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没有意义又如何？只要不谈意义，不想价值，就不必再挂心工作中除了物质所得之外的一切，换来清闲，赢得时间，获得个人生活的自由。如果有这样一份简单又有社会认可度的工作摆在眼前 —— 唯一的问题，看上去不过是缺乏意义而已 —— 有什么理由拒绝它呢？

在市场化媒体做了几年记者后，快到 30 岁的李广疲于写稿的内耗和痛苦，考入老家的体制内报社，成为一个新媒体编辑。她想要从此过上一种简单轻松，也令父母满意的生活。最开始，这份工作如她所想，是一费剔需消耗脑力的“轻体力劳动”。她每天熟练使用 Ctrl+C、Ctrl+V 键复制粘贴各大媒体的新闻，把标题改得更有噱头，在固定节奏中完成发布。上班时清闲简单，也没有复杂的人事关系困扰；下班后，不会再有工作消息来打扰，完美实现了工作和生活分离。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事情慢慢变得不对劲了。

先是无聊。她劝自己“这是卑劣的人性作祟”，竟然贪婪地想在一份清闲的工作里追求意义。随后，她发现自己好像成了一个赌徒，每日为代表阅读量的数据狂喜或失落，哪怕她并未生产那些新闻，只是用复制粘贴的方式发布了它们。工作中屡屡发生令她感到荒诞、甚至是颠覆价值观的事情，她一边感到愧疚，一边在惯性的驱使下继续这样做着。一年之后，已经可以每天复制粘贴接近 70 篇稿子的李广不认识任何一个其他部门的同事，却对他们每个人“生出了理解之心”。

说起来，这些事情都十分微小，她以为自己可以忽视和忍受，不会因为一份工作产生太多损伤和改变。然而，真实的痛苦一天比一天更加难以言说。为这份工作痛苦的同时，她也为自己好像过于矫情而痛苦。她跟朋友抱怨和讽刺当“新媒体小编”的种种荒诞，然而，当她试图把它们写下来，却发现笔下无意识地就出现了那些被自己讽刺的体制内话语：“舆论场”“导向性”“撕裂”“温床”“对此保持乐观”……

她曾以为“躺平”意味着主动退场，但事实是，当一个人决定降低对意义的期待时，系统并不会因此停止塑造她。

最终，这篇文章由李广的书写和她跟朋友聊天时的倾诉整理而成。即使是在每天为写稿绞尽脑汁的记者时期，她也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写下一个故事竟会如此艰难。



在一家位于一线城市的市场化媒体当了好几年记者后，我感到自己过够了这种生活 —— 很少的个人时间，随时随地写稿和改稿，吃不合口味的食物，合租，用共享单车、拼车和地铁三种交通方式轮换通勤。父母一直劝我回家，让我找份体制内清闲、安稳的工作，向我许诺车和房。我盘问了周围所有身处类似单位的朋友，除了无聊，并未找到这类工作的太多缺点。但优点看上去却很多 —— 安稳的生活，舒适的房子，充裕的个人时间。

即便如此，考入老家的体制内报社时，我的内心并不确定。看起来太好的选项似乎总有陷阱，我感到惴惴不安，去了据说求事业很灵的寺庙求签，得了个下下签。离开这座一线城市的那天，下了大雨，路上开始大堵车，我拖着行李箱，背着大包小包狼狈地奔跑到车站内，还是没赶上高铁。对未来的不安在那一刻达到了顶峰，我坐在原地大哭一场。

这种焦虑在我踏进报社的那一刻得到了初步缓解。那是一座气派、崭新的大楼，银色的外立面在阳光的反射下让我眼前发白。大楼里每层的面积都是前公司的 4 倍大，一扇门套着一扇门。这里大到让我迷路。慷慨的面积，恢弘、威严的外观，构成了这间报社的外观。

我的岗位是新媒体编辑，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报选题、联系人、做采访以及一个字一个字写稿，也不怎么需要和记者讨论选题或是编辑稿件。我的工作是每天选择一些稿件，复制粘贴到微信后台，根据惯常的格式调整字号、字间距、行间距等等，保持排版格式的统一，等领导审核后，点击发布。我唯一需要动脑的地方的就是偶尔改标题、删减稿件长度，使用最多的是键盘上的 Ctrl+C、Ctrl+V。

