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梅贻琦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时慷慨陈词：“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这里的大师，即指代大学教授的“大先生”。传统社会，知识分子肩负着传道授业、引领社会精神的责任。在现代社会，大学教授不仅被视作教师行业金字塔的顶尖，更由于大学肩负着钻研专业技术与树立知识权威的使命，还是一份自带精英光环的职业。

改革开放40余年来，大学教育与大学教师，不断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而嬗变。比如，20世纪末开始的高校扩招与市场化浪潮，让大学由精英教育逐渐转向大众教育。紧跟着，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大学在管理上出现“企业化”迹象，不少高校引进一系列“末位淘汰”“目标考核”等新型绩效管理制度。大学老师的优绩产出变得指标化且可视化，大学教师逐渐成为一种不能被保证稳定性的职业。

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结合点，高校教育在我国的受重视程度亦在不断提高。而2025年11月初由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则提到，当下，既需要强化思想政治对大学教师的引领，亦需要加强对教书育人进行实效评价，强化青年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

从理想到现实，从宏观到微观，大学教师的生存境况，跟随外部环境发生着动态改变。不少身处象牙塔里的个体也开始重新审视自我，或坚守身为师者的价值取向，或在新的机制下重塑理想与坐标。

01

困在表格里的大学教授

即便已临近退休，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傅元峰站上讲台时，还是有些“迟疑”和“恐惧”。他不确定，座下的学生究竟想从自己这里学到什么？是如何写出一篇高分论文，还是如何能成功保研或顺利毕业？

有时候，他仿佛能抽离出课堂的场景，看见那个让他自己讨厌的“教授傅元峰”——“一个滔滔不绝的人，只是为了连续讲述，只是（为了）把话语传送到不到一个小时的容器里，等待学生们的分拣或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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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从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傅元峰留在了本校中文系工作。当时的教授，“只要留在学校就有编制”。晋升副教授、教授也需要发文章、报课题、评奖项，“但远没有现在这么卷”。傅元峰说：“如果没有晋升的意愿，也可以在讲师的位子上安心教学科研。”

在正式站上讲台之前，他先在研究中心做了两年学术秘书。从那时起他就发现，在高校工作，不得不填报各式各样的表格。当时，他常常需要处理“非常烦琐的周报、月报和季报，以及教育部对中心的各种考核和评审”。那两年过后，他觉得自己“看到表格就要呕吐”。

后来，傅元峰正式站上了讲台，却发现表格的重要性有增无减。“评职称”要填，评奖要填，“申请房子”要填。表格意味着自我展现、评判和量化。这常让他感到困惑，他不愿意去展示自己，也不认为文学学科适合被量化。

如今，一名教授评职称的主要晋升机制，由项目、论文和成果奖三项数据决定，这些几乎决定了社会层面一个教授的含金量。而要想拿到足够有分量的头衔，一名教授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跑课题申请、结交名刊编辑，参加各种评奖，填写各种表格，进行各种旷日持久的学术社交经营”。

高校博士生学术评价，对期刊论文有严格要求

琐碎困住了像傅元峰一样对大学教授这份职业怀揣纯粹理想的教授。南京林业大学化工学院教授、博导林中祥教授就曾撰文感慨道：“各种考核，需要专门的人统计，需要每个老师反复几次登记、分配、确认、签字，不但学校要增加‘学校公务员’编制，每个老师个人所花的时间与精力如果统计起来，真是吓人。”

更深一层参与晋升的时候，傅元峰又切身感受到，看似公平的量化标准，在实践操作中未必如此。

比如，能否顺利发表在期刊，“往往不是由论文本身的质量决定的”，而是由刊物的等级决定的，“大部分重要刊物的发刊权掌握在主编和编辑手里”。傅元峰甚至见过，一些学术期刊依赖“学术社交”运行，“请这个编辑过来讲课或者开个会，给一些什么样的酬劳，然后在私下里形成私交”。

在一次晋升职称之前，傅元峰在某家顶级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但他自认为，这一篇的水平并不高于自己发表在普通期刊的其他作品。“它也许并不是我学术研究的代表成果，但它发表的刊物等级决定了它特别重要。”在过去几年内，他感觉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力较前期并没有显著提升，但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电脑统计的量化数据显示，他达到了这次晋升职称的要求。

