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将领投共的过得好吗？ 以傅作义 张治中为例

傅作义投共后的真实境遇充满了羞辱与悔恨。（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投共的国民党将领当然不是只身一人往赴匪区，都是带着身边的副官或秘书一起投共的，然而这些随从、秘书的下场命运也都比将领更加悲惨。如果说傅作义、张治中这些大将是中共为了统战需要而保留的“盆景”，那么跟随他们投共的副官、秘书、参谋以及中下级军官，则是随手可弃的“残渣”。据党内清算密辛，这些随从人员的下场，可以用“过河拆桥、赶尽杀绝”八个字来形容。

在中共统战史中，傅作义与张治中是两面最显眼的“旗帜”。然而，这两位曾经手握重兵、位极人臣的将领，投共后的真实境遇却充满了羞辱与悔恨。

被架空的水利部部长与“精神崩溃”的晚年

傅作义在1949年率领25万大军“和平起义”，让北平变色。中共初期给予他水利部长的高位，但这仅仅是统战的“门面”。实质是有名无实的“看守” 据披露的秘辛，傅作义在水利部完全被架空。部内实权掌握在党员副部长手里，他曾私下向旧部哀叹：“我这个部长，连调动一个处长都要看人脸色。”

除此之外，在文革时期的摧残当然也少不了傅作义跪在红卫兵脚下。文革爆发后，傅作义即便有周恩来的“名单保护”，仍难逃红卫兵的羞辱。据党内传闻，红卫兵曾冲进傅宅，强迫这位昔日的抗日名将跪在地上交待罪行。

据史料，傅作义曾在1960年代曾通过秘密渠道致信蒋介石，表达“人在曹营心在汉”的悔恨。1974年他在恐惧中病逝。据传，他死前对子女说的最多的话不是政治理想，而是“低调、闭嘴”，并且对当年的选择闭口不提。

1945左起张治中、毛泽东、赫尔利、周恩来。（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唯一的“投降将军”与政治幻灭

张治中是唯一“三到延安”的国民党和谈代表，1949年在和谈期间直接倒戈，被外界戏称为“投降将军”。

张治中投共后，为了证明自己的“进步”，被迫不断写检讨、写悔过书。据史料，他在党内会议中经常被要求站起来表态支持各类运动（包括批斗昔日同僚），不时被施以人格上的凌迟。

文革之际，1966年后，张治中被列为“反动军阀”。红卫兵多次抄他的家，搬走家具、没收财产，甚至对他进行体罚。

据党内会议纪要，张治中在病重期间，曾对前来探望的统战官员痛苦表示：“我这一辈子，对得起谁？对不起蒋先生（蒋介石），也对不起现在的百姓。”1969年，他在长期的精神折磨与忧郁中病逝。

投共后的日常生活不但没有坐上大官上位，而是伴以精神凌迟，不仅被迫与台湾的旧部、家人断绝关系，还须不断在公开场合自我羞辱（写检讨）。除了文革时期肉体羞辱和经济剥夺、家产被抄、收藏品被毁。这些人晚年都有共通悲剧，他们连基本的医疗护理都要看“专案组”脸色。当然家族也受累，他们的子女在文革中多被列为“黑五类”，受尽歧视，甚至因此自杀或失踪。

将领是中共要给外界看的“广告”，副官只是“广告包装纸”，撕掉即丢。(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随从人员的“三部曲”悲剧：从起义功臣到阶下囚

在中共的逻辑里，副官和秘书是“旧社会的走狗”，比将领更具“反动基因”。他们的下场通常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 甄别与审查（1950年代初）

投共初期，这些人大多被送往“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或各地的“步兵学校”进行思想改造。根据内部纪录，当时中共对这些随从人员有一份“内部名单”。虽然表面上称他们为“起义人员”，但档案里标注的是“伪军官”或“潜伏特务”。许多副官在审查期间，只要交代不出所谓的“潜伏特务名单”，就会被扣上“隐瞒身份”的罪名，直接送往黑龙江或青海劳改。

2. “镇反”与“肃反”运动（1950年代中）

50年代中期也是中下级投共人员的大劫难。将领们尚能保住性命，但他们的副官和秘书往往成为“杀鸡儆猴”的对象。?据史料显示，许多当年陪同傅作义在北平签字的随从，在镇反运动中被举报。举报者往往是中共安插在他们身边的“新同事”。

许多副官被带回原籍，在群众大会上被当作“反动骨干”当众枪决。中共的理由很简单：他们是蒋介石嫡系将领的爪牙，手上沾有“人民的鲜血”。

3. 文革时期的彻底清算（1966～1976）

对于侥幸活到文革的副官和秘书来说，这十年才是真正的地狱。傅作义当年的贴身随从，在文革中被指控为“傅作义与蒋介石勾结的交通员”。他们被关进私设的牢房，受尽酷刑，目的是逼他们交代傅作义的“反共罪行”。?秘书类的人员因为文化程度高，统一被划为“潜伏特务”。他们不仅自己被批斗，连子女也被剥夺入学和就业权利。

副官被第一时间推出去“挡枪”

为什么随从比将领更惨？原因是缺乏利用价值，将领是中共要给外界看的“广告”，副官只是“广告包装纸”，撕掉即丢。此外，秘书最清楚将领与中共交易的内幕，甚至知道中共地下党当年的收买手段。为了“灭口”或“封口”，对中共而言他们必须消失。而周恩来的“保护名单”通常只写到将领级别。于是红卫兵作乱时，将领可能被军队保护，但副官会被第一时间推出去“挡枪”。

某位曾跟随张治中多年的侍从官，在文革期间被下放到农村喂猪。他在一次批斗会后精神失常，口中喊着：“当初不如在沙场战死，也好过在这里受辱。”最后他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在猪圈旁自缢身亡，死后连一张草席都没有，被当作“畏罪自杀”处理。

投共将领的副官和秘书，是历史剧落幕后最先被清扫的尘埃，他们用余生证明了一个血淋淋的教训：在极权制度下，叛将的随从永远是第一批祭坛上的供品。 对中共而言，投共的国民党人当然只有“剩余价值”。当统战任务完成、政权巩固后，这些人就成了“历史垃圾”——“出卖信仰者，必被信仰所出卖。” 他们的惨状正是投共最讽刺的回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