第一天上班，所有人似乎就默认我天生应该知道这份工作要怎么做。最开始，我在工作群里默默观察同事的发稿频率，看他们都选择发什么类型的新闻，以及取什么样的标题。后来我明白，这样简单的工作，确实无需太多入职培训。选择稿件的标准并不复杂，重要性、时效性外，就是看阅读数据。稿件通常来源于其他官方媒体，以及我们报社的客户端。民生和八卦类新闻最受欢迎，一些公认的大事件比如奥运会，其实对于地方报社的读者来说，还不如菜价降了有吸引力。大部分情况，我选择的都是其他媒体发布后阅读量好的新闻，因此连标题都可以沿用原来的。



新媒体编辑的工作是轮班制，分早晚班。每 3 到 4 天可以休息一天。我住在离报社步行 10 分钟就可以达到的地方，早班一般 6 点起床，提前准备好面包，或是在便利店买包子，点好咖啡外卖，7 点带着饭坐在工位电脑前，一边吃早饭，一边浏览新闻，看看哪些等会儿可以用来排版。推送排好发进工作群里等待领导审核时，那是最忙最紧张的时候，这时即使我特别想上厕所，也不能离开工位，因为领导可能随时一声令下，要求我替换新出来的新闻。经过一段时间，我发现这份工作最高效的方式就是看到合适的新闻就立即复制粘贴放在后台，以便随时应对领导临时要求换稿的需求。大量被存放在后台的新闻最终被扔回了垃圾箱，好在它们不产生实际损耗，只是一些赛博垃圾，唯一浪费的就是我复制粘贴的劳动力。

如果领导拍板说可以发送了，那我就要立即回复收到，在后台点击发送。休息片刻，再准备发下一推，保证每一到两小时就会有一条推送的频率。到了中午，我会用十几分钟在食堂吃完午饭，再继续这样工作到下午三四点。晚班则是接替早班，从下午一直工作到半夜。不过大部分时间，晚班编辑 10 点前便能收工。



尽管每天需要排版发布十几条稿件，但完成起来挺轻松，像是一种轻体力劳动。我每天带多少脑子来上班，就带着多少脑子回家，唯一感到不舒服的是眼睛干、手酸和屁股痛，但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因为写不出稿子而痛苦。下班就是绝对的下班，不必理会工作群里的任何消息，也绝不会有同事和领导来打扰。

以前，即便我是在知名的市场化媒体当记者，父亲还是觉得我“不务正业”，如今再带我参加饭局，和他的朋友说起我在体制内报社工作，口吻特别自豪。这是在我 18 岁那年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时隔多年再次成为父亲那值得骄傲的女儿。

大部分轮班的休息日在周中，我会去打卡城市里的咖啡店、手工店、买手店、商场、公园。很遗憾，这个时间我的本地朋友都在上班，我只能独自出行，拍下自己新发现的甜品或是美丽景色。把照片分享给朋友看，他们纷纷表示羡慕。

只是偶尔，感到无聊和没意义的心情会窜上心头。刚上班的那阵子，我忍不住想，这一定是我卑劣的人性在作祟 —— 人一轻松，就开始追求意义。



最开始，把关于价值感、使命感、意义感的那套从工作中剥离出去，似乎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除了真正紧要的重大新闻，譬如关乎民生的重大政策调整、极端天气或重大灾难等情况外，流量最好的新闻不外乎八卦与讣告。去世、出轨、离婚、结婚，几乎撑起了流量的半边天。以讣告为例，在摸到这个流量“密码”后，有些像我们这样的官方媒体甚至能在一天内连发好几条讣告，从明星、企业创始人，到某个网红博主。我没有权利去裁决知名人物的讣告是否比后者更值得一发，我只是怀疑，一个遥远国度完全陌生的演员的去世，真的有作为头条新闻报道的必要吗？但我知道，讣告就是流量的保证。

