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测试员：中共的数据造假与数字暴政

来自河南郑州的陈恩得从任职软件测试项目、阿里菜鸟科技的数据后台，到天阙科技的政务平台工作，再到走线美国投身民主运动，他对大纪元揭露了中国数据造假、学术腐败与国家数字监控体系的重重黑幕。

在接受大纪元专访时，今年36岁的陈恩得回忆说，他原本在上海工厂做流水线作业，直到2015年，在家人动用私人关系下，陈恩得被介绍进北京一家软件测试公司。他说道：“我那时候根本不懂这行，也从来没想过我这种人能进互联网行业，感觉这行应该是给高学历精英做的。”

“皮包公司”为政府做软件测试

这家公司表面上从事软件测试工作，实际却是一家连正式办公场地都没有的“皮包公司”，即使之后设立的“中策软评”实验室，也没有专业团队，只靠电话、微信联络指派工作。陈恩得的所有工作皆在自己租住的简陋房间进行。

他发现测试工作形同虚设，报告写作成为主业；而且发现国企和高校会虚构项目，申报科研经费。

陈恩得表示，公司老板承接了“国家信息中心软件评测中心”的外包项目。所谓的软件测试根本不需要任何技术知识。他坦言，自己当时学历只有中专一年级，并未受过正式培训，公司甚至为他伪造了一费棠凭来应付项目要求。

陈恩得的第一个项目是替中国石化（中石油）撰写测试报告。后续两年间，他陆续负责国家信访局、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宁夏信访局等单位的测试工作。

他名义上执行的是系统测试任务，实际上只是根据对方提供的使用手册和需求文档，将操作流程与预期结果照本宣科写成报告，交由“国家信息中心软件评测中心”核章。

让陈恩得印象最深刻的案例是农业大学的一个专案。“他们的软件漏洞百出，鼠标点击功能时常报错。”但一位王姓博士坦白地告诉他，这套旧软件只是改了个名字、拼拼凑凑凑出来的版本，目的是为了再次申报科研项目经费，实际根本不打算用。

另一个例子是清华大学一套“无人机操作系统”。陈恩得收到的只有一份操作手册，既没见过无人机，也无法启动系统。他仍然得照本宣科写出“测试报告”，然后由国家信息中心审核、盖章，成为申报经费的依据。

官方审核员收贿成潜规则 学术圈与政企联手造假

更让陈恩得震惊的是，有一次他被上司紧急要求连夜改写一份报告，并于次日亲自将两万元人民币现金送到国家信息中心。

“对方见我一进门就明白来意，我还没说话，他们直接收钱、接过我带的U盘，马上就列印报告、盖章、密封。”陈恩得回忆说，那份报告甚至胶水还没干，对方还要他“吹一吹”。

这种现金“加速”服务与报告产制流程的失真，让他深感荒谬。平常审核流程需时三至五天，但只要送现金、走关系，一天就能完成。

“十几页的报告，没有测试，纯盖章，这不叫测试费，是贿赂。”陈恩得直言。

据陈恩得描述，这整个测试业务的核心人物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莉（音译）。她既是对外对接人，也是专案主要挂名人。皮包公司老板曾是陈莉在北航的学生，毕业后凭借其在国家电网做项目经理的经验，获得了政府资源，并在陈莉建议下成立“中策软评”，以承接更多“官方”测试项目。

为了让实验室具备“合法资格”，老板甚至贿赂国家实验室审核人员，每人给两万元人民币，即成功取得 CNAS认可证书。陈恩得表示他当时在场。“这种上下串联、关系护航的模式，在中国官场几乎是常态。”

担心背锅 不愿承担风险而辞职

随着做的报告越来越多，陈恩得心里越来越没底。

陈恩得说：“拿着钱去买报告的人，都是指使我去做这些事情，他们就是撇得非常的清楚。明摆着，用我这种也没什么文凭，什么也不懂的人，明摆着就是想，我感觉是想让我背锅的，然后我也不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后面的话我就辞职了。”

