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或“中美共治”根本不符合中国价值与战略期待？

用“瞬息万变”来形容当前的俄乌谈判进程，恐怕并不为过。

自11月20日美国媒体曝光川普政府提出的俄乌战争“28点和平计划”以来，国际社会从震惊于该计划是不是普京的“愿望清单”，到再次陷入当前各方漫长的拉扯、相互的抱怨甚至恐吓，谈判似乎又陷入了某种停滞状态。

但是，从本轮俄乌谈判的过程中，外界也捕捉到了一些新鲜的细节，如美方团队构成的变化——出现了“老熟人”库什纳（Jared Kushner），再如泽连斯基在领土上的坚持与对大选的退让，而欧洲似乎也正在慢慢地接受现实——尽管并不心甘情愿，同时俄罗斯的表现似乎略显“安静”。

谈判进行一个月以来，12月20日，俄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赴迈阿密，与川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磋商。而此前一日，美乌欧也在美国就“和平计划”草案进行磋商。同时，传出普京与马克龙计划举行会谈的消息——时隔三年再次会晤。

所以，川普这轮“极限施压”，看似“荒诞”，实则有效？泽连斯基看似退一步，实则有心机？欧洲表面言辞威吓，实际有所退让？俄罗斯，看着稳，但真的一点不急？领土问题、乌克兰安全保障、欧洲安全架构，三大核心问题是绕不过的坎。

怎么解读当前这一高度变化的局势，美俄欧乌各方如何相互牵制、把握动态平衡？相比过去，此轮谈判往前迈出了多大的步子，是否触及乌克兰危机的三大核心问题？川普2.0对国际秩序、美国战略的构想，又会如何影响俄乌谈判结果，如何联动世界其他重要地区的博弈？而中国对此如何评估？

近期，就俄乌局势、中美关系等问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所长赵隆研究员向观察者网分享其独到见解。

川普“极限施压”：预期管理，“明暗结合”

问：赵老师您好。首先想问的是，这一轮俄乌和平谈判真的具有“严肃性”吗？从美方突然抛出令外界震惊的“28点和平计划”，如今历经多轮对话，美乌、欧乌，尤其是美国特使在莫斯科与普京的直接交流等，一次次讨价还价，各方在拉扯中提出了所谓的修改版，但目前似乎又看不到比较统一、清晰的文本。所以，美方率先抛出这样一份方案，是对乌、欧做某种预期管理吗，并以此来逼俄、乌、欧正面对待停火？怎么评价当前的谈判进度？

赵隆：相较于今年以来多次推进却收效有限的俄乌战争谈判进程，这一轮围绕“和平计划”的讨论，无论推进形式还是议题内容，都呈现出更强的具体性和集中度。各方均通过最高政治层级展开直接对话，密集接触之下，主要关切、红线底线以及核心分歧被迅速“摊开在桌面上”。

川普政府此轮“促和行动”在政治投入和资源动员上的力度明显加大。通过不断为乌克兰设定“最后期限”，公开要求其举行大选、放弃加入北约等一系列高调表态，美方实际上在推进一种高度明确的“预期管理”。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清晰的时间表和公开化的美国立场，压缩乌克兰和欧洲的回旋空间，使其难以像以往那样通过与川普本人的频繁沟通来持续影响其判断，从而被迫在时间压力下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

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对外释放“协议已非常接近达成”的信号，但从实质内容看，俄罗斯、乌克兰以及欧洲在若干关键议题上的立场分歧仍十分突出。

从历史经验来看，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和平谈判通常需要具备几个基本条件：第一，各方在核心分歧上展现出真实且可操作的妥协意愿；第二，围绕最低限度共识形成相对稳定的文本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就技术性细节展开谈判；第三，配套建立清晰、可执行的监督与落实机制。对照这些标准，目前这一轮博弈显然仍存在明显缺口。