学习如何“正确”处理新闻标题是我真正的入职第一课。“藏头去尾”是最常见的标题处理方式之一，其中，选择隐去什么尤为关键。一个惯常做法是在谈及某个国民度并不高的明星或者导演时，冠以“知名男星”“知名女星”“著名导演”等诸如此类的称谓，并且在选取封面图时候隐藏掉半张脸，让读者猜不出他 / 她是谁。如果此人是国外的影星，那需要注意的是隐藏掉其他族裔的外貌特征。如果这位明星的知名度足够高，没有哪个编辑会选择隐去他们的名字冠以“知名”的称谓。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讽刺 —— 真正知名的人，压根用不上“知名”这类的前缀。起标题的方法跟名利场一般势利。

很快，我就掌握了百试百灵的三大标题法宝：感叹号、“刚刚”、“突发”。比如几千公里之外的坦桑尼亚有一辆小型直升机坠毁、造成 2 人死亡的新闻，可以用《突发坠机，全部遇难！》的标题作为头条发布，不少读者会因为标题的足够耸动而点击。又比如，有一阵子，以《放假通知！连醒体天，不调休！（不是所有人）》这类标题包装某个少数民族节假日的做法横空出世，几乎成了账号的流量保障。但密集发布这类新闻就像用猛药一般考验读者的“耐受性”，吸引点击的效果依次递减。两次、三次、四次之后，读者大致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逐渐不为所动。这时候，就得想点别出心裁的办法。



《黄晓明，奖励 5000 元！》就是“另辟蹊径”的一个标题。文章中讲述了一个名叫黄晓明的宁夏村民捡到清末民初铜壶的事迹，在选择向博物馆上交偶然所得后，他获得了荣誉证书以及现金 5000 元的奖励。这条本来算不上多出挑特别的新闻，因为村民的名字恰巧和明星重名，被某个别出心裁的编辑利用，得以匹配上本应属于明星的流量。与之类似的，还有与明星同名的人被通缉或者去世的消息 —— 不一定要完全同名同姓，按照经验，名字中有一个字的字形相似，就足以让不少读者因为看走眼而为我们贡献点击量。

我还记得入职之前我尝试了解自己将要面临的工作内容，打开那些账号后，被成吨出现的感叹号所震惊。一想到未来的工作就是起这样充满感叹号的标题，我感到自己要心脏骤停了。如今我已经自觉自愿地在标题里加入感叹号，熟练使用“刚刚”和“突发”。再看到信息流里出现这样的新闻，我内心产生的不再是反感，而是想到这背后有一个和我一样不得不“动用智慧”起标题的编辑，遂产生一种同病相怜、惺惺相惜之感。不知道该不该高兴，我成了朋友中间的“标题专家”，经常有朋友请我参谋如何通过标题来获得更高点击量。

有时候我也会想，这种隐藏到底到什么程度会构成欺骗。文内有详尽具体的陈述，标题只是吸引读者点击进来的手段，这又构成欺骗吗？有一次我们在标题里用了“突发！”，结果内容只是关于某个领导的一次致辞，这条新闻被人举报了，理由是标题党。我无可辩驳。我们确实只是想把读者骗进来，让左下角代表阅读量的数据再多一点。

由于每条新闻结尾都会有编辑的署名，我一度被人“盯上”了。在一条关于流量明星的新闻下面，有读者在后台留言，列出了我和记者的名字，说记住我们了，还要把我们的“恶行”传播到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我手心发凉，好希望自己有一个更大众的名字，让我淹没在千千万万个同名人里，而不被识别出来。更何况，我也很无辜，只是上级意志和报社规则的执行者，一个身不由己的可怜小编。



一旦放弃某种原则，底线似乎也可以降到无限低。这一点在我看到关于大连工业大学女生的新闻时，切身感受到了。《“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李 XX，拟被开除学籍》，这个女学生被媒体连名带姓地写进了标题里。那一天，我心灰意冷，感觉所有媒体都完蛋了，大家都毫无底线。但扪心自问，如果是由我经手这条新闻会作何处理？会跟随，还是会选择主动隐去姓名、跟其他媒体做不同的处理？

