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主办上合峰会接着阅兵 折射其外交困境

中共主办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正在天津召开，随后9月3日在北京举行二战结束80周年阅兵式。观察人士认为，北京刻意衔接两场活动，试图以外交与军事双重手段拉拢非西方国家，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然而，从与会名单、成员矛盾到西方舆论反应来看，中共操作难突破在国际上的困局。

上合峰会为阅兵“暖场”？西方缺席阅兵式

8月31日至9月1日，为期两天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天津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等国家领导人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已抵达天津，为峰会揭开序幕。

尽管中共声称此次峰会“规模空前”，但与会成员很多是与西方关系紧张或处于国际孤立被制裁的国家，包括俄罗斯、伊朗与朝鲜等。

峰会后，9月3日则是中共准备大阅兵。这样的时间安排，使多数上合峰会元首得以“顺道”出席北京的纪念活动。

外界评论，北京借此手法，将上合峰会转化为阅兵的外交“暖场”，提升出席规格与象征效应。然而，上合正日益成为“被西方制裁的国家抱团取暖”的平台。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博士对大纪元表分析，北京将上合组织会议与九三阅兵连动，目的是“壮大声势”。许多中亚国家、伊朗、蒙古领导人选择留下参加阅兵，但这反而使外宾画面显得多为落后或极权国家，更加引起西方世界的警觉。

此次阅兵，几乎没有西方领袖现身，极少例外是斯洛伐克总理菲科（Robert Fico）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Aleksander Vucic）。

路透社说，武契奇在访俄后表态要维持与俄中良好关系，但强调塞尔维亚仍致力争取欧盟成员资格；菲科是反对欧盟对俄制裁，甚至曾造访莫斯科。

中共组反美集团 印度土耳其不出席阅兵式

上合组织成立于2001年，最初由中、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国组成，随后逐步扩展至今日的10个成员国，包括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与白俄罗斯。另有两个观察员国与14个对话伙伴，横跨欧亚大陆超过六成土地。

路透社报道，这个松散的国家联盟致力于改写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它试图破坏美国在台湾及航运通道等议题上的利益，并透过彼此提供经济命脉来削弱西方制裁。

沈明室认为，中共透过“多极化、供应链、区域安全”等议题拉拢所谓“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实际是藉经济利益挑起各国对美国的不满，试图组建“反美集团”。

“全球南方”叙事已成为中共近年外交宣传的核心之一，将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亚非拉国家共同包装为“被压迫、被边缘化的一方”，借此对抗“西方霸权”。

中非研究机构“中国-全球南方项目”（CGSP）主编奥兰德（Eric Olander）认为，习近平希望借此次峰会展示“后美国时代的秩序雏形”，他甚至直言“这次峰会就是为了让美国不安”。

不过，印度的态度突显出合作的限制。虽然美国对印度征收50%关税，印度总理莫迪仍保持战略自主，仅出席天津峰会，却拒绝参加北京阅兵。

据沈明室观察，印度宁可承受次级关税，也不会完全妥协站到中（共）国一边。这与土耳其总统的选择一致，显示部分国家刻意与北京保持距离。

中国问题专家作家王赫则认为，中共原本想藉上合组织宣传和平与秩序，但外界看到的却是“中、俄、伊朗、朝鲜的邪恶轴心”，反而削弱了其国际宣传效果。他指出，中共此举是“自打脸”。

习捏造历史叙事 普京未跟着“起舞”？

9月3日，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在北京主持军事阅兵，纪念二战结束80周年——把这场战争捏造成由共产党领导的胜利。然而，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二战中国战场主要承担作战的是中国国民党。

习在多场演讲中将二战重新定位为“中国与苏联的决定性战场”，并淡化西方盟军的角色。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学者指出，这是一场“持续进行的记忆之战”，北京与莫斯科共同推动一种不同于西方的胜利叙事。

不过，8月30日，新华社发出了一个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专访。普京访华之前尽量保持俄中关系紧密的口气，但回答关于中国抗战的问题时，一些说法却令中共难堪。

中共自称是所谓抗战“中流砥柱”，但普京没有提及，更没说中共“领导”了抗战，却说出了当时与国民政府合作的历史。普京还说，抗战助中国1945年成为“强国”，同样颠覆了中共多年来鼓吹的1949年“站起来的”宣传。

时事评论员钟原在大纪元撰文分析，普京没有配合中共抗战“领导”者的虚假宣传，反而说出了苏联曾与国民政府合作的真相，又说苏军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普京的话应该令中共很失望，但新华社却不得不照样刊登。

分析：上合执行力有限 中共难突破外交孤立

据德国之声报道，随着白俄罗斯的正式加入，上合组织成员国已扩展至10国。但其内部分歧严重。印度与巴基斯坦矛盾长期存在，今年4月克什米尔袭击事件甚至导致上合防长会议未能通过联合声明。

俄罗斯则警惕中共在中亚的渗透，双方貌合神离；印度则与中国存在贸易摩擦，彼此竞争“全球南方”的领导地位。

王赫指出，上合在经济上更难形成合力。中共长期以巨额顺差与“大撒币”拉拢成员，但如今中国经济收缩，已难再提供好处。

即使在“去美元化”与“反制二级制裁”议题上，上合也未能提出可执行的新方案。王赫直言：“二十多年来连上合开发银行都没成立。”这反映其经济合作困境。

印度智库塔克沙希拉研究所（Takshashila Institution）专家马诺伊‧凯瓦尔拉马尼（Manoj Kewalramani）则提醒，上合虽具号召力，但“实际执行力有限”。在缺乏经济让步与实质合作的情况下，该组织难以成为中共突破外交孤立的有效平台。

中共此次藉由天津峰会与北京阅兵，在形式上企图营造出一个“不再孤立”的外交舞台，并藉军事象征展示力量。然而，从参与者结构、内部矛盾与西方观感来看，中共的国际处境并未因此改善，反而突显了其“朋友圈”局限。

王赫认为：“中共掏钱赚吆喝，但吆喝并不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