首先，围绕领土问题的“死结”依旧难以松动。无论是要求乌军主动撤出特定地区，还是在美国主导下设立非军事区，这类设想在俄乌双方的国内政治叙事中，都极易被解读为不可接受的重大让步，操作空间极为有限。

其次，安全保障问题仍缺乏现实可行性。尽管泽连斯基近期公开表示，可能正式放弃加入北约，转而寻求以双边方式获得具有约束力的安全保障，暗示可以接受某种“类北约式保障”，但在实操层面，这一方案本身存在结构性矛盾。因为任何包含北约国家作为保障方，在冲突爆发后“自动卷入”的条款设定，理论上也会“延伸触发”北约第五条集体防御机制。

而如果缺乏明确的协防承诺，乌克兰则很可能转而要求美欧提供长期、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和防御性武器部署，这在俄罗斯看来同样难以接受。

换言之，美国试图通过高曝光度、高政治压力和快节奏磋商来调动各方心理预期，迫使基辅（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莫斯科）作出让步，其“严肃性”更多体现在形式和节奏层面，而非实质性条款的成熟度和可操作性上。

问：这里也想关注一个细节，川普女婿库什纳加入本轮谈判队伍，参与12月3日在莫斯科与普京的会面，以及上周末美俄特使在迈阿密的会谈。怎么看待川普的这个人事安排，以及在最早28点计划出来后，白宫高层之间相互矛盾的表态？这说明美方团队内部存在什么问题或倾向？

赵隆：川普的女婿库什纳直接参与谈判，本身就反映出川普在推动重大外交议程时，倾向于采用“明暗结合”的双轨运作模式。

明面上，川普仍保留以国务卿鲁比奥为代表的传统外交渠道，通过“麦克风外交”等常规手段，在对外释放原则性立场的同时，将施压与接触并行推进；而在聚光灯之外，则依托维 就领土安排、安全保障、战后秩序等最为敏感、也最具交易性的核心问题进行深入磋商，包括直接抛出带有明显“交易逻辑”的方案。

库什纳在今年10月推动以色列与哈马斯实现停火的过程中，已经展示出其在高压、复杂谈判环境下的个人操作能力。川普显然希望将这一“快速止血式”的停火经验复制到俄乌问题上，以非常规方式打破长期僵局，而非继续陷入拉锯式、程序化的多边谈判。

与此同时，库什纳的介入也在客观上形成对维特科夫的“补台”、甚至“制衡”。此前，维特科夫曾因谈判能力和判断受到外界质疑，甚至有媒体披露其在接触期间无意中向俄方“讲解”川普的谈判偏好和性格特征，反而为对方设计有利方案提供了空间。在此背景下，引入库什纳这样更为老练、且与川普关系更为稳固的核心人物，显然有助于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对冲。

从最初“28点计划”公布后白宫与国务院表态并不完全一致的情况看，美国政府内部围绕俄乌和平框架本就存在明显的博弈和优先级分歧。

当前的趋势是，以维特科夫、库什纳为代表的川普“内圈团队”，正在事实上超越以鲁比奥为代表的传统外交体系，逐步掌握并主导谈判节奏和关键议题设置。这种权力重心的转移，将深刻影响未来谈判的风格、速度以及最终可能达成的结果。

三大核心分歧：有限让步与强硬底线并存

问：正如您所说，其实从这场战争的爆发或者说乌克兰危机的本质，其核心问题无外乎几点：安全保障/加入北约、欧洲安全架构、领土问题，在此前每一版的协议中，这几个核心问题一直无法取得共识，在这轮讨论中依旧看似如此，还是说在各方表述中已出现微妙变化？您觉得事态在向着哪个方向发展？

赵隆：的确，领土问题、安全保障安排以及北约身份，仍是横亘在各方之间的三大核心分歧。俄、乌、欧三方普遍认为，如果缺乏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可执行性的保障机制，就无法确保冲突不再复燃；但与此同时，各自坚持的前提条件，又在对方眼中构成直接威胁或战略挑战。这一结构性矛盾，决定了谈判推进的艰难性。