我很难确定自己会做出不同选择。因为我发现，我其实已经经手过类似的新闻。

那是一则漂亮女性的悬赏通告。通缉名单里唯有这一个女性，领导让我在封面上放上被悬赏人的照片 —— 我们都很清楚，美貌的罪犯本身就是流量密码之一。果然，发出后数据表现很好，一小时内，这篇推送就有了超过 7 万的阅读量。后台的评论分为两派，一派大赞这个女性的外貌，夹杂着一些带颜色的玩笑，另一派指责小编厌女，还点出我的名字，说“李广编辑你怎么这么厌女？你们是官媒不是营销号！”我很委屈，毕竟审核这条新闻的是男性，拍板的领导也是男性，最后成为众矢之的的是我。但我也无法说自己无辜。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擦边博主，每天被骂低俗、为了流量不要脸。

我很想知道同事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但轮班模式导致我和同部门的同事几乎打不上照面。大部分同事和我年龄相差很多（好几个人进单位的时候我甚至还没上大学），打算在这里干到退休。他们的聊天主题大多关于孩子教育、家庭关系。坐在宽敞空旷的办公区，我有时能听见其他部门的同事聚在一起聊天，聊谁结婚了聊一中午。我总是独来独往，一个人吃饭、一个人买下午茶。

工作一年多，我没有经历过年会、聚餐、团建，不认识任何其他部门的人。每一个部门都像封闭的冷宫，宫门紧闭，所有人在同一屋檐下的不同区域，独立而静默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哪怕是记者，我也只是和他们线上交流过，并不知道每个人长什么样，不产生更具体的交集。

在大连工业大学事件发酵后的几天，我选择发布了一条强奸案受害者女性勇敢站出来指控罪犯的新闻。我半开玩笑地跟朋友说，这是我“弥补功德”的微小反抗，它隐隐弥补了我心里的些许愧疚感。但我也十分清楚，这条新闻影响力其实微不足道。



就在对新工作的怀疑越来越频繁的那段时间，一个转折性事件发生了：我被好运砸中了。在我值班期间，一个国民级女明星突发新闻，我第一时间推送，得到了公众号的官方推流，10 分钟内，这条新闻就有了 10 万加的数据。那天我盯着公众号后台，每刷新一次，阅读量和评论对应的两个数字都在攀升。这一切几乎都是眨眼间发生的。一个小时后，阅读量的数字攀升到了百万。我感觉自己好像做对了什么事，又感到像中了彩票一样兴奋、血脉贲张。自从回到老家，收入不比在一线城市，我降低了自己的每日开销，但那天，和朋友去吃晚饭时，我如同一个乍富之人，忍不住想要通过花钱庆祝一番，觉得人均五百的晚餐也完全值得，尽管这条新闻带给我的奖金未必能有这么多。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像是被好运眷顾了，随便推送，每条都有七八万的阅读量。我每天怀着期待的心情去上班，心想，今天又有什么大新闻会不经意砸中我呢？即使下了班，我回家也忍不住打开公众号后台，检查阅读量是否还在继续攀升。

这种状态持续了一个月，运气就转移到了别人头上。我一下班，同事一上岗，就有大新闻来。我的数据史无前例地低，每条新闻的阅读量都不到 5 万。我感到难以名状的失落，甚至怨天尤人，觉得被命运戏弄了一番。

低迷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理智回笼告诉我，自己竟然被流量给操控了。数据构成了这份工作的唯一快感，粗暴、直接、即时地提供了正反馈。其实我并没有做对或是做错什么，一切都是概率和运气。而工作超过一年后，我发现运气其实也很公平，每个人都有一阵被数据之神眷顾，平均下来，每个人的数据表现都差不多。



起初，我觉得报社记者的业务能力似乎不是很好，他们的稿子总是粗糙而漏洞百出。拿着合作单位比如警局、医院给的宣传通稿，一字不改的交上来。当我发布时想要打出原创标签，微信就会提示没有原创资格 —— 已经被这个通稿所属的单位原封不动地发过了。还有一些电影的赠票活动稿件，记者甚至不在稿子里写清楚活动何时开始，谁可以领票，怎么去领票 …… 我只好打电话去向记者核实。有时我看到其他媒体做了一条民生新闻，比如油价上涨、开学前对学校的采访，而且数据都不错，我会打电话给记者，建议他们也在本地做类似的选题。