2016年，44岁的傅元峰终于评选上教授并成为博导。答辩时，评委问他，为何没有拿到一个像样的奖项？傅元峰坦言，自己没有主动申请过任何奖项。他“固执”地认为，一切思想和研究，都不该是“竞技类”的东西，而一个学者不应该端着饭碗行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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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的一大特点是难以用量化标准衡量。”傅元峰说，“文科成果的产出也不能以年度为计算，比如一个思想者著书立说，但他可能有五年的时间都仅仅是在阅读文献、翻查资料。”但如果参加年度考核，他不可能直接对考核者说：过去一年来，我只是在读书和思考。

傅元峰有一名已退休的本院同事，自进入大学后就从未主动参与晋升评选和各种福利环节，直到退休也没有结婚成家，几乎一辈子待在教室和书斋，沉迷在自己的学术世界里，“甚至连分房子、报职称的填表都是教研室同事帮他的”。

这位教授也许不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学者，但学术水准和学术情怀却令同行与学生心悦诚服。傅元峰感慨道，相较于过去，在今天，大学要诞生这样一名学者，“或许很难了”。

02

拥挤的甬道

2015年，共青团北京市委曾对北京高校的16738名专任青年教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按专业技术职务来划分，正高级占比仅为1.2%；副高级约占14.1%，中级人数占比最多，为61.9%。这说明高校职称晋升的拥堵现象严重。

在校20余年的傅元峰亲身感受到了这一点。在2014年左右，他打算评选教授，却发现评选要求的项目比以前更繁琐、复杂了。在满足了原有的期刊和项目条件之后，学校又忽然要求教授们“出国访学一年”。傅元峰访学归来，却被学院告知，另一位“更符合资质要求”的教师需要先晋升，让他再等一年。

发刊够不够标准、研究课题是否具有竞争力，很多具体而微的条件，“基本上要到申报职称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够不够格”。那两年，傅元峰明确感受到，评职称的难度越来越高，名额越来越紧，压力越来越大。他逐渐被一套自己并不认同的评价体系左右，产生了焦虑感。

从十年前到现在，随着高校扩招的滞后效应，中国高校的博士毕业生数量增加，但高校内部的学科设置与课程体系并未发生大规模、系统性的调整，这直接导致高校教授的职位数量变得紧张。

《独家记忆》剧照

2020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讲师岳英在对136位华东地区四所研究型高校教师进行调查及研究后发现，拥有讲师职称者的平均年龄是29.8岁，晋升至副教授时的平均年龄为34.2岁，至教授的平均年龄为40.8岁。从讲师到正教授，一共需要12.5年。

近两年，部分高校陆续出台了一些打破原有固化评选机制，或是鼓励青年学者进入高校的机制。比如2025年，兰州大学设“青年教授”岗位，获聘者享受可直接申请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且聘期内不占学院高职岗位。

不过，教师规模的扩大、人才竞争的加剧，依然是不争的事实。一名刚进入国内TOP3高校的青年教师对南风窗表示：“现在高校教职太少了，基本是老一批的老师退休了，然后才有新的岗位出来，一个萝卜一个坑。”

这名青年教师在博士期间，已在国内外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超过5篇，即便如此，求职时，也发现自己的竞争优势也有限，“不能保证我找到一个合适的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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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越是顶尖、排名越靠前的高校，竞争越是激烈。一次，傅元峰随同本校的一群青年教师到一所没有“非升即走”制度的二本高校去访问。开会时，傅元峰发现，“我们的青年教师大多都低着头，显得心事重重，但他们（那所学校的老师）都带着笑容，自在从容地进行融洽的交流”。

在没有严格考评要求的学校，教师们的自我定位的确会更接近于普通职业。今年32岁的邹静在江苏一所民办本科院校做教师，学校里，包括她在内，几乎所有老师都是研究生学历。除了每周12节课的授课时间，老师们的其余时间几乎都可以自由支配。

民办高校的晋升条件也远不如公立名校那么激烈。邹静从助教晋升为讲师时，只需要在“普刊”（普通刊物）上发表2篇论文，平均一年一篇，与学校平时对老师的日常考核要求是一样的，即每个教师都被要求每年刊发1篇论文，但不对期刊等级做要求。

