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创始人揭中共跨国镇压机制

对中国异议人士而言，离开国境并不意味着真正的自由。现年73岁的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朱虞夫，历经三次入狱、累计16年牢狱迫害后，于2024年因罹患胃癌晚期，短暂获准出境治疗。然而，他从中国到日本，再转往美国的过程，并非单纯的医疗流亡，而是承受中共延伸至海外的监控、施压与心理威逼经历。

朱虞夫近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指出，中共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早已不限于境内，而是透过出境限制、海外渗透、远距骚扰与情报搜集，形成一套长期运作的跨国镇压机制，对个人自由乃至民主国家的行政判断，都构成实质冲击。

以癌症换取出境：政治犯的“有条件放行”

朱虞夫表示，自己于2023年底被确诊胃癌晚期。手术后医生评估病情极不乐观，“可能只有几个月好活，最多也活不过一年”。在中国境内治疗，不仅医疗费用高昂，他本人亦无任何经济来源，而国保部门明确表示“不愿承担”。

在此情况下，他向当局提出申请，希望前往日本投靠妹妹治病。

然而，这一纸申请，并非一般公民的出境流程。由于朱虞夫是中国民主党主要创始人之一，1998年即参与组党，1999年、2007年、2011年三度被捕，罪名包括“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地方公安对其政治背景极度忌惮。

朱虞夫回忆，地方公安担心他“一辈子坐了16年牢，对共产党是深仇大恨”，害怕他在海外“铤而走险”。因此，他的出境申请被“一级一级往上报”，最终直送公安部审批。

公安部最终批准的理由，并非政治松动，而是认定他“来日无多”，已不具实际威胁。

在获准出境前，朱虞夫被要求做出三项明确承诺：第一、不得前往美国，只能前往日本。原因在于他的前妻与子女均在美国，当局担心他一旦进入美国，将重新与海外民运体系接轨。第二、不得在日本参与任何民运活动 ；第三、不得与日本民运界人士接触、会面。

朱虞夫坦言，当时自己病重，“奄奄一息”，几乎无力反抗，只能全部答应。他强调，这三项条件本身，即已构成一种延伸至海外的政治控制——即使离境，仍需接受行为约束。

日本半年：被全面监控下的“孤立状态”

2024年2月抵达日本后，朱虞夫在妹妹家中接受治疗。期间，一名日本友人得知消息后前来探望，随后将情况告知多位日本民运界人士，包括部分挂有“中国民主党”名义的组织。

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在长达近半年的停留期间，朱虞夫未见到任何一位旅居日本的民运人士。

“按理说，我是中国民主党的老前辈”，他说，“这样的情况，本来根本不可能出国的，结果居然没有民运人士来看我。”

他由此判断，日本民运圈的集体噤声，并非偶然，而是源自中共长期渗透所形成的寒蝉效应——相关人士“必定得到了国内的通知：你们不能去看他”。

在他眼中，这正是跨国镇压最隐蔽却最有效的形式之一。

中共的跨国压力 影响到民主国家的决定

在日本期间，多位友人试图协助朱虞夫延长停留，甚至考虑政治庇护的可能性。然而，日本签证制度仅允许两次入境、每次三个月，半年期满后必须离境。

当朋友向日本官方询问是否能破例时，得到的回应竟是：他“应该回国”。

后来朱虞夫得知，一名级别相当高的日本官员曾私下表示：“如果你留在日本，会给我们添麻烦。”

这句话令朱虞夫深感震撼。他指出，中共的跨国压力，已不仅针对个别异议人士，还实质影响到民主国家的行政决定。

随着半年期限逼近，中国国内警方开始频繁联系朱虞夫，要求他提前返国。

杭州国保大队大队长亲自致电，语气焦急地说：“你早点回来吧，反正签证期限快到了。”

更具威胁意味的是，另一名警察直接传来一张照片。朱虞夫将照片给日本人查看后，对方立刻辨认出，那是从中国飞抵成田机场转车车站的画面。

“这是在暗示我”，朱虞夫说，“你在日本，我们已经派人去找你了。”

他强调，这并非临时行动，而是中共在日本“几十年的布局”，随时可启动的监控网络。

跨国镇压的运作逻辑：持续骚扰、情报搜集到心理战

2024年7月底，朱虞夫最终持美国签证抵达洛杉矶，与家人团聚。但跨国镇压并未因此终止。

2025年初，当他计划前往中共领事馆外，参与声援王炳章、黎智英的集会前，杭州国保再度透过微信电话联络他。

对方语气温和，却带有明确政治意图：“老朱啊，你身体不好，好好养病，别人的事情不要去管。”

朱虞夫回应说：“黎智英都快80岁了，你们还这样对待他。如果我今天不声援他，将来我老了被你们关起来，谁来声援我？”

