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书人

我经常看着我的书柜发愁，既愉快又发愁。愉快是因为由衷的爱书，发愁是因为这么多书该弄到哪里去？

因为没钱，我在此间没有自己的房子，我住的干休所完全是赖父母的荫庇。如今父亲已故去多年，母亲也已经高龄到天花板了，虽还健旺，但规律无情。金岳霖先生八十八岁寿辰之际，冯友兰先生送了一副对联，首联八个字——何止于米，相期于茶。米字拆解即上下两个八，中间一个十，所以将88岁称为“米寿”，而茶字的草字头为“廿”，二十的意思，下面的“木”拆为“八十八”。八十八加二十，即一百零八岁的意思。俺娘虽说早已过了米寿，但“茶寿”只是跟遥远地平线上的共产主义一样可望不可即。

一旦摧折，书去何处？

在银滩倒有个陋室，虽然不大，但总能收拾出一间来放书。开车来去，也带了一些好书。于是兴致勃勃的按房间尺寸买书柜，一排排的书摆放整齐后，站在那儿打量，心中竟会有一丝无暇做南面王的意兴。

仅过了一年，乐极生悲。当我从岭南避冬归来，又在家里盘桓了几日，回到银滩才发现大事不好：不仅冰箱发霉，不仅电视机布满了斑点，不仅茶几腿儿长了苔藓，不仅衣物发霉……

我的书凡是在离地三层摆放的，全部长毛生藓！

因为潮湿。

彻底坏了的有张洁当年提到过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其中《美人集》、《父亲集》、《爱情集》沤成了泥，同样沤成泥的有《海外竹枝词》，有光绪年间刻印的《石头记》……

心都在滴血。

晾晒了几天，又买回几个书柜，这回懂事儿了，书柜下三层一律空置。

这回回家呆的时间比较长，就打算清理书籍。以前也清理过几次，第一次清理的是期刊，像《当代》创刊号，头条我记得是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还有《读书》创刊号，里面有一篇由当时的中宣部理论局局长李洪林撰写的《读书无禁区》，还有《长江文学丛刊》1981年第一期，上面有赵振开由地下转到地上的中篇小说《波动》……

好像几毛钱一斤呢！

第二次清理的是回忆录，什么人的都有，好像有一次回忆录热，退下来的老干部好多都在写。印出来就会送我父亲，还写上“指正”一类套话。

我父亲拒绝“指正”，因为他根本不看。

但是我看，我就是想看看这些人怎么写自己平淡的一生。我看过一位高院院长的回忆录，他回忆自己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其实已经是1949年初）时说，他带领一支武工队前往新区，十几个人的武工队除了每人一匹马以外，“每个人一挺机关枪”。我委实被吓到了，不是被我军精良的装备吓到，而是……小时候我家住在军营里，我经常会看到有的战士军装肩膀上缝着厚厚的补丁，而且还针脚密密麻麻的如同缝纫机轧过一般。我问我妈，我妈告诉我那是扛机枪的，因为机枪重，经常会磨破军装，所以打了坚硬的补丁。而且我还知道了机枪手还必须有一个副射手，负责搬运弹药并且随时顶替壮烈牺牲的射手。我于是给我父亲讲了他这位下属回忆自己的机关枪生涯，我父亲一边看报一边回答：胡说！

找来了收破烂的师傅，废纸价格降到两毛钱一斤了。

第三次清理的目标是从新华书店内部发行组买的所有图书。那时也不知道哪根筋抽着了，各个省的新华书店都成立了内部发行组。只要拿着机关开出的证明，便可以在内部发行组的图书室里随意选择。所谓机关证明，也仅仅是证明你爹的职务。

这里是我当年买书最多的地方，我买了瑞典共产党人写的《和平的反革命》，买了《赫鲁晓夫回忆录》，买了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买了华西列耶夫斯基的《毕生的事业》，买了锡兰——现在谁还知道锡兰——共产党人写的《赫鲁晓夫主义》，买了日本留学生的谈话录《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结论当然不是。文学方面买了前苏联的《盅摊书记》、《你到底要什么》、《热的雪》，还按期买了《摘译》、《外国文艺》以及《世界电影》和《外国电影剧本选》……

当废纸卖的时候收破烂大叔告诉我一毛钱一斤。

最后一次就是昨天。我变得比前几年略微聪明了一点，主要是几次清理后留下的书比较珍惜，便决定找找看有没有收旧书的人。网络真是个好东西，还真给我找到了，而且还有电话号码！我打过去，是一位女士接电话，说他们专门收旧书，而且只收社科类。

当下约定了时间。

昨天中午，我给这位女士打电话，她说她丈夫已经出发了，让我在门口迎一下。

在门口站了三五分钟，见一辆三轮载货摩托车朝我驶来，然后停车，老师傅笑吟吟的下车，自报家门说是收书的。

我赶紧把他迎上二楼。

攀道都是要从熟人开始攀的，他说他曾经在省史志办工作过几天，我就问他可认识一个叫杜凡的懒散书生？他说当然认识，他是我们主任，就是他把我调去的，他离开后我也走了。

我说他是我的忘年交。

他说他死了三年了。

我大惊，我竟不知道！也是因为我长年在外地流窜，消息自然闭塞。懵懂了片刻，我又问：我还认识他一个好朋友徐无鬼，好像还是个政协委员……

他脱口而出：曾X东，也死了。

本来还有几位要打听的，竟不敢再问了！恓惶间想起了杜甫的《赠卫八处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因为有了两位共同好友，我们相互便很自然的亲近了许多。我把要清理的书从书柜里搬到地上，他一边翻检一边跟我聊天。他说他今年已经78岁了，但真看不出，因为身体很是硬朗。我问他做书的历史，他说8岁。我惊奇，一个孩子从8岁就开始做书？他一笑：我8岁开始搜集小人书，我那时就有很多成套的小人书，像五十年代版的26册《水浒传》，我也有，现在成交价都是天价。像六十年代版的《三国演义》全套六十册，现在的市场价是八万元，我也有。

