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二的绝杀一出，资方与王导纷纷“不响”

前段时间，我们发文聊了编剧古二与电视剧《繁花》剧组之间的纠纷。没想到事情还有后续，10月31日，编剧古二再爆惊人录音。如果说此前的录音，还在捍卫自己对编剧署名的诉求的正当性，那么这一次，完全是以单刀直入的方式对准了最核心、最重要的角色：王家卫。

在这七段录音里，不仅是秦雯讲了不少娱乐圈秘辛，王家卫还大肆点评起了个别同行大明星，且不忘以某些身体部位调侃相关者。此事一出，原本可宣告终结的《繁花》编剧署名纠纷，又迅速升级成职场性骚扰及口不择言的道德问题。

这几乎为这场纷争画上了句号。古二以玉石俱焚的方式一槌定音，王家卫戏里戏外的“艺术大师”人设宣告塌房。吃瓜舆论们对此自然反响热烈，此事不仅被保送上热搜，连以往部分对古二维权还有负面评价的声音，都要么掉头转为支持，要么不作表态。《繁花》剧组的社交账号也装死“不响”，更不用说发律师函和通告说明这些往日还可以糊弄人的伎俩，也彻底哑火。

不过，问题也就来了。明星塌房塌了这么多，而大导塌房塌的这么彻底还是很少见见。为什么是王家卫自己亲手终结了自己的“墨镜王神话”？笔者认为，这并不只能从道德尺度去解释。王家卫成也香港，败也香港。他因对香港的俚俗文化异样阐释而崛起，掌握了非同一般的特权，也因香港的衰落，而走向昏沉的暮年。

王家卫是时代的幸运儿。在他发力之前，正值举世罕见的移民大潮。天南海北的逃难者迫于生计，避入港岛，高度拥挤的狭小市场造就了高度竞争的电影市场。桥接民国传统的武侠神怪片传统成了捷径，粗制滥造在商业上有了可行性，色胆包天掐准了原始欲望，三者成了这时香港电影的基调。加之本埠市民文化中一向有不避荤腥的传统，自足于转瞬即逝的欲望，成了在朝不保夕的现实面前，唯一可确定的满足与期盼。

如果说香港电影一开始就有怪力乱神的影子，还是带有些对传统社会的幻想，一定程度上没有脱离通俗文化的范畴。那么王家卫则反其道而行之，颇有创见的在电影中将香港视为现代社会。

与大哥义薄云天、大侠功高盖世这些江湖片、黑帮片的做法不同，王家卫一开始就另辟蹊径，直面香港这座特殊城市的现代弊病。他不采用前者热血而杂乱的江湖叙事，或以仇杀掩盖现实焦虑的做法，而是将香港电影从民国电影的意外延续的香火，变为承接世界现代电影浪潮的都市或城市电影。

他受益于香港特殊的文化背景，准确对接了市民文化的诉求。八九十年代的香港，处于空前迷茫的身份认同危机之中。原子化情境中人的孤独，暧昧的情愫，加上香港这一桥头堡和自由港的环境，演变为历史和革命的混沌原野，两者叠加在他的电影的风格与材质里。

弹丸之地中，人人都是过客，城市社会中，情欲皆是虚妄。来了又走的各色小人物、边缘群体，在晃动而纷乱的镜头中穿梭于便利店、隧道与雨夜。他们不夹杂琐碎的家长里短，不携带本地文化中的俚俗与市侩。他们对香港也往往没有承认和理解，没有历史创痛，只剩去向何处的迷茫与怅惘。

究其原因，部分在于他的上海移民身份，给了他绝佳的观察视角，而独家摄制方式，也给他了独步天下的资本。和王晶堪称恶俗而通透的风格相比，他显得冷静而克制。与周星驰诙谐而浮夸的电影材质相比，他显得理智而沉稳。将成龙、周润发、徐克和吴宇森一并观看，他又显得务实和妥协，没有上天入地、血海深仇和家国大义。

他的作品不像前几者，给不出皆大欢喜的结局，做不了关于价值观确定性的表述，也不相信兄弟情义、人定胜天，从而远离了于当时流俗的草莽权谋、刀光剑影。他是香港电影的反叛者，也是香港电影香火的继承者。

