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退党中心：2025年1500万人登记三退

2025年，中国出现了一组难以被忽视、却无法在官方叙事中被讨论的数字。

根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年度统计，2025年全年，公开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与少先队的人数达1549万4903人，平均每天42,452人，每月约129万1242人。自2004年以来，累计退出人数已超过4.56亿人。

数字背后：一场没有街头的“退出潮”

这并非一次政治运动的高峰期。没有集会、没有领袖、没有组织化动员。“三退”的发生场域，多半是匿名声明、私人表态与家庭内部的价值选择。

正因其分散、低调与长期持续，这场运动更像一条慢速却清晰的人心曲线：它不追求改变政权，而是拒绝继续心理性地隶属于一套被视为不正当的体制。

什么是“三退”？“三退”是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发起背景是在2005年，由法轮功学员推动。核心要求不是建立新政治组织，而是撤回对中共组织的道德与心理背书，基本形式是以匿名或实名声明，自愿、不要求集体行动。

镇压的道德后果

要理解“三退”的道德含义，必须回到一个常被低估的历史背景：自1999年起，中共对法轮功的系统性迫害，已持续26年。

这场迫害的影响，远不止于对特定信仰群体的打击，而是逐步渗入社会运行、价值判断与道德心理结构之中。明慧网的分析认为，这是一个持续改造社会道德底线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几个关键转变尤为突出：

1. 谎言的制度化：官方叙事在重大事件中“定性先于事实”，长期结果是，真相不再构成公共讨论的基础，用中共的邪恶政治立场取代查证与良知。

2. 专业伦理的退化：当医疗、司法、教育等行业被要求服从中共迫害的政治任务，传统的职业道德被迫让位于“服从与恐惧”。

3. 旁观成为理性选择：在高压环境中，同情、援助与坚持原则被视为高风险行为，冷漠逐渐被合理化为自我保护。

当一个提倡“真、善、忍”的群体被长期妖魔化与镇压，社会实际收到的讯号，恰恰是相反的——真诚可能带来危险，善良缺乏回报，忍让不被尊重。

这种“反向示范”效应，逐步侵蚀了社会的道德共识。

从文革到今日：中国社会道德断裂的两次关键冲击：

．文革（1966至1976年）：切断传统文化与伦理秩序；
．迫害法轮功（1999年至今）：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重塑“何为安全、何为正确”；

共同结果：道德不再是社会共识，而成为个体风险。

“三退”的本质：不是夺权政治 而是道德切割

在这一背景下，“三退”运动的定位逐渐清晰。

它并非以政权更替为目标的政治动员，而是一场由法轮功学员发起、以良知为核心的民间道德行动。其基本逻辑并不复杂：当个体曾被迫宣誓效忠、被卷入承担中共的邪恶集体责任、被要求默认不公时，退出成为撤回道德参与的方式。

2025年的“三退”声明，呈现出明显的现实化与道德化特征：

1. 退出理由不再停留在政治理念，而是指向失业、医疗困境、宣传失信、对下一代的忧虑；

2. “良心”“因果”“不想再做帮凶”等语汇显著增多；

3. 退出被描述为“心里踏实”“为家人留条路”。

这意味着，“三退”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为：在一个道德底线被持续压低的社会中，重新选择站位的一种方式。

数据提示：2025年“三退”的三个特征

1. 高位持续：未出现衰退迹象；

2. 结构下沉：普通劳动者、家庭层面动因增加；

3. 语言转变：从政治表述转向伦理与生活表述。

沉默的分界线：退出行为所标记的社会转向

“三退”没有带来实时的政治震荡，但它正在形成一条清晰却安静的社会分界线。

在这条分界线的一侧，是以服从、沉默与自我审查维持的安全感；另一侧，则是以退出作为声明——我不再为这套体制提供心理与道德支持。

从这个角度看，2025年的数字不仅是一个年度统计结果，更是一个信号：在长期镇压所造成的道德塌陷中，部分人正在用最温和、最个体化的方式，尝试自我修复。

正如多份声明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所概括的那样：“不求改变什么，只求不再与它为伍。”

这，或许正是“三退”在今天最核心、也最难被忽视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