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室之内：中国在押女子生态

独立媒体“WOMEN我们”近日发表文章《监室之内：中国在押女子生态》，回顾中国女性囚犯日常且真实的监禁经历，揭示制度运行中的细节缺失与性别盲区，也为评判现有条文能否真正回应她们的现实困境，提供更具体的参照。

文章中七位曾被羁押的女性，在访谈中回忆了狭小的监室里发生的点点滴滴——在那里，吵架源于最琐碎的争夺：吃什么、喝什么、什么时候洗、谁先用水。时间被严格量化——洗澡大概三五分钟，不能多；洗衣服必须排队，上厕所也不平等，卫生纸、卫生巾都不够用，还要忍受全方位摄像头对身体隐私的男性窥视等，但尽管身处绝境，她们仍以绝食、庭审抗议等方式抗争，并在压抑中形成互助网络。

这些真实的叙述揭示了中国现行的法律与监管体系严重缺乏性别视角，其修订未能回应女性在押者的特殊需求，她们的遭遇是对制度“性别盲区”的有力诘问。

以下是文章内容节选，

抓捕，还只是漫长羁押的开始。她们发现，进入看守所、监狱接下来的日子，真正的考验才开始——在封闭的审讯室里，每一次对话都不仅仅是单纯的提问，而是一遍又一遍重复相同的问题，慢慢消磨人的意志，迫使人交出自我、重写立场。

受访女性都经历了几乎相同的流程：每天，审讯成为固定仪式。问题重复、时间拉长、细节被一再咀嚼。

陈敏回忆说：“他们每天拿一个问题审我，一两个小时，就围着一个问题不停地问。”她被问及是否与境外组织有联系，是谁组织她去了亮马桥，“翻墙”注册Telegram和Instagram等软件的目的又是什么。提问者不断更换，却始终不说明来自哪个部门。直到一名警察得知她有过精神病史和自杀倾向，态度骤然转变——语言由温和变为粗暴，辱骂她“卖国贼”，还拿她的大专学历羞辱她，质疑她的性取向。她想认真阅读审讯笔录再签字，对方却将纸甩在她面前，反复催促她签字。

王春艳记得，冬天的审讯室窗户总是敞开的。“警察说我们这些人一进屋就臭，要开窗通风。”她坐在“老虎凳”上，四个多小时一动不动。有一次，一个警察猛踹她膝盖上方的关节，留下大片淤青。他们还威胁她：“不配合，就送你去‘死人床’。”她听说过——一个刚好套住人的铁环，身体无法动弹，大小便都只能在里面解决。警察拿出一张纸，要她写明到底想要多少赔款。她表示不服：“我家原本有509平方米的宅基地，警方说只有66平方米有房产证，其他都是违建，多一分都不给。”

唐雪兰被戴上背铐、套上黑头套送到县公安局，再一次坐上了曾经无数次坐过的约束椅接受审讯。坐在约束椅上被审讯了近10小时，颈椎、腰椎还有头疼得无法忍受，“当时真想一头撞死”。

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律师王宇经历了另一种节奏的高压审讯：每天上午和下午各一次，从早上八点半到十一点，下午从一点持续到四五点，连续五天五夜不让她睡觉。稍微一闭眼，审讯人员就会用各种方式把她拍醒——有时拍椅子，有时直接拍她本人，让她根本无法合眼。

90后赵威与王宇曾被关押在同一个指定监视居所，经历相似的审讯与酷刑，随后又一同被转入天津第一看守所。赵威也清楚，警察的策略是用高强度的心理压力确保口供“稳定”。因此，他们不断重复提问，反复核对她的每一句话，确保每次笔录都“固定”下来，在案件提交检察院前不留翻供的可能。她形容这种审讯导致心理上形成的条件反射——就像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铃声一响就流口水；在她身上，则是见到警察就本能地感到恐惧，从而动摇翻供的幻想。

每次审讯后，赵威都在“要不要翻供”的念头间挣扎。她想，未来可能会见到检察官，并且心中萌生反供的念头，但酷刑的后遗症像无形的锁链，将她牢牢束缚在高度戒备与焦虑之中。

她清楚，相比于之前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看守所虽然是合法可查的地方，家人知道她在哪里，但她的生活完全掌握在他人手中：食物、水、关押环境。于是，她在“想反供”与“害怕再次受刑”之间反复挣扎，长期处于心理拉扯之中。然而事实是，直到她被取保候审，检察官始终未曾出现。

警察要求她在录像中认罪。她担心这些内容被公开播放，但更惧怕酷刑再次发生，还是照做了。她刻意让自己语无伦次、前后矛盾，试图让录像无效。但没多久，警方通知她：“领导说录得不清楚，要重新录。”

警察决定对她取保候审，还继续追问：“你打算出狱后做什么？”她给出一个“安全”的回答：“不见媒体，不找律师，只想回家陪父母，好好恢复身体。”

王丽被关押三个月后，才首次与律师通话，那次会见只是一次简短的隔空电话交流。她最牵挂的，是自己年幼的儿子。“他们把我小儿子带走了，我连他被送去哪里都不知道。”这种对家人的焦虑和不安，是她最难以承受的痛苦。为了获知家人的消息，她多次请求会见律师，但回应总是：“律师要来，自然会来。”

