检查出入者的身份和文件，假如有问题可立即把人带走。厂方不得不配合军队的行为，人力部门会直接收到征兵处的通知，进入车间寻找符合条件的工人。这自然激怒了工人，很多人开始被动抵抗，有的甚至弃岗逃离厂区。田野调查结束后，丹尼斯潜水在工友们的私密电报群里，里面会实时更新征兵者的位置，帮助各车间的同事逃避检查。到了2024年年中，征兵行为更加频繁，类似群组的规模变得更大，克里沃罗格几个大厂的工人都在里面交换信息，各种政治阴谋论不可避免地泛滥。

刚开战时，A厂共有约18000余名工人，截至去年5月已经有3500人加入了武装部队，且征召工人入伍的速度还在加快。工厂负责人曾对欧洲媒体提到，优先挑走的都是机械师、大车司机、电工、技术熟练工等，是工人队伍中的骨干。补充新工人变得很难，因为政府规定，A厂的男性工人需要在征兵处登记，光这一点就常劝退应聘者。

乌媒近期的报道显示，工人的平均工资已经从之前的每月500美金上涨至800美金，但即便这样，用工荒没有丝毫缓解。A厂产能严重受限，仍在日常上班的工人没有因为涨工资感到开心，而是成天提心吊胆，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有多久。

丹尼斯和其他乌社会学家紧密关注民调舆情，2024年来的不少调查指向了悲观的势头。例如两份七月的民调分别显示，只有32%的人不赞同“动员除了带来更多的死亡外并无其他作用”，以及只有29%的人认为逃避征兵是“可耻的”。与此同时，大城市的自由派媒体和意见领袖仍在宣传动员，甚至随着战况恶化，鹰派声音反而越发激进。他们有的称征兵官遇袭是因为俄罗斯人收买袭击者，有的发文主张给征兵队配枪，允许其击毙反抗者，还有的呼吁警方逮捕在网上批评强制征兵的公民。

就在最近，《乌克兰真理报》刊发了长篇文章，讨论短命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1918~1920年短暂独立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政权）在俄罗斯内战中的征兵政策，结论竟是那套武装征兵队进村强行拉人的做法“值得借鉴”。这篇历史科普赞赏了当年的强力做法，比如征兵队下乡、处决拒服兵役者、惩罚藏匿逃兵的村民、关闭边境等。尽管采访了历史学者，作者却没探讨粗暴的措施是否加重了逃兵现象，乃至最终导致乌人民共和国垮台。相反，不少笔墨用来攻击不识字的农民听信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蛊惑，指责他们不忠于民族和国家。在结尾处，作者建议今日乌军应培养强力的军官阶层，让他们严格监督士兵，防止职业军队沦为由士气低落的农民、穷人组成的大杂烩。

巧合的是，同一媒体在2025年7月的NABU 风波里大谈法治和宪法，为支持反腐NGO的游行造势，这在工人看来颇具讽刺。“他们提到法治和宪法，却表现得好像不知道这些高大上的玩意早就不适用于工人和农民了一样。”丹尼斯常听到这样的抱怨。

▍哈尔科夫：苏维埃乌克兰人的悲歌

2025年5月中旬，我们乘卧铺火车从基辅去哈尔科夫。这种火车与其他后苏联国家的长途火车无异，就像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一样。每个车厢的乘务员彷佛是个负责而又行事老派的“班长”，不但会多次提醒你何时到站，还会挨个询问乘客的旅途体验。

车厢里，一对母子坐在我们对面。过了一会儿，他的妈妈不知从哪掏出一本花花绿绿的乌语课本，命令他开始学习。“大家都从那跑出来，怎么你们还上赶着过去？”年轻的母亲一边给儿子拾掇床铺，一边英俄语夹杂着向我们提问。

“你和儿子不也要去哈尔科夫吗？你不担心吗？”