不过，我们也需要看到，与几个月前几乎不存在任何妥协空间的状态相比，各方立场出现一定程度的后撤和调整。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变化是，乌克兰公开宣布放弃加入北约的目标，以换取西方的安全保障。这将安全问题的重心从“制度性同盟”转向“具体机制”，在客观上移除了三大分歧中的一座。

但与此同时，乌克兰也明确强调，其不会、也难以在政治现实中主动从顿巴斯地区撤军，或在领土问题上作出实质性让步；而俄罗斯则依旧坚持对既有领土控制的强硬立场。

这种在安全议题上有所松动、在领土问题上高度僵硬的态势，使得后续谈判将继续面临极高难度。可以预见，接下来“有限让步与强硬底线并存”的谈判策略，可能会成为俄乌双方的共同选择。

总体而言，当前谈判正在从早期的概念性、原则性表态，逐步转向围绕具体议题的现实博弈与有限妥协。这也意味着，关于冲突边界的界定、安全保障的具体形式等，正在成为下一阶段谈判的真正焦点。

问：那么，俄、乌内部的情况，该怎么评估？泽连斯基显然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最近从反腐事件到施压大选，再加上小川普的暗示，似乎都表明泽连斯基可能成为弃子，但就现实来看，乌克兰内部会发生政治变化吗，有何影响？对俄罗斯来说，外界一般认为目前俄罗斯在战场上占据优势，所以对谈判并不着急，时间站在普京这边；但疑惑的是，窗口期恐怕并不稳定，普京会放弃当前川普急于达成停火协议的窗口期吗？

赵隆：战事长期化叠加腐败事件，确实显著加大了泽连斯基所面临的国内政治压力。尤其是在美俄都围绕其总统任期届满、是否具备合法性签署并推动和平协议提出质疑的背景下，这种压力被进一步放大。

在此情形下，泽连斯基的回应是，若美欧能提供明确的安全保障，乌克兰愿意在60至90天内举行总统选举，意在以程序性承诺缓解外部的合法性质疑。

但同时，泽连斯基也在有意识地将民意塑造成其对内稳盘、对外博弈的重要工具。例如，他反复强调，乌克兰在东部地区控制权等核心问题上的任何妥协，必须是“公正的”，并且需要通过选举或全民公投的方式获得确认，从而将领土让步问题上升为“主权在民”的制度性议题。

根据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的最新民调，约75%的乌克兰民众反对在领土问题上作出重大妥协，63%的民众表示愿意继续战斗。这一民意结构，为泽连斯基在与美国的互动中抵御过度施压、争取谈判空间，提供了重要政治支撑。

从俄罗斯的角度看，凭借其在战场上保持的相对优势，以及川普政府继续采取“压乌诱俄”的促和总体思路，莫斯科客观上拥有通过叠加军事与外交筹码，在谈判中谋求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但是，俄方同样需要权衡战争长期化对自身经济韧性和社会承受力的消耗，以及川普个人耐心有限、且在中期选举前政策操作空间受限的现实约束。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不太可能轻易放弃当前这一关键时间窗口，也不会主动降低战场投入，而是更可能通过政治与军事的双重施压，持续塑造川普的风险认知，促使其在“越早结束越好”的判断下，加大对乌施压、提高对俄妥协的意愿。

当然，这一策略本身要求维持一种高度敏感的“危险平衡”。如果在乌克兰和欧洲作出相应让步之后，俄罗斯的立场调整未能达到川普的预期，美国政策取向可能出现反转，不排除重新以制裁相威胁，甚至选择在政治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抽身而退”。

欧洲手中的“关键筹码”是什么

问：川普的方法似乎是“复杂问题简单化”，既然是俄乌战争，那就让这当事双方直接谈。当然现在俄罗斯可能乐见川普的这种方式。但欧洲/北约、乌克兰，认为这是欧洲战略安全问题，顶层是解决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但问题是，欧洲现在手里还有什么牌？想要达到的基本目标是什么？

