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奢华著称的阿联酋城市迪拜向来不缺有钱人，而在全球财富流动加速的背景下，一股新力量近年来在当地悄然壮大：来自中国的富豪。



小红书上有大量讨论在迪拜生活、工作和投资的贴文。 (小红书)

据《经济学人》《金融时报》等报道，越来越多中国富人正携资金迁往迪拜。据估计，目前有约37万中国公民居住在阿联酋，超过1万5000家中企在当地运营，这两项数据均较2019年翻倍。

家族办公室数量的增加尤其具指标意义。官方数据显示，截至去年上半年，迪拜离岸金融中心的家族相关实体数量已增至1000家，高于2024年底的800家。虽然官方没有披露国籍构成，但私人银行业者和高净值人群顾问指出，增幅中有显著比例来自中国。

据透露，资产规模介于5000万美元至2亿美元的中段高净值人群，向阿联酋迁移的趋势最明显。这类人群多具企业家背景，更容易受到中国大陆或香港商业环境变化的影响。

更多中国富豪被吸引至迪拜，最直接的诱因在于低税制和相对宽松的签证政策。阿联酋不征收个人所得税，让高净值人群几乎可实现“赚多少存多少”；对年利润超过37.5万迪拉姆（约80万港元）的企业则征收9%企业所得税，是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迪拜地标哈利法塔。（Reuters）

在居留政策上，阿联酋提供所谓“黄金签证”，不与特定雇主绑定、期限更长，并允许外国人在阿联酋居住、工作或学习。签证有效期为五年至10年，可自动续签。

在投资领域，阿联酋政府则对外资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机器人等新兴科技的投入持开放态度，为面临国内市场压力的中国科技企业提供了落脚点。目前已在迪拜拓展业务的中国科技巨头包括字节跳动和华为。

实际上，这些政策优惠已存在一段时间；因此推动中国富豪近年来加速涌入迪拜的，还有其他叠加的地缘政治因素。

在中美地缘竞争加剧之时，阿联酋力图保持战略平衡，为寻求资产配置多元化、试图规避风险的富裕人士提供相对安全的停泊港。

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来明显加强对中东的影响力，双方在能源与科技领域的合作升温，中阿之间的资本往来自然也更活跃。

《经济学人》形容，迪拜最大的优势在于务实的外交取向，不仅针对中国富豪，对全球富豪皆是。例如，2022年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后，许多俄罗斯富豪被逐出一些国际金融枢纽，海外资产被冻结，但迪拜却对他们敞开大门。

文章写道：“对于在全球布局的中国人，道理再清楚不过：面对西方制裁，没有任何地方是绝对安全的，但迪拜比多数地方安全。”



迪拜成为中国富豪新天堂。（Getty）

中国富人到迪拜约束少　“开什么车没人干涉”

除了经济和地缘政治因素，韩国媒体《今日亚洲》还引述“熟悉中国地下经济”的知情者称，中国正加大反腐力度，高层官员和商界富豪都在整治范围之内，高压环境促使相关人士带着资产加快移居海外。

到了富人比比皆是的迪拜，中国富豪就能享受约束更少的生活方式。一名移居迪拜的中国人说：“在中国，即使你非常富有，也未必能开林宝坚尼......但在迪拜，你开什么车都行，没人会干涉你。”

这一波涌入迪拜的中国资金，一部分相信是从新加坡转移。

据《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的家办领域去年保持稳健增长，但增速有所放缓。分析指出，由于在新加坡设家办的门槛提高，加上阿联酋积极吸引高净值人士入驻，越来越多亚洲富豪考虑将家办转移至海湾区。

一名业者去年底指出，一些富裕的中国客户设家办时，往往同时评估新加坡和海湾国家的条件，部分人最终选择将资金投向海湾地区。这主要是因为，在新加坡获取鲍民身份和居留权的难度增加了。

事实上，自涉巨额款项的福建帮洗钱案2023年曝光后，新加坡当局对家办申请审查更趋谨慎；整体重心转向提高家办的整体素质，而非追求家办数量。

有分析指出，迪把厅引的中国富豪可归纳为三类：对地缘政治高度敏感的人、对流动性要求极高的人，以及相比意识形态，更看重效率和规则的人。

伴随中国富人的涌入，当地房地产市场显著升温。中国投资者纷纷涌入迪拜楼市，寻求新的投资赚钱渠道；这与中国楼市相对低迷、流动性偏弱的现状形成鲜明对比。

据《财新》报道，近两年很中国人到迪拜置产，一些区域200万至400万元人民币就能入手一套一居室，租金回报率很高。

数据显示，迪拜去年的房地产成交额达9170亿迪拉姆（约19500亿港元），同比增长超过20%；中国买家已成主要推动力，部分区域的华人购房占比高达30%。

当然，迪拜的中国人群体不限于富豪阶层，还包括多元职业和背景的人士，例如科技创业者、中小企业老板，以及服务华人社群的蓝领工人。

这些人的到来，正逐渐形成完整的华人生活圈。一名小红书博主称，在迪拜完全不用担心水土不服。“中餐多到离谱，从川菜到粤菜随便选；走在华人聚集区，恍惚还在国内，而且迪拜超市食品安全管得严，国际化标准让人放心......适应起来没难度。”

“迪拜模式”不乏脆弱点

迪拜愈发受到中国资本青睐，也是中国资本在中东进行再布局的缩影。近年来，中东国家寻求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加速经济转型；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则加快布局中东市场，以缓冲中西地缘政治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开拓新增长空间。

如今，中国与中东国家在经济结构上形成互补，经贸往来日益密切。短期内，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未明显缓解之前，这一趋势料将持续。

当然，“迪拜模式”也面临风险和挑战。《经济学人》就指出，在中国加码打击东南亚由中国人运营的诈骗中心后，一些资金充裕的犯罪分子开始转移到迪拜。可想而知，宽松的签证政策，也附带潜在隐忧。

此外，地缘政治风险也并非完全不存在。例如，中美冲突若进一步升级，不排除迪拜的银行等机构可能因为与中国的业务往来，而面临次级制裁风险。

不过，在外资涌入尚未引发明显反弹前，这座力图为资本提供安全港、在外交上维持相对平衡的沙漠城市，还是为寻求缓冲的中国富人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安全感。在全球局势愈发复杂的当下，这也算是这座城市的现实选择与生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