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一个新系列——“如是我闻”。立足田野调查，用社会学视角解读变迁的中国。

我的新书《西村往事——80后的村庄记忆》出版后获得了关注，引发了讨论。我的一位老同学，看过书后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收到书后，迫不及待翻阅相关章节，感触颇深、一度落泪。离乡二十余载，家乡和自己都在时代的洪流中一点点地演化。回首故乡，她是那么熟悉，又有些陌生和不适，很多很多的东西只停留在了记忆里。望着停不下来的父母，牵着尚年幼无知的小儿，一时间无人可诉说那一刻的心情。离乡者最有乡愁，嘴上说着不在意，心里最放不下。

我没想到这本书会引起他如此强烈的共鸣。也许，这本书只是个引子，真正触动他的是自身的经历和浓郁得无法释放的乡愁，以及对家庭和自身未来的思考。

乡愁最苦，莫过于“无处安放”



有人说，1980年代出生的这批人深刻地体会到了“压缩感”。

童年记忆里还有完整的农耕图景、热闹的宗族祠堂和夏夜的谷场闲聊，而不过十几年光景，我们就已坐在城市的写字楼里，通过手机视频看着父母在老家逐渐空旷的村庄里生活。我们几乎是用一代人的生命长度，亲历了乡村数百年来最剧烈的转型。

这种体验是独特的：我们脚上还沾着泥土，手中却已敲起了键盘；我们是最后一批拥有完整乡土记忆，却也是第一批被城市化浪潮完全冲刷的一代。我们的乡愁是真实的，我们的疏离也是真实的，而正是这种张力，构成了我们这代人审视故乡时，那份独特的清晰与沉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因为时代变了，乡村也变了，她已经不是我们记忆中的模样。

现代化的进程改变了乡村社会，工业化、市场化和城镇化影响到了每个人。要想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必须建立与之相匹配的体系，并进行相应的改变。这种转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是有的地方转变得快，有些地方转变得慢，有些容易让人接受，有些让人感到不适应。

工业化、机械化渗透进了农业生产领域，改变了农业的时间，让繁琐变成了简单。市场化更加明晰了交易的规则和生活方式，也提供了可以衡量的标准。自给自足、友情互助变得越来越少，亲情的链条也变得越来越短，个体的感受变得更加重要。城镇化的推进必然带来村庄的衰落和消失，只是方式和程度表现不同而已。

有人用“压缩的现代化”“村庄的压缩”或“压缩的村庄”来形容这个过程。“压缩”大致有两层含义，一是从时间上看，用几十年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道路，这是极大的时间压缩；二是空间或者关系的压缩，村庄的关系越来越简单，原来的爱恨情仇变得稀薄，人口越来越少，完整的社会结构不见了，结构的支撑也越来越纤细。有人说，在村里连个劝架的都没有，吵架都没有意思。在静悄悄的岁月流淌中，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让人变得无所适从。

对于在城市打拼的一代来说，已经没有办法在乡村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回到家乡之后，没有相应的就业机会，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教育条件比城市较弱，即便自己要回去，孩子也不一定能够答应。所以，很多人会通过观看文艺作品、短视频等形式，释放、缓解自己的乡愁。

李子柒为什么会爆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带我们走进了那个曾经生活的场景，想起了美好的过往。李子柒讲述了乡村生活的宁静，与现代的喧嚣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更加让人向往。李福贵能够得到那么多的关注，既有她个人的乐观、豁达、坚韧，也有她为留守老人尽心服务的善良和真诚。我们在看她们，也在想自己，还在思考着未来。相关的作品会不断出现，类似的人物也会持续地受到关注。这已经成为了生活中的一部分。

城乡两便，县域内的选择

有人问，乡村的前途在哪里？未来的乡村是什么样子？总的来讲，城乡融合是发展的大方向，但是如何实现却有着不同的路径。

有些村庄注定要消失。比如，对于城郊村来说，逐渐地成为了城市的一部分，在拆迁合并中消失了。对于远郊村来说，人们都进了城，只剩下破败的房屋。等到最后一个人搬空了，那些村庄自然就没有了，一切归于自然。

对于拥有强大县域经济的地方来说，村庄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人们能够在县域范围内解决工作、教育、就医问题，可以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进行往返，选择城乡两便的生活。让村庄的人全部搬到县城中去，没有那个必要，人们也无力承担。村民们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当的工作、生活方式，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进行往返。即便是年轻人都进城了，还有很多的老年人会留在农村，并且他们也能够留得下来、留得住。既不需要儿女操太多的心，也不需要让老人被动地去适应异乡的生活。

当前，许多地方出现了“一家多制”的弹性家庭结构，将城市和乡村有机地联系了起来。小孩子在县城读书，父亲在城市打拼，母亲或者祖母在陪读。祖父在县城打零工，或者在村里种田。周末的时候，他们都会回到农村的老家。等到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农村人也可能回到城市里过冬。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才回到村里种田。对于已经或者将要当爷爷、奶奶的人来说，逐步的退回农村是他们的生活计划和路径。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在农村、县城或城市都有房子，他们根据自己的人生任务和生活节奏，选择自由的组合和往返。现在的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

对于有些条件比较好的村庄来说，可能还会焕发出新的生机。这些村庄要求环境良好，基础设施完善，与城市的距离适中，引进了新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成为城市人休憩、疗愈、放空、发呆的地方。当然，这样的村庄已经不是传统的村庄，只是保留了相应的样态，内在的逻辑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样的村庄成为了与城市相同的功能区，不再具有价值生产能力。

生活治理，许多村庄的中心工作



对于有些农村来说，如何进行面向老年人的生活治理，是需要考虑的中心问题。在机械化、智能化水平逐渐提高的情况下，种田问题似乎不必过于担心，而生活问题却真实地摆在很多人的面前。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四世同堂的现象普遍存在。对于50、60岁的人来说，真是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状况。老人需要赡养，孙子需要照看，自己还要保证相应的收入。如何在尊老和爱幼之间获得平衡，是许多家庭面临的难题。在中国，有着“恩往下流”的传统，许多家庭将重心放在了对后代的培养上，而对老人的需求有所忽视。

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时常面临着矛盾的选择。一方面希望父母到城市里帮忙照顾小孩，另一方面又不忍心祖辈没人照顾，独自生活在农村。如果家庭成员比较多，或者老人身体健康，还不是大问题，就怕几个方面都需要人。如果因为照顾一方，让另一方出现了意外，更加成为心中抹不去的伤痛。这也是在生活转型中面临的难题。

面向老年人的生活服务逐渐成为了村庄的公共品。村庄的治理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组织生产、矛盾调解、公共品供给内容还有，但更多地转向了如何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让他们能够安度晚年。老年人的生活有了保障，年轻人能够在城市安心地工作，城乡在此方面进行着紧密的互动。

从乡土中国走向城乡中国，我们还会面对个体自由度增加，婚姻变得不稳定，超前消费出现，家庭规模缩小，传统的支持体系弱化，小孩子容易出现心理等等问题。我们需要不停地回望，汲取传统的营养、获得前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