赵隆：在欧洲国家看来，乌克兰问题并非一场甭立的地区冲突，其走向和最终结局直接关乎欧洲自身的安全架构与战略前途，甚至被视为事关“生死存亡”的结构性问题。正因如此，欧洲势必动用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等多重手段，努力将自身的核心关切嵌入任何可能出现的和平协议中，确保战后秩序不会从根本上削弱欧洲的安全与影响力。

从这一角度看，美国此前提出的“28点和平计划”在若干关键议题上，与欧洲立场相悖。尽管川普试图通过“极限施压”，将和平进程完全置于美国主导之下，但在援乌资金投入、安全保障安排、战后重建以及对俄制裁的解除或调整等关键环节，美国事实上仍高度依赖欧洲的配合与参与，难以单方面推进。

近期，欧洲多国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将组建一支“多国部队”支持乌克兰。根据公开表述，该部队将协助乌克兰重建武装力量、保障其领空安全，并提升海上安全能力，相关行动也不排除在乌克兰境内展开。

同时，欧盟宣布将“无限期冻结”俄罗斯在欧盟境内的资产，并计划动用这些被冻结资产支持乌克兰。这一系列举措清晰表明，欧洲手中真正的“关键筹码”，在于其在战后重建融资、长期安全保障体系以及制裁与解冻安排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问：不久前马克龙访华，在中法联合声明中有一句话：中国支持欧洲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句话背后包含了什么意思？

赵隆：中法联合声明中提出“中国支持欧洲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性质上更像是对欧洲参与和平进程正当性与必要性的明确肯定。在我看来，这一表述至少包含两层含义。

第一，它强调地区安全架构应当由地区国家主导并广泛参与。中国一贯主张，任何地区冲突的解决，都应主要通过受影响最直接的地区国家以及当事方的协商来推进，而非由外部力量单方面塑造解决方案。

在乌克兰危机中，欧洲不仅在地缘上首当其冲，承受着安全外溢、经济冲击和政治压力，同时在安全保障安排、战后重建融资以及长期秩序设计等方面，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因此，中方强调欧洲发挥“应有作用”，本质上是对欧洲作为关键利益攸关方参与和平进程的合理性予以确认。

第二，这一表述也延续了中国长期以来关于安全问题的基本立场，即应当重视并妥善处理各方合理安全关切，从源头上化解冲突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

回顾2014年以来乌克兰危机的演进路径，可以清楚看到，危机的积累和激化本身就与欧洲安全秩序的结构性失衡密切相关。如果缺少欧洲作为核心利益攸关方的深度参与，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执行层面，都难以达成一份真正公平、持久且具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从“独享安全”到“共同安全”

观察者网：今年7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召开研讨会商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视角”的报告。您作为报告负责人，比照当前局势发展，怎么看报告中提出的思路或路径，参考意义在哪里？

赵隆：应该说，7月研讨会讨论和随后发布的《着眼共同安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新范式》研究报告，基本符合近期乌克兰危机相关谈判的走势。

这份报告的参考意义在于，我们强调乌克兰危机不仅是国家间对抗升级的产物，更凸显了欧洲安全秩序的深层裂痕。领土归属问题是绕不开的难题，也是停火能否转化为和平的决定性因素。“土地互换”的简单逻辑难以解决当事方的国内政治需求，需要在坚持《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同时，探索阶段性、非军事化的解决方案。例如，区分对领土的“法律承认”与“事实承认”，并在协议中加入涉及领土归属的“保留条款”，明确以政治谈判而非军事手段解决争端等基本原则。

同时，我们在报告中强调乌克兰危机对停火监督和维和行动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主要大国参与的维和模式，不仅难以得到当事方的完全认同，上千公里接触线所需的维和力量也远超各国的实际能力范围。因此，需要探索直接派驻维和部队之外的创新做法，包括引入卫星监控、固定和非固定无人设备等技术监控手段，以减少维和纠纷引发的再度冲突。