“孩子的父亲还在那，我们必须去团聚。”望着正吃力读乌语课文的儿子，她不带犹豫地说。

第二天一早，在几乎如初冬一般的晨霜中，我们匆匆穿过哈尔科夫火车站的前广场，就在那天，俄军对哈尔科夫地区的沃西昌斯克等定居点发起了地面进攻。由于战事紧张，哈尔科夫城区已没有了GPS信号，外人到访需预先下载离线地图。城内的地铁系统则免费向公众开放，万一有空袭地铁站可转为避难所。在“大学”站等大站，还专门开辟了地下空间充当临时小学。

城东的萨尔季夫卡街区依然苏联味十足，这里比市中心离交火区更近，遭袭也更频繁，但居民早就对防空警报脱敏。时逢周末，居民们提着购物袋到没来得及更名的“劳动英雄”地铁站旁赶集，与苏联晚期的生活习惯别无二致。比起临街窗户都被遮盖，入夜后只剩下零星酒吧灯光的市中心，萨尔季夫卡的生活气息浓厚得多。一个更真实的哈尔科夫在眼前徐徐展开。

我们走后没几天，“劳动英雄”站附近的Epicenter建材中心就中了俄罗斯人的导弹。这座人流繁忙，价格亲民的商城瞬间化作瓦砾，至少十几人丧命。事后关于建材中心里存放的到底是什么，双方各执一词，但大量平民的死伤早已随短视频传遍世界。在那以后直到冬季来临，哈尔科夫又多次被导弹袭击。

哈尔科夫对面的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同样聚居着大量所谓的“苏维埃”人群，他们成了乌军对俄纵深打击的“附带损伤”。战前两地居民往来频繁，不少人的亲人朋友都在对面居住。2014年以前，边境几乎形同虚设。就算俄乌交恶，跨境往来仍未切断，走亲串友和购物扫街都是家常便饭。如今两城间的纽带仍不时显露，尽管总带着火药味。乌媒常常“提醒”别尔哥罗德曾是乌克兰一部分的往事。而在别尔哥罗德街头，与乌各大城市同款的简易预制避难所也闯入市民的视野中，拉满了空气中的紧张感。

由于地处一线，俄乌边境地区都经历了高强度动员。乌方的民间志愿活动已有大量西方媒体报道。实际上，别尔哥罗德和毗邻的库尔斯克地区同样卷入战火，很多俄罗斯民众自发组织了大量支前活动，强度不亚于乌方。法国LCI电视台2025年二月走访了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的前沿地带，发现那些人口已疏散近半的小镇里依然情绪高涨，留守者几乎都称为了支援军队所以才没撤走。

别尔哥罗德平均两个居民里就有一人在乌有亲友，但已基本断联，有的是争吵后划清了界限，有的则是害怕给对方带来麻烦。亲缘纽带没有阻止别尔哥罗德人和哈尔科夫人走向战场。当地居民表现出无比自然的角色颠倒，他们不断在镜头前真诚地重复深信不疑的看法：俄罗斯受外敌重重包围，像个孤立无援的堡垒，唯有靠内部动员才能生存。

这支撑着与乌克兰针锋相对的另一种民族主义叙事，它完全渗透了小镇的公共生活。广场上的列宁雕像仍然伫立，没有遭受十几公里之外乌克兰城镇里另一个列宁的命运。但它身旁多了一个沙俄的哥萨克勇士和一个身穿战术装备的现代俄军士兵。改装过后的雕像用爱国主义打通了俄罗斯的三段历史。

学校课堂里，十岁出头的少年定期练习组装AK47突击步枪。两年多来，所有人每周都要参加升旗仪式，学生们从刚开始的戏谑胡闹变成了如今的认真对待。这些西方学校里没有的东西让法国记者大开眼界，他开始大谈“苏联式动员”，试图挖掘眼前景象与苏联过往的本质性联系。但其实这无非是一种庸俗刻意的模仿，仪式下填充着空洞而单向度的爱国词藻。

或许最有讽刺意味的一幕发生在已走下新闻头条的苏贾。它位于临近的库尔斯克地区，前不久被俄军收复。乌占的七个月间，小城里各种苏联痕迹被抹去，尤其是列宁纪念碑。鉴于乌国内持续十年的去共产化运动，这并不奇怪。然而，俄军回来后，同样考虑对街道和其他地点重新命名，彷佛乌军的占领为彻底摆脱苏联提供了一个契机。恢复掌权的市政府立即启动了一项前期调查，论证给李卜克内西街和卡尔马克思街更名的可行性。