后来我才知道，记者的绩效并不根据稿子的数量和质量来定，他们背负经营压力，每天最常做的事情就是跑到当地很多单位的宣传部门，和对方签合同，发通稿。换句话说，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找选题、写稿，而是“服务客户”。我曾经想过比起当一个整天复制粘贴的小编，还不如调岗去当记者。了解具体工作内容后，我才知道他们并不比我这个小编好过。和在其他地方报社的朋友聊天，我发现这种情况很普遍。



因为这份工作，我关注了上百个官方媒体的微信公众号，信息流被刷屏了，每隔几秒就会弹出一条新闻，标题上满是“突发”和无尽的感叹号。我看了比从前多百倍的新闻信息，却觉得自己再也没能真正地关注任何新闻。当我回顾自己关注的上百个公众号一天下来发了什么新闻的时候，发现 90% 的内容几乎是重复的，只有更新频次和条数的差别。我记得某位女演员因为天价耳环事件被通报的时候，每隔几秒就弹出来的新闻变得整齐划一，不同媒体会带着略有差异但大体一致的封面和标题报道同一件事情。这也就意味着，背后有上百个小编在干着和我同样的事情 —— 从上百个号中筛选出高流量的新闻，然后复制、粘贴。想到有这么多人做着同样重复无聊的工作，这并不能让我感到一丝安慰，只让我觉得更难过。

有时候我也开导自己，或许就像连锁的餐饮店，像麦当劳、肯德基，他们在各地需要开出自己的线下门店，只是我们做新媒体的是在网上开设服务于不同地域的“门店”罢了，我们服务于不同的用户群体，有媒体已经发了这条新闻，并不代表着大家都能看到这条新闻，总需要成千上百的面向不同受众群体的号持续分发，才能确保这条新闻的覆盖面足够广。

从事这份工作后，我下班后再也没有打开过公众号的信息流。从前，阅读长文章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会花半小时甚至一小时的时间慢慢读完，沉浸在一种心流状态，还常常和同事一起讨论读后感。如今，哪怕是碰到一篇现象级的好文章，朋友圈里刷屏转发，我也没有丝毫点开的兴趣。



工作仅仅 3 个月之后，这份原本让我以为全是优点、找不出缺点的工作，唯一的优点就只剩下了“清闲”。然而，很快，这最后一个优点也不存在了。2024 年下半年，中宣部开始对主流媒体开展传播效果综合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进行排名，参与排名的包括上百家省级和副省级媒体重要账号，考核标准主要由阅读量、点赞数、转发数等数据指标构成。某天，“进入榜单前 XX 名”作为我们报社的一道正式指令，由领导传达下来。

对于辐射全国的中央媒体和面向大人口基数的省市级媒体来说，公众号头条阅读数量达到 10 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它们就像天资聪颖的学生，正常地听课做作业就可以获得好名次。哪怕和我们选择同样的新闻、发同样的标题，它们也会有更多阅读数据。我们的账号就像班级里的中游学生，不拔尖、不占尾，老师不会专门注意。像我们这样天资平庸的学生，只能用一些笨办法，多发稿，累计阅读量就会变多。这就是工作量成倍增加的开端。

从前，每天的发稿量维持在一天十几条的水平，后来，发稿量先是翻倍，接着再翻倍，达到了每天 70 篇。推送的频次也不断加密，每个小时要整理编辑的稿件数量是原先的 4 倍，排版的美观和格式已经不再做严格要求，行间距、字间距、两端的缩进乃至图说的字号大小，只要整体看起来统一，不再挨个仔细调整。这时，我已经熟练到一分钟就能排完一篇稿。



与发稿数量同步递增的是工作时长。随着发稿量的逐渐加大，晚班收工时间不断后延，凌晨 1 点下班也常有的事。下班时间每推迟一分钟，我的怒意也攀升一分，我想问，到底是什么重要的新闻，值得我不睡觉还要第一时间复制粘贴分发给读者呢 —— 甚至我们的读者也早已进入梦乡。