报告还提出，安全保障问题是乌克兰与俄罗斯分歧的核心。对乌克兰而言，在短期内无法加入北约的情况下，确保欧洲北约成员在乌境内的实质性存在，得到具有约束力的安全承诺和长期援助计划，是避免战火重燃的关键。

俄罗斯则强调地缘意义上的战略安全空间，坚持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反对北约成员国以维和为名长期在乌部署，继续侵蚀战略“缓冲区”。 因此，需要推动各方基于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原则，谋划包括“安全保障”（Security Guarantee）和“安全承诺”（Security Assurance）的共同安全框架。

最后结论是，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进程不能仅依靠临时停火协议或军事威慑，不能脱离相关国家的再转型和安全观念的再塑造进程。理想状态下的欧洲安全架构，既不应该依赖于美国的摇摆政策，更不能陷入持续“再武装”的军备竞赛，而是需要探索平衡各方关切和利益的共同安全新范式。

可以借鉴亚洲安全倡议、亚洲安全模式和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实现从“独享安全”到“共同安全”的观念更新，从追求“绝对安全”转为探索“相对安全”的制度安排。

所谓“中美共治”，不是中国的价值取向和战略期待

问：提到安全架构和理念，今年下半年来，一些新词汇不断出现在国内外舆论场，特别是“中美大交易”。在10月釜山会晤前川普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写下“G2”，更是让外界浮想联翩。

怎么解读这些信号，它与美国战略调整、全球秩序变化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都知道十几年前已经出现过“G2”的概念，前后有什么差异？另一方面，中国在近期的官方表态、以及领导人通话中，反复强调中美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您怎么看这一现象，事实上结合最近的种种信息，让人有点困惑，战后国际秩序，到底指的是哪种秩序？

赵隆：尽管不少评论将川普口中所谓的“G2”解读为所谓“中美共治”的橄榄枝，但在我看来，这种理解多少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也高估了其现实内涵。

若将当下的“G2”与2008年前后奥巴马时期曾引发广泛讨论的“G2”概念进行对比，不难发现，两者的语境与指向已发生明显变化。彼时的“G2”，更多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期待中美共同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其核心逻辑在于责任分担与全球治理合作；而当下川普语境中的“G2”，则更多呈现出一种模糊而非制度化的政治表述。

从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强调的、带有“门罗主义川普推论”色彩的战略取向来看，其总体反映的是对所谓“半球霸权”和势力范围的偏好。理论上，或许可以将这种“G2”解读为一种基于势力范围重塑的“霸权共享”设想，但在现实层面，它更像是对当前国际格局的一种潜意识式描述，而非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设计。

其核心含义，无非是强调中美可以通过元首外交这一高度个人化的协调机制，就双边、地区乃至全球问题进行沟通与协商。这种表述背后，并不存在成体系的战略蓝图或制度框架，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川普一贯的外交风格，而非一项可操作的长期政策构想。

进一步看，如果“G2”真意味着某种形式的“霸权共享”，那它在逻辑上将与川普所奉行的“美国优先”原则发生根本冲突。事实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同时明确强调，“不能允许任何国家变得过于强大”，并将美国外交定位为“务实但非实用主义，现实但非现实主义，有原则但非理想主义，立场强硬但非鹰派，保持克制但非鸽派”，归根结底只有一个标准——是否“对美国有利”。在这个框架下，美国不可能真正接受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共享霸权的安排。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所倡导的战后国际秩序，既包括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等制度性根基，也包括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规范性愿景。从这一立场出发，任何植根于霸权逻辑和势力范围划分的“GX”构想，都不符合中国的价值取向和战略期待。

正如我今年5月在《外交家》（The Diplomat）发表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作为曾经雅尔塔体系的受害者之一，难以接受大国通过重建势力范围、瓜分他国利益来塑造世界秩序。因此，对所谓“G2”既无必要进行过多延伸解读，也不应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