这类“劝告式干预”，在他看来，正是中共跨国镇压的典型样貌——不留下书面威胁，却持续施压。

另外，朱虞夫以“唐元隽案”为例分析，中共对海外的抗议活动，会同时动用多条情报来源：现场眼线、不同角度拍摄的照片、领事馆监控画面，进行交叉比对。

前纽约民运活动人士唐元隽在美国被控以中国代理人的行事，按中共国安单位的指示搜集情报并执行任务。他已于2025年9月认罪。根据美国法院文件，唐元隽自2018年至2023年6月期间，向中共提供在美境内中国民运及异议人士的个人资料，并在活动中拍照、录音或录像。

“他们不是为了几张照片”，朱虞夫解释，“而是为了日后威胁你。”

中共当局可在适当时机告知当事人：“你当时站在哪里、左边是谁、右边的穿什么衣服。”这种精准描述，足以摧毁心理防线，使人产生长期恐惧。

他指出，这正是中共跨国镇压最常使用、却最难举证的方式。

中共“末日心态”下的极端镇压

谈及中共的海外行动，朱虞夫直言：“对共产党来说，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他指出，这种做法源自其政治本质——“没有底线，无所不用其极”。

他回忆，在狱中曾听一名军人背景的狱友提及，中共设有专责人员在海外执行“暗杀”任务。他联想到俞强声、金无怠事件，以及苏共在斯大林时代在墨西哥刺杀托洛茨基的历史。

对于多位海外异议人士“死因不明”的案例，朱虞夫表示必须警惕，尽管目前难以取得直接证据，但“这一连串事情，不能轻描淡写”。

他提到，前上海市委书记与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胞兄俞强声，曾任北京公安局官员，据传叛逃后在海外被中共秘密处决 ；劳改基金会创办人吴弘达，因揭露中共监狱虐待行为而成为中共眼中钉，后在海外神秘死亡 ；还有中华养生益智功（中功）创始人张弘堡（张洪宝）、六四学生领袖张健，也都在海外不明原因猝逝。

朱虞夫认为，中共“师出有门”，这源自苏联的“暗杀小组”与一系列海外失踪、神秘死亡事件，成为其执行跨国镇压、巩固政权并瓦解异议人士信心的极端手段。

朱先生还讲述了2011年在看守所遇到的一名小偷。这名小偷曾误入两名秘密警察在杭州的藏身处，惊见一名香港警察与一名国际刑警同睡一床，枕头下放着手枪，柜子上的笔记本电脑旁是他俩的警察证。

在他看来，这反映出中共早在香港回归前就已完成渗透，“香港民主运动时派出了许多广东等内地的警察残酷镇压”。中共甚至操纵了如国际刑警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将其转化为自身的执法延伸。

对法轮功的观察：“它越打压，越证明你们走对了路”

在朱虞夫看来，中共跨国镇压并非只针对中国民主党或个别政治异议人士，而是早已扩展至更广泛的群体，其中，法轮功便是长期且核心的目标之一。

他指出，自己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理解，并非来自道听涂说，而是源于多年牢狱中的亲身接触与直接观察。

“我们是同时受到打压、同时受到镇压的。”朱虞夫回忆。1999年初，中共准备全面展开对法轮功的镇压时，他本人正被关押在杭州萧山区看守所。当时办案人员曾对他明确表示：“我们现在这段时间抓法轮功，没时间来对付你们这个事情，先关起来再说。”

这段话让他意识到，在中共的政治分类中，民运人士与法轮功被视为同一类“必须优先清除的不稳定因素”，差别仅在于打击的先后顺序。

对于中共近年在海外持续针对法轮功与神韵艺术团施压、抹黑、动员媒体攻击的现象，朱虞夫认为，这正是镇压策略转型的结果。

他指出，中共已逐渐意识到，公开、高强度的迫害只会引发反效果，“越打压，越是在替你们做广告。”因此，当局转而采取“暗损”方式，包括统战渗透、舆论操作、收买特定人士，让打压变得不易察觉，却持续发生。

尽管清楚中共跨国镇压的阴险与危险，朱虞夫仍选择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法轮功所承受的压力。

他指出，当一个政权不惜动用巨大资源进行打压，本身就说明其感受到威胁。

“如果中共对你们用下三滥的方法”，他说，那是因为震慑到了它。在他看来，这恰恰反映出法轮功仍具影响力、仍在发展之中。

“法轮功被它盯上”，朱虞夫说，“反而证明法轮功是有力量的，证明走的路是对的。”

朱虞夫最后以“日暮途穷，故倒行逆施”形容当前中共政权。他认为，跨国镇压的全面扩张，正反映出一种深层的不安全感——“这条船要沉了，他们什么手段都会使出来”。

对于个人生死，他表示坦然以对，“我已经73岁了，半条命，刀山苦海都走过来了。如果真的在跨国镇压中死在他们手上，比我死在病床上要壮烈得多。”

这位曾在单独监禁中被24小时监控、度过16年铁窗生涯的老民运战士，最后以一种超越生死的姿态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