陈恩得透露，“皮包公司”的老板是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位教授以实验室的名义做国家信息中心项目起来的，后来专门成立公司在校外帮教授做项目，逐渐接触到政府资源。

进入阿里 见识庞大数据监控系统

陈恩得2017年6月离开软件测试岗位，之后上了半年软件开发培训班。

2018年5月，他进入阿里巴巴旗下的菜鸟网络科技公司，工作内容是收集、整理用户物流信息，并将信息出售给国内快递企业（如三通一达）。

他惊讶地发现，内部系统可以查阅用户购买记录、商品细节、收件人姓名、电话与地址等全套信息。

他进一步指出，阿里巴巴内部设有中共党支部，数据可随时提供给中共当局。“只要政府要打击某个人，这些信息全部都能即刻上报，没有人会拒绝。”

转任政务监控平台 见证疫情数据造假

2019年年底离开阿里菜鸟科技后，陈恩得加入杭州一间专为政府提供数字政务服务的公司“天阙科技”。该公司负责浙江省“网格化管理”系统，将辖区人口依据户籍、居住、流动等类别分组，并设立重点关注名单，包含上访户、异议人士等。

这套系统可将异常行为即时上报，达到高效监控与预警目的，仿佛一个行动式的“数字摄像头”。系统也整合了阿里旗下的“钉钉”等企业内部工作流应用，帮助政府掌控基层员工的审批与行动动态。

疫情期间，陈恩得所在项目组负责与阿里健康码系统对接，进行病例数据统计与策略建议。他的同事每天追踪统计数据，发现感染人数与新增数字长期对不上，“明明每天都有新增，却显示为零”。

陈恩得说，这种错误在数据比对中反复出现，成为工作群组中同事们私下议论的焦点。

陈认为，数据造假是中共维稳政策的延伸。他提及2022年河南村镇银行爆雷事件，许昌储户前往郑州抗议，结果被政府针对性赋予红码限制行动自由，遭事实上“数字软禁”。这种精准针对个人迫害的手段，被他形妊酞“一场数狙棠革”。

中共数字暴政：让你无法生活

陈恩得提到，自2016年起，中共开始推动数字人民币（数字钱包），2023年更升级上线数字身份证，全名为“国家网络身份认证”。目前全中国已覆盖17省，并与微信、淘宝、小红书、中国铁路12306、国务院与地方政务平台等67个常用应用系统接轨。

他警告，一旦数字身份证强制应用于所有平台，“哪一天你若上了中共的‘黑名单’，中共根本不需要花钱建集中营或动用公安来抓人，只要坐在办公室动动鼠标，封掉你的数字身份，就能剥夺人的所有自由与社会权利。

“生活会瞬间陷入黑暗，没法工作、没法购物、没法搭车、没法看病……”

“你虽然活着，但在这个信息化时代里，已经形同死亡。”陈恩得说道。

“与其活在谎言里，我宁愿死在自由的路上”

疫情期间，由于对封控政策持批评态度，认为健康码加剧了社会灾难（如饿死、无法就医等），陈恩得向天阙科技领导反映说这是“助纣为虐”，结果被公司认定政治观点不正确，被踢出项目组并长期边缘化，最终在2020年7月被解雇。

2023年，陈恩得走线抵达美国后，加入中国民主党，参与制作反共短剧，引起国内当局关注。

2025年7月3日，中共公安打电话至他父亲与母亲，要求提供个人信息与住址，甚至登门寻找。与陈恩得 一同参与拍摄的另三位成员家属，也遭遇类似情况。

“中共透过恐吓家人来让我们噤声，但我们不会屈服。只要我们继续发声，不断地发声，然后得到国际社会自由世界的关注，形成舆论压力，才会让他们害怕，才能真正的保护家人。”

陈恩得说，在中国时他曾因害怕，不敢公开批评政府，只敢网上发些暗喻评论。但自从他翻墙了解六四、文革与活摘器官等事实后，他决定不再沉默。

“我宁愿为了自由死在路上，也不愿生活在谎言与恐惧中。这场战斗，我们会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