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实习：以“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名义

大约两三个月之后，我们开始了第一次下厂实习。我们去的是市里的“第二半导体元件厂”。那时虽然刚刚是七十年代初期，天津市就已经有了三个半导体器件厂（也有说是四个），第一半导体厂（简称一半导）的主要产品是集成电路，就是今天说的“芯片”。那个厂规模挺大，厂房设备也都高级，不过当时的产品集成度非常低，就是些单一的与门，或门之类的东西，这在当时已经被当成难得的高档货了。我们去的二半导就差多了。工厂坐落在河北区进步道附近的一座旧式楼房里。那座楼外形好像是从前某个达官贵人的公馆或是官邸之类的地方，楼梯平台都是旧式风格，如果作为办公或是私人住宅，是个挺雅致的去处，可现在成了工厂，一切就都不是那么回事儿了。楼上楼下的空间到处都塞满了设备，显得混乱拥挤，杂乱不堪。用当下的标准看，起码防火就不达标。更何况半导体器件的生产涉及很多有害液体气体的使用和排放，安全生产更是谈不上。但在当时，这一切都被当成理所当然。

这个厂的产品主要是高频鍺晶体三级管。我被分到了电镀车间，给三极管的管座镀锡。那个操作环境基本就是个手工作坊。将一堆金属的三极管管座放在一个笼子里，然后整个泡进一个桶状的电镀池，通过调节电极的电流大小来控制电镀的时间长短和电镀层的厚度。电镀完成后把这堆管座倒在一个盘子里，手工挑拣出镀层不够或不完整的，剩下的就当作半成品送到后一道工序，把鍺片点焊在管座上，然后封装出厂。这种工艺随意性很大，对电镀完成后的半成品的唯一检测手段就是眼睛看，根据颜色来判断。我来到这个岗位，带班的师傅简单的讲了一下流程，让我看了一会，之后就把活儿交给我，他到旁边抽烟聊天去了。这样，在极短的时间内，我就成了这个生产工序中的一环。

因为这个工序的外在影响因素太多，导致出来的半成品的质量参差不齐，这就直接影响了下一道工序。管座上的镀层太薄，晶片在上面就待不住，会脱落。后面负责点焊工序的负责人来我们这里抱怨质量不行是常态。那个带班的师傅在时，当然就是他来应付，后来他不在的时候，我就成了替罪羊。说是“替罪羊”好像也不确切，因为很多时候那送出去的半成品的确就是我的工作成果，我当然就要对此负责。问题是我刚来这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把这么多的因素都考虑控制好来保证质量？不过这个工序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回炉”，那些不合格或者被退回来的管座，可以重新再去镀一次来弥补。

在这个岗位干了一段时间，我慢慢地摸出点儿规律，诸如如何调节电解液温度，电极电流大小，还有放进电解池里的那一笼子管座的数量多少，都可能影响电镀层的厚度和均匀的程度。于是我就试着改变一下，后来的结果果然有改进。后面工序的人再来时，有时也会夸上一句“上次那批不错！”

在实习期间，我们不但要参加生产，也还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像每天下班后的政治学习，被要求“雷打不动”，任何人都不能例外。而其内容除了念念报纸，每个人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些言不由衷的官话，没有什么真正的内容。当时要我们下工厂实习的一个目的就是“向工人阶级学习”。通过每天的生产和政治学习，我也真正了解了“工人阶级”。对那些每天班后的政治学习，其实很多人是不情愿的，都盼着下班后尽快回家，没有人真的愿意参加这种无聊的学习。但形势如此，没人敢造次，那些学习在很多情况下其实也就是应付差事。有时说着说着，不知到那句话叉开了，讨论就变成了神聊。等聊的差不多了，有人就会对着班长指指表，意思是：差不多了，该散了！班长其实也是应付，即不想让上面发现指责“不认真”，也不愿得罪下面的人，所以常常就是两面将就。有时提前解散下班时，还会特别嘱咐“都小声点儿，别让别的班组听见”。这些都最终给我留下一个印象：所谓“工人阶级”，或者其他什么阶级，最关心的其实都一样，就是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那些所谓“国家大事”，其实和他们没什么关系。那个“领导阶级”的光环，也仅仅就是个光环而已。

在二半导实习的那段时间，算是我第一次进入工厂的生产活动。虽然半导体在当时也算是“高端”行业，但和我后来又经历过的其他类别的企业相比，除了工作时要穿白大褂，没有本质的区别，还是属于手工作坊的范畴。像我在的那个班组，一个大工作台子，一群媳妇大妈围坐一圈，一边手里挑挑拣拣地干活，一边家长里短的聊天。生产号称高端的产品，用的却是沿用了数十年的管理方式，和现代化毫不搭界。我后来离开后就很少听到有关那个厂的消息。改革开放之后，从外面引进了许多先进的企业，技术和经营理念，在面对这样的冲击下，我其实很怀疑像这样的企业能存活多久。

我后来又去过第三半导体厂实习。这个厂位于天津市黄河道一带。虽然其工厂的厂房规模和设备较之二半导强了不少，但里面的生产状态区别不大。这个厂的产品是大功率可控硅二级管。除了几台封装机，其余工序仍然是手工作业。管理方式和工人状态大同小异。

那时还在文革期间，生产状态虽然基本进入正轨，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很紧张。造反团体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文革造反期间造成的隔阂无处不在。都一团和气时还好说，一旦因为什么事有了争执，不出几句话就会将那个期间的恩怨流露出来。我们虽然在旁边听的一头雾水，但也能听出，引起双方怒气的绝不是眼前的这点儿事。况且，那时候“阶级斗争”这个紧箍咒无时无刻没有离开每个人的脑袋，任何一件事都可能被套到这个名义上，让人不寒而栗。举个例子，在三半导实习时，我们所在工作间的隔壁就是封装机的机房。因为机器是进口的，被视为宝贝，所以有单独的机房，由指定的人管理使用，其他人不允许随便靠近。一天，我们在旁边的房间干活时，突然听见隔壁封装机房发出一声巨响，我们跑出去看，只见封装机的控制机箱已经冒了烟，屋里烟雾弥漫，气味很呛人。好几个人跑出跑进忙着断电，检查。最后确认除了机箱冒烟没发现别的问题，才都松了口气。操作封装机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女工，平时说话办事都很泼辣，开会发言也挺有气势，但此时却吓得不轻，不知所措。即便班长在一边不断安慰她，她还是嘴里不断地喃喃自语：“后面还有好多事呢，还有好多事儿呢！”听的人心里都明白，她说的事不是有关设备的，而是关于她的。出了这个事故，难免要查她个底儿掉，如果真是在家庭出身等方面被人找出点儿茬子，被扣上个“故意破坏”的罪名并非不可能。真要如此，那她以后就算是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