没有哪里比分居战线两侧的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库尔斯克更能展示后苏联空间的瓦解。哈尔科夫曾算得上“深层苏联”，重工业设施密布，云集上百万和大规模工业生产相关的人口。离哈尔科夫不远的别尔哥罗德和顿涅茨克都拥有丰富的矿产，第聂伯罗则吸纳了大量科研人才，它们组合在一起，共同支撑了一个完备的产业体系。

乌克兰独立后，这部工业机器被剥离了母体，进而分崩离析，走向无尽的衰败凋敝。代入当地人视角，“明天大概比今天更糟”的脆弱无力感不是从2022年的俄军入侵开始的，甚至也不是发端于2014年的危机，至少要上溯到混乱无序的90年代。

乌克兰社会学家伊申格曾告诉我们，苏式现代化道路失败后，整个后苏联空间内都没孕育出替代性方案，反而走向去现代化。在乌克兰，填补空白的只有民族知识分子和精英中产阶层的国家建构模式，但它只能基于民族主义和漫漫无期的“欧洲道路”，无论是前者，还是和新自由主义深度绑定的后者，都没带来赋予乌克兰主体性的现代化。“正因如此，乌克兰才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生三次引发希冀的‘广场帮命’，但每一次又都以更大的失望酝酿着新的爆发。”伊申格说。

2014年“广场帮命”风暴袭来时，城市中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者结成了新同盟。激进民族主义者们一直宣称，是他们而不是自由派赶走了亚努科维奇。这很容易理解，新自由主义很难催生动员大众的强大政治口号，光靠私有化、自由市场、透明度之类的信条无法让身处经济社会困境中的民众团结起来。人们不会为这些东西流血献身，但牺牲恰是一场成功革命的先决条件。在乌克兰，自由主义寻找民族主义作为同路人似乎成了自然选择。

除此之外，促使自由派和激进民族主义分子走到一起的因素还有不少，例如共同的外部盟友（西方）和敌人（俄罗斯），相似的阶层构成（受过教育的城市小资）等。或许更重要的是，这两个群体都痛恨中部和东部那些所谓“没有公民意识的苏维埃无产阶级”。

伊申格谈到了这类被标签化的人群面临的困境。他写道：“我们被前线和边界分割开来，有人自愿参战，有人被强制动员，有人和敌人合作，有人逃往国外，有人留在家乡尝试正常生活，还有人为了生存采取不同立场。可又有谁会关心从顿涅茨克或塞瓦斯托波尔发出的乌克兰声音？我们缺乏政治和公共代表，表达空间有限，相互联系被切断，讨论又受到压制。那么现在，大家是否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和群体身份？”

这个被他称为“苏维埃乌克兰人”的群体相当程度上保留了苏联遗留的价值观和文化。“广场帮命”后，虽然东西精英集团之间的胜负已分，政治代表性危机却不断加剧。不管是已占上风、代表“西化”城市白领中产的西部寡头阵营，还是已全盘皆输的东部寡头集团，都难以承载整体民意。但前者从此可将意志加于全国，于是数以百万计的“苏维埃乌克兰人”只能走向原子化，最后陷入沉默螺旋。

按历史上的惯常情况，国家面对战争威胁时往往采取吧预主义政策，整合内部资源对抗外敌。乌克兰却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政府在政治上加速集权，削弱议会并强化社会管控，可在经济领域却让新自由主义更加盛行。政府早已宣布进入“全面战争”状态，但没有通盘规划国防关键产业。在将一切问题都归因于“苏联遗毒”的“反腐”和“改革”叙事下，原先的国企体系支离破碎，军工受到削弱，这反过来影响了国家的战争能力。

