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关税案对簿高院 最终裁决会有何影响(上)

美国华府一家联邦上诉法院认定总统川普自今年2月以来透过一系列行政命令征收的大部分关税均属“非法”。

川普政府的律师认为，《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授予总统“监管进口”的权力“毫无疑问的包括关税”。

目前，美国最高法院已经介入，并将于11月5日听取双方口头辩论。预计最快可能于今年底，最高法院会针对川普关税政策的“合法性”做出裁决。那么，最后的裁决会有利于川普？还是不利于川普？如果高院不支持川普关税又会造成什么影响与后果？川普又可能有什么样的对策呢？

焦点法案：《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

《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IEEPA）是这起关税案的焦点，该法案于1977年在卡特政府任内通过后，一直是美国许多经济政策的基础，包括针对制裁、对外投资计划、资料安全限制，以及对资讯和通讯技术的控制。

从卡特起的历任美国总统都引用过IEEPA，因为该法案赋予了总统“处理全部或大部分源自美国境外、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造成异常和特殊威胁”的权力。卡特使用该法案冻结了伊朗政府资产，以应对伊朗人质危机事件。拜登总统也用该法案对俄罗斯实施了广泛的制裁，以惩罚俄罗斯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

但是，此前从未有美国总统利用IEEPA征收关税。如今，川普总统成为第一人，他援引了该法案的第1702条款，该条款授权总统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可以“监管……任何外国或其国民拥有任何利益的财产的进口或出口”。

利用该条款，川普在今年2月1日宣布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贩运关税”，理由是需要阻止芬太尼毒品贩运和非法移民；4月2日宣布对185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对等关税”，并同时征收10%的普遍关税，这次的理由是需要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

过去40年来，除极少数年份外，美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即出口总额小于进口总额。

川普认为，IEEPA法规中的“监管……进口”一词赋予他征收关税的权力，他已就芬太尼贩运、非法移民和贸易逆差宣布了的紧急状态。

围绕关税征收权限的争议

这些关税在实施后受到三起诉讼案的挑战。第一起诉讼是在华盛顿DC的联邦法院提起的，原告是生产玩具的两家小型家庭企业。

另外两起是在纽约的国际贸易法院（CIT）提起，包括一起由五家小型企业组成原告的诉讼，和一起由俄勒冈州牵头的12个民主党州联合提起的诉讼。

CIT和DC联邦法院在5月底都裁定原告胜诉，并认为川普征收关税的做法超出了IEEPA赋予他的权力。川普政府上诉后，负责审理CIT上诉案件的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8月29日以7比4投票结果裁定，川普无权征收关税。

9月3日，川普政府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最高法院9月9日批准了复审，并合并两案，准备快速审理。在高院审理期间，川普关税将继续保持有效。

联邦上诉法院依据“重大问题”原则——即，国会在将重大监管权力委托给行政部门时必须提供明确的授权——认定IEEPA没有明确提及关税，因此没有对广泛征收关税提供明确授权。

川普政府的首席大律师D‧约翰‧索尔（D. John Sauer）在给联邦最高法院的案情陈述中表示，IEEPA授予总统“监管进口”的权力就是“明确授权总统征收关税”，因为关税“是监管进口的传统且常见的方式”。

最高法院曾在2024年8月以“重大问题”原则否决了拜登政府减免学生贷款债务的计划，并裁定该计划是“非法行使总统权力”。一些观察人士认为，最高法院可能会以这项原则否决川普征收关税的权力。

索尔反驳说，“重大问题”原则旨在处理“特定且反复出现的问题”，即“某些机构行使了超出国会合理授予范围的、影响深远的权力”，但是最高法院“从未在外交事务的背景下适用该原则，因为国会推定授予总统广泛的权力来补充其宪法赋予的权力”。

索尔还敦促最高法院支持川普总统关于将贸易逆差和芬太尼毒品贩运构成国家紧急状态的决定。他认为，最高法院不应有权审查这类决定，因为“大法官缺乏机构能力来判断外交事务何时构成需要紧急应对的异常和特殊威胁；这是国会和总统的任务”。