这种格调，也为他海内外通吃、票房口碑双丰收奠定了基础。没有历史包袱，少有陈腐烂俗，情节往往简单的不能再简单，而意蕴却扣到了当时流行的后殖民社会上。王家卫几乎片片卖座，奖奖必得。

与荤腥搭配、直白趣味的市井片不同，他的电影能走出香港，靠的就是将孤独的香港变为“现代性的乡愁”。海外评委可在促狭的城市景观中，发出东方电影也有现代意味的惊叹。国内粉丝也可边数星星，边品尝迷乱而带有黑色幽默的忧郁文本。换而言之，他抽离香港的历史和地理语境，将香港还原为景观和情欲，从而使得成为可供安放一切的容器。

他是香港电影的异类，也是电影工业的异类。相关电影赚的盆满钵满、名利双收，而代价，在今天却是触目惊心。高度提纯的作者风格，必定意味着绝对的片场掌控力。他必须以暴力而残酷的拍摄方式，维系自己的艺术生命。没有好的灵感，就不写剧本直接拍，即兴创作当场发挥。演员不令人满意，就反复NG把演员折磨到崩溃，以求最佳状态。怕演员呆不住，就没收护照囚禁演员。

几乎和他合作过的所有演员，都反复声讨此种痛苦与折磨。那会香港演员薪酬并不高，而王家卫圈内好友众多，又有独控的自家公司“泽东影业”，西方电影节也需要异质性的东方话语，香港又是亚洲为数不多可供进入“鬼佬”法眼的“现代社会”，一切可供艺术大师诞生的条件，可谓是一应俱全。

这种在低廉成本下的极端做法，长期以来不仅不会被认为是劣迹，反而是一种夸赞。因不对等的权力结构，形同虚设的劳动保障，加之导演的名声和形象在前，劳动者可以被折磨和驱使，也就成了专注、敬业的代名词。在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中，导演被誉为能呼风唤雨的神，动辄背负包身工长约的演员，不但没有被认为是牺牲品，反而被视为艺术殉道者。

前不久去世的香港作家蔡澜曾评价道，“王家卫很自私，很多人为他牺牲”。例如，张震是他电影的常客，演戏极为卖力和诚恳，但经常戏份被减的七零八落。过生日时，大导本人送他的礼物居然是一张“以后会少剪你的戏”的纸条。可见导演本人对此乐此不疲，并引以为傲的扭捏心态。

影迷关于王家卫的往事，所津津乐道的也不过如此。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这是什么荣誉，还是什么赞赏？是对可折磨他人的权力的向往，还是对香港电影的怀旧？还是痴迷于一种陈腐的前现代制作工业流程，以时长等灵感，以艺术追求强权？

在香港电影的往昔岁月中，王家卫既是旗手，也是代表，更有众星捧月的声望，也就能享有电影暴君的特权。片内将演员视为木偶，片外，他的咸猪手和恶趣味依然可以让被骚扰者仅仅称为“荒谬”。那么，但凡换个场合和形势，惯着他的人就不多了。香港电影衰落之后，他“赢者通吃”的形势就变了。

《一代宗师》中的宋慧乔，不堪忍受没收护照的待遇，天天闲等吃泡菜泡面的拍摄流程，不得不中途打道回府。吃老本的《蓝莓之夜》在海外拍摄，又有国际明星坐镇，“无奈”先写剧本再拍，仅用八个星期完工，被人质疑是都太不“王家卫”了，还狡辩为“风格”没有变。

但是，大概是他始终戴着墨镜，一直没有看清时代的转向。明星愿意忍受折磨，多是看上了他的中奖圣体；众多评委看上他的电影，是因为香港还有被做成菜端上桌的价值；观众愿意花钱买票，是因为娱乐形式单一，没得选只能看电影。电影中又有无数偶像露脸。

他可以成为香港电影的代表，是因为回归前，香港与市民要共同破解“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迷雾。一旦这些前置条件要么瓦解要么被解决，加上整个香港电影市场在高度功利化的竞争中盛极而衰，要挪窝的就不只是他自己，而是整个香港电影界的半壁江山。

他在香港有权势也有声望，而在香港城市地位衰落、电影业倾颓的大背景下，他在内地只剩声望，因而相比于以往，略显举步维艰。《一代宗师》拍摄时，需要他破天荒的摘下墨镜与赵本山敬酒，才可顺利拍完。