值班的日子，我通常将吃饭时间控制在 15 分钟内，一边扒拉着餐盘里的饭菜，一边扒拉着手机信息流里不断刷新的新闻，为接下来要推送的内容做准备。还有几次，正在食堂吃饭时碰巧遇上重大突发新闻，领导要求在第一时间抢先发出，我只能放下手中的筷子，回到工位上。经过一番努力，我们终于在年初的头几个月里达成了目标。但排名上去了就不能下降呀，我有种被架上去的感觉。有好几次，因为排名太高，领导甚至提醒我们收着点，别太拔尖。我那每天握着鼠标的手好像得了腱鞘炎。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是不停地寻找更好用的人体工学鼠标。

如果没有这些信息，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糟吗？我想，并没有太大差别。跟朋友倾诉的时候，被问到“有必要发这么多新闻吗？”或者”有那么多新闻可以发吗？”的时候，我都哑口无言。

时间一久，我认为保洁、出租车司机、外卖员的工作都比这份工作有意义得多，保洁通过自身劳动让无序、杂乱的环境变得整洁，出租车司机把有需求的人从一个地点送往另一个目的地，外卖员在城市中的穿梭确保了饥肠辘辘的打工人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而我的工作似乎只会让信息变得更加嘈杂混乱。

早起成了我的噩梦，我会在第二天是早班的情况下，给自己设定好几个闹钟，并且在睡前强迫症似地一遍遍确认闹钟已经设定好。但即便如此，我还是会在凌晨被睡过头的噩梦吓醒。还有几次，我在闹钟响之前醒来，第一个念头是害怕，害怕自己是睡得太沉没听见闹钟声响，拿过床头柜上的手机，时间显示是凌晨 5 点，我才松了一口气。

睡觉成了另一个噩梦。哪怕是在晚班结束后第一时间躺在床上，由于睡前缺乏缓冲时间，马上入睡成了一种有负担的任务，越想睡反而越睡不着。从没被睡眠困扰过的我，第一次去医院开了思诺思，以便在实在睡不着的晚班后半夜里用药物放倒自己。

有一阵子，我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我不再对周围的变化感到好奇，当朋友们聊起一些我们过去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我只羡慕他们身上的活力。我怀疑自己陷入了轻度抑郁的状态，约了一个心理咨询师，却在对方提出每周需要一个固定治疗时间的时候犯了难 —— 轮班的制度意味着我无法为治疗预留一个固定时间，哪怕只要 1 个小时。因为我们的排班时间表并不固定，每周都在轮转。跟我再三确认无法预留出固定治疗时间后，心理咨询师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以忘记的话，“如果你连每周用于治疗的 1 个小时都没办法固定下来，很难想象你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事情有节奏地展开。”



我甚至产生了 996 确实是一种“福报”的荒谬念头 —— 那至少是某种固定的工作节奏。我原本为了更轻松的生活来到地方报社工作，如今却连看心理咨询师的一个小时无法确定下来。这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存在主义危机。我每天像驴一样忙碌地原地打转，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上班久了，我有时会心生疑惑，这座写字楼明明刚修建完几年，外观簇新、气派又恢弘，可内部为什么总是让人感到无比陈旧暗淡。我所在的办公区在阴面，常年看不到太阳，白天或者晚上似乎都没什么区别，白炽灯永远在头顶散发着惨白的光。

上晚班时，我常常意识不到天色的变换，只有办公区域一点一点变空让我意识到时间已晚。整层楼，除了我，其他部门也零星有一两个人在值班。只有保安大叔一定会陪伴我，他会踩着平衡车来巡逻，悄无声息如幽灵般飘在办公区，我总是被他吓一跳。

发布完最后一条推送后，我关掉电脑，步行回家。整座城市都睡了，视线范围内的大楼窗口黑黢黢，只有路灯还亮着。路上见不到行人和车流，偶尔有外卖小扮骑着电动车飞驰而过，他们仍在为需要深夜饱餐一顿的人奔波，而我这个信息噪音的制造者终于停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