联邦上诉法院多数法官的另一个论点是，“即使IEEPA授权征收关税，它也不授权‘无限’的关税”。索尔认为这种论点站不住脚，因为IEEPA及其相关法律《国家紧急状态法》（NEA）对关税施加了各自的限制，例如对紧急状态设定了一年的限制，以及“一系列允许国会监督和推翻总统决定的程序和报告要求”。

针对美国总统征收关税权的法律诉讼先例

联邦最高法院从未就总统是否可依据IEEPA拥有征收关税的权力进行评估。与目前的关税案比较相似的是50多年前的“美国诉吉田国际案”（United States v. Yoshida International）。

该案最初是对时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征收关税的法律挑战。尼克松在1971年为应对巨额贸易逆差，引用了1917年的《对敌贸易法》（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而对进口产品征收10%的临时关税。

1974年，美国海关法院（CIT的前身）裁定，尼克松不具备《对敌贸易法》赋予总统在紧急情况下“监管……任何外国或其国民拥有任何权益的财产的进口……”的权力。

不过，美国海关和专利上诉法院在1975年推翻了海关法院的裁决，并认定尼克松有权征收关税。上诉法院解释说，10%的关税是“有限的”，是“作为一项‘临时措施’，旨在应对特定的国家紧急状态，这与总统征收任何他认为合适的关税税率‘截然不同’。”

川普政府认为，“吉田国际案”的裁决支持了他们现在的立场。他们也指出，关税在让其它国家与美国进行谈判方面发挥了作用，如果取消关税，那将“扰乱美国行政部门与几乎所有主要贸易伙伴之间正在进行的敏感外交谈判”。

许多企业和外国政府已经把川普关税当作了“新常态”。就在关税诉讼于下级法院进行期间，川普已经在8月1日（一个关键截止日期）前与英国、欧盟、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达成新的贸易协议。

若高院不支持川普关税会有哪些严重后果

最高法院清楚地了解其最终裁决可能会带来的经济后果。多数相关专家也不相信最高法院最后会裁决川普关税无效，但是，如果高院做出不支持川普关税的裁决，那会发生什么呢？

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可能需要退还“大约一半的关税，这对财政部来说将是可怕的”。

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关税和某些消费税”数据，到2025年8月，美国关税总收入已超过1,830亿美元。

川普已经警告，如果他的政府败诉，美国可能不得不推翻已谈妥的贸易协议，国家将“遭受巨大损失”。

令川普失去谈判筹码 美国继续受全球化之害

哈佛大学政治研究员乔治（George Yean）对大纪元表示，他不太相信最高法院会推翻川普关税，因为最高法院也会“权衡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但是假如最高法院否定关税的话，他认为，那会让川普失去与全世界谈判的筹码，让美国的贸易继续受全球化的伤害。

当川普在2016年第一次竞选美国总统时，他就指责全球化令美国制造业外流，损失的工作岗位达700万个。

全球化令美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据统计，过去40年里，美国因贸易赤字产生的损失高达42兆美元，占GDP比率高达153%。

为此，川普在第二任期一开始就把解决贸易逆差作为他的最优先事项之一。

投资经理人米尔顿‧埃兹拉蒂（Milton Ezrati）对大纪元表示，如果高院做出不利于川普的裁决，这会“极大的阻碍白宫的战略”。

目前担任金融传播公司Vested的首席经济学家的埃兹拉蒂认为，川普“并不执著于”关税结构和税率高低，他只是利用关税来与其它国家“达成对美国公平或有利的贸易协议”，他能够“征收、修改和取消”关税，这给他为贸易谈判提供了“回旋余地”。

“我们已经在他与韩国、日本、欧盟和英国的协议中看到了这方面的潜在证据。”

英国首先在5月初就与美国达成协议，并获得最优惠的关税税率，从25%降到10%。之后在7月下旬里，日本和韩国的关税从25%降到15%，欧盟的从30%降到15%。

乔治表示，这些美国的盟友，他们是在关税压力下和川普签署了新的贸易协议，因为他们都依赖美国市场，如果川普关税失效的话，“他们会增加跟美国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们会加大自己的要价，美国就得做一些让步，因为美国如果不能加关税，美国就失去了一个非常大的筹码。”

埃兹拉蒂认为，最高法院的不利裁决不会阻止住川普赢得贸易协议的努力，但会产生极大的限制。

（未完待续）

（大纪元记者梁耀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