《繁花》这类年代剧，则是让他彻底露了馅。这与他往昔的创作题材、拍摄模式截然不同。上海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也比香港要更加复杂。不仅需要本地资本大力加持，也需要大量编剧收集资料，理出基础的故事线和人物关系。更需要照顾范志毅这类本地大佬，甚至必须大量启用沪籍明星，提携相关人士，方可成片登场。

与其说《繁花》是王家卫在穿越不同的年代和地域延续艺术生命，这不如说是，在基本盘和发家地已然衰落的情境中，不得已为之的改换门庭、顺势转移。没了他生长并有独到观察的香港，没有让他发挥惆怅和孤寂的语境，所谓数年磨一剑的《繁花》，更像是小儿科一般的商战剧，和过度磨皮乃至失真的“美梦”。

但是，王大导演的心态，却没有跟着转变，是换汤不换药，依然葆有“香港电影第一人”的天真和自信。他总觉得门生遍地、桃李满天下，内地的影人和员工会对艺术之神顶礼膜拜。

事主古二托着病躯当牛做马，既收集资料参与编剧，又是生活助理做菜烧饭。是月薪低廉的学徒与随从，而非理应享受编剧署名权的创作者。这在他看来是敬业和恭敬，是自己江湖地位的衍伸品，大师光芒的伴手礼。他完全没意识到，内地影人并不都认为自己是香港的包身工，他们更加倾向于自己是劳动者，而非人身附庸，这里没有任何人是神的土壤。

大师可能不信，直到业内边缘人古二从大师的朝圣者变为了挑战者，才证明了这一点。在古二与王家卫的第一轮交锋中，古二的重点依然放在“署名权”，主要论证自己的贡献；王家卫依然可以躲在大师滤镜后沾沾自喜，争论双方地位完全不对等。《繁花》编剧流程浩繁复杂，自然可以用“德不配位”搪塞过去。且有老伙计鲍德熹、老迷弟王晶鼎力相持，祭出法律武器之后，不识好歹的古二喜提封号。形势一片大好，仿佛这场纷争，只是小透明对大佬的“不识抬举”“恩将仇报”。

而在第二轮争斗中，古二却用一种近乎绝望的方式，出其不意的将矛头对准了他本人。录音中大导本人展现出了另一种面貌，随意调侃下属、肆意评价同行，开一些他看起来不大不小的玩笑。我们方才得知，傲慢与轻佻才是大师的本色。之前他在香港的黄金岁月已逝去，而这份贯穿始终的特权意识，不尊重人的刻薄与鄙俗，才是他在此次纷争中体现的有别于往昔精致与格调的底蕴。

大导的豁免权就此被褫夺，电影暴君的真面目一并展开。在封建行会中被视为正当的人身奴役，现在看已然是典型的职场霸凌。并且，这种居高临下的指指点点，在香港本是习以为常。八卦小报漫天飞舞、咸湿文化遍地开花，哪怕是香港影视歇菜之后，王晶至今仍可以靠卖弄好友秘辛博取眼球。而内地颇成规模的粉圈饭圈，与政商关系紧密链接的演艺大佬，并不会允许这种“不识相”的指点江山。而讽刺的是，王家卫的铁杆粉丝圈，也恰好就是今天进步主义神教的根据地。

这段时间本就是票房凋零、话题贫乏的窗口期，此举一出，无异于主动给相关人士递刀解乏。到这里，在影视圈早就是老生常谈的现象才被大家信以为真：很多大艺术家往往不堪入目，对劳动人民的态度，才是他们关于“艺术”真正的作品。

古二的绝杀一出，意识到踢到铁板的资方与导演本人纷纷“不响”。被评点到的当事人沉默不语，热搜反而不断，舆论界一片哗然。没有人再关心古二到底是不是编剧，私下录音到底合不合法，毕竟，《繁花》剧组早就承认了以往录音的真实性。没有人再关心王家卫、秦雯会如何回应，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把群众基础砸的粉碎。反而，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也浮现到了大众眼前：

在西方电影节和相应的大导们光环褪去后，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体系去评价导演群体？古二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保障影视行业劳动者的权益？难道只有玉石俱焚，才能揭开大佬的画皮？

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恐怕才关系到中国电影产业真正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