开庭前她已被羁押了一年半。此时，看守所管理人员声称，她家属聘请的律师已解除代理，退出案件，并表示将为她指派一位律师。但王丽没有收到任何相关律师文件。她认为这只是形式主义的法律援助，根本无法信任，便直接拒绝了这项安排。她终于被允许律师第二次会见时，已是开庭前夕。“每次见律师，手、脚、腰都被锁在约束椅上，几乎不能移动，根本没有尊严。”她补充。

黄芳终于得以会见家人，也是熬到了判决下来。但这次见面隔着厚厚的玻璃，用电话通话，旁边还有警察监视。作为母亲，却在最关键的时候被带走，不能照顾、不能陪伴，夜里总在想：’他们现在还好吗？’她惦念孩子青春期的变化、学业、生活安全，忧虑萦绕不去。会见时间不过四五分钟，一肚子问题都来不及一一问到，让她更添失落与无力。

赵威在被抓捕前，已准备好三费摊托书，交由不同地区的律师，确保哪怕有人出事，也还有律师可来会见。然而被捕后，警方却宣称没有律师来找她，家属也没有为她聘请律师，最终由政府指派律师接手。初次会见中，这位律师仅寒暄几句，并未涉及案情，十分钟后便匆匆结束，此后未明确表达过退出代理，也再未出现。

后来她才得知，监室里还有一名经济犯罪嫌疑人也由同一位律师代理。这位嫌疑人向律师反映监室内生活问题，被律师批评其“不讲理”，并称天津市第一看守所是“文明看守所”。这名嫌疑人会见后极为失望，于是申请解除了这位律师的代理关系。

王宇出狱后才从丈夫口中得知，警方曾出示一份“同意指派律师”的文件，上面甚至有她的签字。但她明明只写过一份“不需要律师”的声明。她想请熟识的律师，却被告知“他们都被抓了”。实际上，有些人根本没被抓，只是她提到的名字，警方一律称“已被抓捕”。最终，她无奈放弃聘请律师。那份“指派律师”的授权书上，警方伪造了她的签名。

还有一次，在她情绪稍稍平复时，办案人员忽然告诉她：“你儿子因为偷越国境罪被缅甸带回来。”语气轻描淡写，但对她来说，比任何威胁都要沉重。那之后，她开始幻听，常听到儿子的声音在耳边呼唤“妈妈”，却什么都做不了。

在七位受访女性中，只有黄芳曾顺利会见律师，并因此获得关键保护。

对女性而言，冬天尤为难熬：水温低至刺骨，长时间冷水洗浴，造成不少人月经紊乱，甚至停经。洗头更是难题，无法彻底清洁头皮导致湿疹频发，严重者头皮溃烂。虽然监所并不强制剪发，但在反复发作的头皮病与卫生困境面前，许多女性不得不“自愿配合”。

赵威回忆，“洗脸、洗屁股，洗脚，我们都称之为洗三节，是每日的清洁流程，但供水量都受严格限制。”真正意义上的“洗澡”，只有每周末能多给一点时间——五分钟。如果是工作日，全身洗完只能用三分钟。洗澡用的热水有限，前面的人稍微多用一点，后面就没水了。一个监室只有一个蹲坑，平时上厕所和洗澡都在这上面，所以排队如厕和洗澡之间时常冲突。

2018年7月，河南维权人士贾灵敏寄出一封信，成为少数公开发声者之一。

2010年6月，因家中遭遇非法暴力拆迁，她开始投身于拆迁现场的维权行动，穿梭于郑州各个拆迁工地，向群众普及相关法规，因此被媒体称为“拆迁普法者”。2014年5月7日，贾灵敏在协助被拆迁人报警时被郑州警方抓捕，次日刑拘，5月29日被正式逮捕，罪名为“寻衅滋事”，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先后关押在郑州、巩义和新乡及女子监狱。

重获自由后，贾灵敏把在看守所的亲身感受写成建议书，寄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安部和司法部。信中，她点出女性在押者最迫切的诉求之一，是能有一处正常使用的热水洗浴设备。

受访者普遍反映，日常管理她们的是女性管教，负责维护秩序和监舍事务；但监控室却多由男性工作人员值守。她们经常能从摄像头里听见“呲啦呲啦”的电子声，夹杂着男警的谈话，令人难以忽视这些男性正注视着监控画面。而这些画面，往往涵盖了她们日常生活中最私密的片段——洗漱、如厕，甚至脱衣接受检查，全都暴露在镜头之下。

这种隐私的剥夺，从入所那一刻就开始了。刚被带进看守所时，她们被要求脱光衣服接受检查。进入监管生活后，面前是一整面巨大的监视墙，实时显示着监室内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从如厕到洗澡，无一遗漏。这种无处不在的监视与控制，让许多女性在押人员产生了强烈的羞辱感。

在看守所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唐雪兰意识到，羞耻感不会自动消失，它只会慢慢麻木。

她记得最开始在公安局，厕所是透明的玻璃房，四面都是摄像头。她戴着手铐进去，站在里面，不知道该先脱裤子，还是先背过身去。几次试图用身体遮挡，都失败了。镜头太多，没有死角。那种“透明”的感觉，让她直到今天也难以忘记。

到了看守所，情况并没有好转。每个角落都装有摄像头，墙上是一整面监控屏，显示着所有监室的画面：如厕、洗澡、走动、吃饭，全都被放大成一格格实时画面。冬天一个月才洗一次澡，每次不到五分钟。洗澡间没有帘子，也没有任何遮挡。除了摄像头，巡逻干警有时会从监室外的高处俯视进来。“我们没办法，看也得洗。”她说，“身上都脏得黏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