我羡慕道：那你发财了呀！

他淡淡说没发上，1966年破四旧一把火全给烧了。

他说他这一生都被书毁了，八十年代的好日子来临时，他的许多熟人朋友都纷纷下海，或做生意，或出国，或开公司，开古旧书店的只有他一个。开书店虽然跟人家做大生意的人不能比，但也还是有过属于小人物的欢欣。他对我回忆起八九十年代去江浙沪淘书的日子，江浙沪因为曾经的富庶，加之有良好的文化根底，所以民国以及之前的私人藏书楼特别多。后来由于人人都知道的原因衰败，大量的古书旧书便流散于市井坊间。他说每次去几乎都是满载而归，他告诉我，“那时也有风光的时候，书店一天的利润抵我上班一年的工资！”

我问他那时一个月工资是多少？

他说43块钱。

然后他翻出一本书，笑呵呵说你还有这个版啊？我一看，是周扬译的《安娜卡列尼娜》，他说周扬译书不行，整人还行。要说《安娜卡列尼娜》，还是草婴的比较好。周扬这个人一生很复杂，功夫全花在官场了。你算算1949年以后的文艺界的事，除了WG没有他不参与的，人家说他是“文艺沙皇”。不过那伙文化人谁整谁我都觉得不冤。都说胡风如何如何，他的万言书我看过，一开头就狠批朱光潜，说他是“为蒋介石法西斯服务”，哪儿跟哪儿啊这是？那会巴人批聂绀弩，巴金批萧乾，萧乾批沈从文，老舍批吴祖光，钱学森批钱伟长，吴晗逮谁批谁。一直折腾到WG，连文艺沙皇也进了秦城。

我笑：明人雪庵有一首剃头诗存世——闻道头须剃，何人不剃头？有头皆可剃，无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可怜剃头者，人亦剃其头。1974年夏衍在囚室里想起这首剃头诗来了，便活剥成一首“整人诗”——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他笑笑，夸我记性好，说四条汉子都是整人好手，三十年代就开始整胡风和鲁迅。不过周扬的译作不具备收藏价值了，没人能看得下去。

看他颇懂书，我便从书柜里取出一套《红楼梦》给他看，并申明不是卖。他接过来看看书脊，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你是在1988年买的吧？

我说是，花了我四块零五毛呢！

他微笑，说品相还不错，好好保存吧。我们国家首次出版《红楼梦》的是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人文社要到1962年才出第一版。《红楼梦》热在国内的兴起跟教员有关，他多次在各种场合推荐人们读《红楼梦》，还指名要少林寺出身的许世友将军读，许和尚抱一本《红楼梦》读，想想都是很有意思的画面。他还说读五遍才有发言权，并且说第四回是总纲。

我说第四回是说护官符的，教员大概认为阶级关系在第四回就清晰了，后来的矛盾冲突就是阶级斗争了。

他说：其实第二回也蛮有意思，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那段话真让人清醒啊——如今生齿日繁，事物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这回我夸他记性好。

我问他生意如何？他叹气说提不得了，就算有三三两两的顾客进店，也都是随便看一眼就走，很少有人买书。

我问他是不是因为人们没钱了？

他说其实买不买书跟有钱还是没钱关系并不大，开书店的老前辈跟我说，六一年六二年的时候，一脸菜色的革命群众连饭都吃不饱，但还是要买书的。现在总比那时候好吧？

我问那为什么呢？

他说恐怕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对前途很懵懂很迷茫，因此没有心思读书；一个是整个社会缺乏文化——读书还是需要有点文化的。虽然大学里还开着汉语言文学专业，但是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我们年轻的时候，人家听说你是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会问你是写诗的还是写小说的？现在人家听说你是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会问你是准备考公还是考编？

我承认这就是现实，我对他说我有时也会去机场接朋友，到早了就去逛候机楼里的书店，十年前几乎是工具书的一统天下，过了几年工具书不见了，被各种成功学和名人传记取而代之。上个星期我又去了，发现成功学和名人传记不见了，大行其道的是各种命理书和星座运程，你说这些变化反映了什么呢？

他一笑：很简单，形势好的时候人人发奋自强，所以都买工具书；形势不大好的时候慕强，所以都读成功学读名人传记；完犊子的时候信命——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他选好了书，然后跟我说价钱：这几摞五块钱一本，这几摞三块钱一本，剩下这几摞我就不要了，你看行不行？

我说：这几摞你不要可以，但你能不能都拉走？不要钱，你哪怕找个收废品的呢，好不好？

他说不好，那我按两块钱一本把最后这几摞收了吧。

我说万万不能再要你的钱，那几摞也太高了，我不能收你这么多钱。

他说不高不高，你必须收，不收我就不要了。

两个穷人为价格争执了好久，我要少要，他要多给，后来还是依了他。

他从包里取出一根粗绳子，挽了一个巧妙的结，然后捆扎起一摞书，利索的背在背上。我问你行不行啊？毕竟78岁了。他说没问题，干惯了。

楼上楼下往返数次，把书装到了他的载货三轮车上。

要走了，我对他说：宋人柴林郁有一首禅诗我觉得送给你很合适——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而今尘尽扁生，照破青山万朵。

他一笑：把而今换成来生就贴切了。

他发动三轮车，说再见。

我说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这样过一生后悔吗？

他说：不后悔，按自己的意愿活一辈子，其实是很难的，但是我做到了。人与人不同，有的想做人上人，有人想看天外天。

三轮摩托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