苏联精华的军工集中在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解体后，这些企业尽管与俄罗斯存在竞争，却也依赖俄方市场和供应链，相关从业人口对入欧缺乏热情并非意外。后“广场帮命”政府因此怀疑他们的忠诚，不愿加大投资，开战后更是如此。影响力日增的西部精英深信传统军企继承了落后的苏联遗产，在北约技术前不值一提，所以力主进口而不是在既有基础上发展自主军工。为满足欧盟的“市场化”和“反腐”要求，乌政府设立的Prozorro电子采购系统（ “透明国际”、开放社会基金等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和NABU主导设计并支持了该平台）极力限制本国产品。一些自由派记者和NGO深陷“开放市场”等于创新的迷思，认为俄罗斯人就算造再多无人机和巡飞弹，也不过是复制粘贴一般的数量优势，作战效能不及自由市场下发挥创造力设计出的无人机。

可惜这梦幻图景与现实之间隔着一道鸿沟。按乌媒（Ukraine Business News）的数据，到2025年2月，只有15%的乌军工企业完全利用了产能，60%仅实现了一半产能利用率，还有25%的企业产能利用率不到30%。另外，截至2月，85%的私人军工相关企业有明确计划搬到国外，主要搬迁动机是政府的武器出口禁令、低水平的政府采购订单等，而不是空袭带来的威胁。

自由派博主们还常攀附波兰和韩国，宣称只要走新自由主义道路就可复制它们的成功，这套说辞最近出现在泽连斯基的公开采访中。但问题是波兰在2004到2020年间单从欧盟结构基金中就获得了1810亿欧元，更不用提其承接的产业转移。相比之下，人口只比波兰少30%的罗马尼亚总共只拿到500亿欧元，若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罗马尼亚在一些方面甚至不如乌克兰。况且，法德等衰落的西欧大国是否还有意愿在东欧塑造第二个波兰，谁也难给出乐观答案。

抛开成为波兰和韩国的幻梦，当下维系乌战时经济的支柱成了农产品出口、大量移民从国外寄回的侨汇，以及一个小而活跃的城市中产阶层。他们以IT专业人员为主，业务与欧洲密不可分。近来迅速覆盖的数字化也是经济新面貌的一个侧面，Diia等电子政务软件点缀装饰着现代国家的时髦外观，营造出超越老派西欧的错觉。

但硬币背面是，哈尔科夫等工业重镇彻底没落，为30多年的沉沦挣扎画上了沉重而痛苦的句点。经过八年动荡和三年战争，哈尔科夫遭受内外双重摧残。战火固然给城市带来难以愈合的伤痕，但从“广场帮命”一直加速到现在的去工业化已经将她推向了不可逆的自由落体。

就在我们到哈尔科夫的时候，与去工业化并行的去苏联化也开启了终章。俄军对当地的进攻，成了促使“班德拉”(乌克兰极右民族主义武装领导人，曾一度与纳粹德国合作，二战时期参与了对乌克兰境内犹太人、波兰人、俄罗斯人等其他族群的迫害)进入城市的最后一根稻草。冒着俄罗斯人的炮火，这座城市终于掀起了一场迟到近十年的更名浪潮。地铁站的大理石墙壁上，旧的站名刚刚被刮去，新名还来不及印上。

在哈尔科夫市中心的主干道上，行人远远就能看到一块巨幅的苏联空军军官半身画像，那是出身本地的苏联功勋导演贝科夫。没有哪个哈尔科夫人不知道贝科夫和他的《老将出马》（又译《只有老兵去战斗》），片中一首《黑皮肤姑娘》直到今日依然通行后苏联空间，哪怕远在中亚群山也能听见回响。

就在同一条大街上，离贝科夫的巨幅画像不到200米处，红黑色的班德拉海报和涂鸦闯入视野。2014年后，班德拉大街开始出现在全国各地，它们往往是主干道路，不少甚至直接从列宁大街更名而来。除去分离主义者控制的地盘和克里米亚，哈尔科夫是对班德拉抵制最强烈、时间最久的大城市。哪怕波罗申科的“去共产主义”运动席卷全国，市民们也没给“班德拉”放行，他们一直坚持到了2024年夏天。或许将来的某一天，这条宽敞明亮的主干道也会摇身一变，成为乌克兰地图上最靠东的一条班德拉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