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下行 工作难找 失业青年吐心声

在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背景下，青年失业问题正成为社会最敏感的裂口。官方数据长期“技术性消失”，民间却掀起一场看不见的风暴：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失去工作、放弃梦想、返乡或被迫“灵活就业”。对许多家庭而言，孩子失业意味着整个家庭失衡，比如父母的希望、债务与尊严一同被卷入不确定的未来。

“我投了三百多份简历，只有两家公司回信。”今年24岁的张楠（化名）毕业于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经一位几年前毕业的同系学长介绍，张楠9月12日接受大纪元采访。她告诉记者，自己实习经验丰富，原以为能进入银行或券商工作。然而，“我每天刷招聘平台，但企业不是‘冻聘’，就是开出的薪资低得离谱。”

她还说，“去年学长学姐几乎都去了互联网公司或外企，现在工作全没了，公司关闭了。”

工作难找 中国青年陷困境

当被问及对未来的打算时，张楠说：“现在这么难找工作，许多同学的父母想办法把子女送出国，哪怕去香港学习或工作。我真的感到绝望，我对未来没有打算，也没有希望。”

中共国家统计局自2024年7月17日起暂停公布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理由未作说明。香港《经济日报》2024年8月22日“中国青年失业率或突破25% 社科院内部评估数据曝光”的报道援引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内部简报指出，截至2024年第二季度，实际青年失业率可能超过25%。

同时，中共教育部于2025年1月5日发布《2025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安排通知》，预测2025届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1,187万人，再创历史新高。

在微博与小红书上，“失业青年”“待业日记”等14个标签下，数十万名年轻人以文字与短片记录失业后的生活：有人摆摊、有人返乡，也有人干脆在家“躺平”。

张楠的父亲张建（化名）是青岛一名司机，对于女儿失业，他语气里有一丝不甘：“我们那代人觉得，只要孩子读书好，就能有出息。结果现在读了十几年书，回家卖饮料。”他说，女儿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能在亲戚开的小店帮忙，“每天收入不到100元（人民币，下同）。”

在小红书上，一位30岁的年轻网民说：“今年刚失业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不想做。那天失眠到凌晨4点，随手点开朋友圈，看到前同事发了一张照片——他接手了我们几位同事的工作，配文是‘凌晨4点，继续奋战’。我没点赞，也不需要我点赞，只觉得窒息。”

抖音平台亦有网民留言写道，“今年的钱真的不好挣。家庭没背景，根本找不到工作。”河南郑州本科毕业生吴皓（化名）则成为“新农人”。他原本在上海一家公司做人事助理，去年公司裁员返乡后开始拍短影片、卖农产品。

“一开始挺新鲜，但做了几个月后根本不赚钱。”吴皓告诉大纪元说，许多返乡青年也靠着短影片撑着，“每到夜晚，许多人在广场、公园里做直播，想赚点流量收入，但现在流量变现越来越难。”

从城市到家庭，失业的表现形式变得更加隐蔽。在许多城市，官方将失业称为“灵活就业”“慢就业”等另类表述。记者在上海、杭州、成都等地的社交平台上看到大量求职帖，其中有人自称“自由顾问”“内容策划”“线上运营”，但实际月收入不足2,000元。

对此，一位北京网民在评论区留言写道：“每天在家接微单，一个月能赚两三千。朋友们都说我‘自由’，其实就是失业。”

大量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他们自嘲“毕业即失业”。广州退休人士程先生告诉记者，周围不少邻居的孩子是本科或研究生，大部分成了外送员：“有的送外卖是为了有社保，有的为了不被家里人说啃老。”他苦笑说：“大家都说互联网让人有机会，其实我们只是换了个平台被管理。”

人力资源顾问：产业萎缩导致就业口径收窄

在这种新的劳动形态下，年轻人表面上有了“工作”，实际上却没有稳定收入与社会保障。正如一名学者所言：“灵活就业不是就业，而是漂浮的生活状态。”