因为要兼顾家庭和育儿，邹静还拒绝了领导让她兼任一个学科小领导的邀请。她不愿意“动不动开会”，也不想做备课、上课之外的其他琐事。

《黑狗》剧照

邹静把大学老师当成一个纯粹的工作。“本质上我们是一个企业”，邹静说，出门在外，当别人问她职业，她只会说自己“在学校上班”，但不会自称“大学老师”。

不过，竞争的加剧是必然趋势，只是程度与公立名校有所不同。民办高校也接收到了这一信号。这两年，陆续开始有博士生来邹静任职的学校就业，领导有时会旁敲侧击地呼吁老师们要有竞争意识，不要“躺平”。但邹静不为所动，“什么叫躺平？我把课上好，每年按要求发两篇期刊（论文），我完成好本职工作，这不叫躺平”。

03

价值的回归

1917年，中国教育家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讲里开宗明义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因此，大学应当保持学问独立性。

紧接着，蔡元培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改制，比如推行教授治校、大学校长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推选。这些种种，都是为了保证学术自治和教育独立。

次年，蔡元培又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写下：“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如何保证老师的重心是学术，学生的重心是学习？从百余年前，志于教育的先驱就已经思考这个问题了。

从那一年算起，迄今为止，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也不过百余年历史。

继五四运动之后，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主要通过学习西方而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高校教授的选拔、评审制度，大多依照美国现代大学模式。美国高等院校的教授，虽然大多为终身制，但晋升标准同样是以课题、研究成果和对学校的其他管理成果而论。

相对复杂的考核机制，起初是为了保证一定的公平性与全面性。随着工业化发展与市场分工程度的提高，大学教师的“机械化”程度逐渐提升，各式量化指标让大学教师变得越来越像专业人士。

与教授一样，学生在高校里的定位，也在朝着“机械化”变化。

《年少日记》剧照

傅元峰发现，相较于十年前，如今的学生更希望从老师处习得“怎样获得毕业资格”“怎样获得更高‘学分绩’，确保保研成功”“如何应对论文抽检”等技艺。他感到自己的课堂变得越来越空，“不是说听课的人减少，而是说学生的目光当中能与我形成契合的那种东西越来越少”。尤其是后来，教室里的摄像头多起来，举报者也多了起来——傅元峰曾因在课堂上讲述巴尔蒂斯的代表画作《吉他课》（一幅裸体油画像）而被举报。

美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在《大学教育与知识的未来》一书中指出，大学教育不该被职业化，至于大学教师，他认为：“大学老师的工作就好像农夫，农夫在河上耕作，把学生从上游带到下游。”

阿伯特的理想，与蔡元培的理想，从根源上来说有相似之处，即都要回归教育本原的纯粹性。成为一名大学教授，是为了教育更多专业领域的人才，而通过晋升考核提高高校教授的科研能力，亦是为了更好地教学。

理想与机械化是否仍然可以共存？只要有人在思考，在适应，在碰撞，生存的罅隙就会被撕开，更多可能性会涌入。大学唯有先成为活水，才可能变成海洋。

在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下，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也不该因为机制变化而对立。傅元峰坚信：“讲课与学术应该是互相支持的，教学和科研不该是两种状态。”

傅元峰组织学生制作的舞台剧演出/受访者供图

很多伟大的学者都“述而不作”，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就是在西南联大上课时的讲稿整理而成。教授的过程，同时也完成了学术，“这难道不是一个大学教授最好的状态吗？”

还有三年，傅元峰就到了退休年龄。他不得不提前决定，是否进入南京大学设定的“退休前学术体检”。他将这最后一次填表和审核，形妊酞学校为老教师设定的最后一台学术成果“榨汁机”。

回想起自己的从教生涯，傅元峰最怀念的，是有一年夏天，带学生去云南做田野调查，离开前的夜晚，他们在一条山村小路上讨论总结。学生们各自分享自己最内在、最具直觉感的东西。那是个满天星斗的夜晚，现场漆黑，没有照明，每个人发言的时候打开手机电筒，照亮说话者的面庞，其他人在黑暗中倾听。

“我从未见过我的学生那么专注、澄澈，完全沉浸在纯粹的学术思考中。”傅元峰感慨道，“学生遭遇的外部的光源纷扰杂乱，他们业已习惯了对着极端实用主义的现实呼喊‘要有光’，而不知道自己内在的心灵之光，也许只有山野的黑夜能唤醒他们内部的光亮——它们如此美好，只是昏睡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