北京人力资源顾问高艺祥（化名）表示，青年失业不仅是周期性现象，而是大量企业关停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产业萎缩所致：“产业萎缩导致就业口径收窄，新增岗位远少于毕业生人数。许多企业削减人力成本，宁可用AI自动化，也不招新人，例如客服、内容审核这些岗位。”

他说，大学毕业生一年比一年多，前几年毕业的还没找到工作，新一届毕业生又涌向社会。找不到私企就去考公务员或国企：“现在每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就有几百万，哪有那么容易被录取。”

据报，2025年中共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拟招录3.97万人，但报名过审人数超过340万人，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86比1。

据《新京报》2025年1月《国考报名数据追踪》报道，中华职业教育社联络部“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仅招录1人，却吸引16,702人报名。此外，北京与广东两地报名人数均超过25万，竞争最激烈的地区则为西藏，比例接近150比1。

2023年夏季，中国青年失业率一度攀升至创纪录的21%以上。此后，中共国家统计局暂停公布相关数据。直到同年年底，官方以“调整统计口径”为由重新发布，显示当年12月的青年失业率为14.9%。

北京经济学者邵峰（化名）分析：“制造业收缩、服务业低迷、民企融资困难，导致新岗位创造能力下降。年轻人进退两难：考公难，创业也难。”

他说，青年人就业问题其实反映的是信任危机，“他们不相信努力会有结果，这才是最危险的。”

在成都，50岁的刘阿姨说，她的儿子毕业于电子科大，学的是自动化，如今却在家帮亲戚打理水果批发生意。“他成绩一直很好，我们当年借钱送他去补课、考雅思。现在他说想出国读研，但我们真的没钱了。”她声音发抖地说：“孩子的梦想都变成风险。”

多位受访者表示，他们最害怕的不是孩子暂时失业，而是“没有方向”。来自山东胶州的张先生说：“我儿子整天在房间里打游戏，不肯出去。说外面也没什么用。看着他，我觉得我们那代人可能真的把希望押错地方了。”

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者李新（化名）指出，中国青年失业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与产业结构脱钩。他表示：“教育体系大量输出文科与管理科专业人才，但市场需要的是技术工人与基层岗位。”

他认为，当局长期推崇高学历导向，使得青年劳动市场“头重脚轻”，而家长又投入大量资源在孩子身上，最后仍然失业，这对家庭是极大打击。

李新还表示，另一层危机在于心理层面：“这一代青年成长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对未来期望过高，如今面对现实经济断崖式下滑，产生强烈的无力感。这不是一时的情绪，而是整体社会心理的退潮。民众的焦虑情绪往往从家庭开始。”

海归硕士生：早知道就不回国了

记者访问到一位留学归来的理科硕士刘子涵。她曾在加拿大攻读材料工程，回国后投递了近百份简历，只收到一家新能源企业的面试通知。她告诉记者，“我实在没信心再投了。我到一家新能源公司面谈，对方说因为指标被冻结，录用延期。”“早知道国内这样，就不回来了。我父母说国内机会多，其实是想我和他们在一起。我必须出国找工作，要自立。”

刘子涵的父亲是一位退休工程师，他坦言他骗了女儿。他对记者说：“我以为改革开放40年，社会已经稳了。疫情一过就让她回来，没想到孩子过得比我们还难。我同意她出国，走得越远越好。这社会太让人失望了。”

政策安抚与现实的鸿沟

2025年9月10日，中共国务院办公厅颁布《青年就业促进行动方案》（国办发〔2025〕24号），宣称将提供200万个公共实习岗位与“灵活就业补贴”，并要求地方政府“优先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然而，多地高校毕业生反映，所谓岗位多为临时性行政助理与基层宣传员，月薪仅2,000至3,000元，且无社保。

在广东、江苏、四川等地，社交平台上出现“假就业”“实习代替工作”等标签。据《南方都市报》网站2025年9月报道，多数“实习岗”为三个月期合同，不计入正式劳动关系，网民戏称：“这不是就业，是消耗。”

如今张楠仍在找工作。她每天早晨打开手机投简历，下午去图书馆学习，晚上帮朋友的店里结账。“我不想被说成躺平，但好像努力也没用。以前以为不工作是懒，现在知道是没地方可去。”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