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5日，日本宫城东松岛市，市民在儿童节活动中举起孩子留影

作为全球经济大国，日本社会长期面临严重的高龄少子化危机。尽管这是发达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难题，但对日本而言尤为艰难。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日本在2024年的新出生人口仅有68.6万，较前年减少4.1万。这也是自1899年实行人口普查以来，日本新生人口总数首次低于70万，总和生育率跌破1.15。

与此同时，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已增至3624万，占总人口的29.3%，75岁以上人口则高达2078万，占总人口的16.8%，社会福利和政府的治理压力空前加剧。

照此趋势，日本政府担忧该国将陷入严峻的萎缩危机，故而将本世纪20年代剩余的5年视作挽救日本社会的最后窗口期。为此，日本政府在近十年内出台了各种生育保障政策。

“儿童·育儿支援金”作为日本政府所倚仗的基本手段之一出台，但因其在机制上需向全体国民征收款项用于补助育儿家庭，因此也被不少网民诟病为“单身税”。

即使承受巨大的社会质疑和在野党的压力，自民党政府恐怕也无法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些保障措施在日益攀升的生活成本面前，也只能陷入杯水车薪的窘境。

另外，由于自民党层出不穷的腐败丑闻和执政失能，育儿支援金的出现只能徒增民众的不满，进一步冲击自民党的执政基础，在接下来的参议院选举中，为日本政治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这不是税，只是要你交钱而已

育儿支援金并非突发奇想的产物。早在2012年民主党的野田佳彦政府时期，经由民主党、自民党、公民党三党合意，日本国会就通过了《儿童·育儿支援法》，旨在应对少子化危机，规定了对育儿家庭进行一定的保障和补贴。2024年6月5日，作为前任岸田文雄政府“异次元少子化对策”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对该法进行了修订，用以扩大补贴资金的来源和补贴对象的范围。

在计划中，日本政府将整体的补贴规模设定为3.6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790亿元）。其中，1.1万亿来自政府对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年度支出的改革与开源节流，1.5万亿来自对既定预算的腾挪，还有1万亿则是面向广大国民征收的支援金——这也是最引发争议的部分。

为了征收支援金，日本政府将采取与既有保险捆绑的方式，对全体日本国民及持有中长期居留资格的外国人进行征收。这有两方面的考虑：一则是社保与医保的社会覆盖面较广，有利于日本政府将尽可能多的人纳入征收范围；二则设立新的税种将在立法层面遭遇层层阻力，这对当前的少数派政府不利，而单单采取提高既有保险费金额的方式，处理起来相对灵活，也能降低一部分国民的抵触情绪。

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难掩“税”的实质。

援助金的征收数额依据被征收者的收入、缴纳年份、保险种类等因素而异，经由复杂的计算得出。例如在2028年度，如果被征收者是加入被用者保险（雇佣保险）、年收入为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万元）的公司职员，则需按月征收350日元（约合人民币18元）支援金；如果被征收者是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年收入为200万日元的个体户等人员，则需按月征收250日元（约合人民币12元）支援金，相对较低。

当然，对于公务员等群体，由于所加入的保险类别不同，所征收的数额也会有所变化。同时，日本政府也在积极考虑对低收入群体、高龄群体等减免一部分征收额。

依照设想，这些支援金将被用于以下数个领域：

（1）强化面向儿童的补贴。具体包括：撤销原有的对家庭收入的限制；补贴对象从初中生延长至高中生；对三胎以后的孩子进行每月3万日元的补贴等。

（2）鼓励生育，对孕产妇进行补贴，包括对孕产妇和每个胎儿的各5万日元。

（3）鼓励0~3岁的幼儿被送入保育园托管照料。原先此项制度将优先考虑双职工家庭，如今则允许任何家庭在一定的时间限额下进行托管，利于其寻求工作机会。

（4）设立产后休假补助金。父母双方均可进行14天以上的育儿假期并获得补助，叠加既有的育儿休假补助金相当于可弥补全额收入损失，但该制度最长只能维持28天。

（5）设立育儿缩短就业补助金，用以补偿因抚育2岁以下幼儿导致工时缩短引起的收入减少。

（6）免除抚育1岁以下幼儿的个体户、自由职业者的国民年金。



2025年5月23日，东京，日本首相石破茂视察一家儿童餐厅时收到顾客赠送的画像（视觉中国/图）

无法支援的支援金

“儿童·育儿支援金”看上去征收数额并不大，但它是日本人一系列税负的其中之一。

一方面，日本政府经年累月地提高消费税，已达物价的10%，这是对低收入群体的掠夺；另一方面，日本的企业则不断通过以非正式雇员替代正式雇员的形式，使国民在收入和社会福利上的保障缺位，以此形成了国家与企业的“双重掠夺”。

尽管在纸面数据上日本的收入和就业率一片大好，但考虑到近年的日元贬值和输入型通胀，普通人的实际购买力反而有所下降，年轻人更难负担结婚和生育的成本。

在此背景下，出台支援金的征收方式和补贴制度不难发现，日本政府将全体国民视为资金来源，却只有育儿家庭才能受用，因此不少人揶揄此项政策为“单身税”。尽管“无孩税”的提法要比“单身税”更为贴切——因为那些结婚而无子，或孩子已成年的家庭也需负担这笔费用——但这对单身青年群体的触怒显然更加明显。

招致非议的原因非常简单。正如所有回顾平成史（1989年-2019年）的学者都会论述的，当前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大多是出生于经济泡沫破裂后的“就业冰河时期”，从出生起他们便须承受社会经济不景气所带来的压力，从而压制了他们对结婚和生育的想法。因此，唯有进一步改善社会福利、提振经济和收入水平，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少子化问题。但是，日本政府长期以来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一些网民开始抨击日本政府的无能，抱怨日本当前的苛捐杂税已经足够繁重，无论是消费税、汽车重量税、不动产取得税、固定资产税、所得税，还是各类保险，都给民众生活带来压力。

如今，日本国民的税务和社会保障负担率已经高达47%，相当一部分育龄青年本就难以负担育儿成本，选择育儿的反而是相对宽裕的那一批。育儿支援金的出现，搞不好是“劫贫济富”。连儿童政策担当大臣三原顺子自己也承认，该项制度并没有给全体国民带来好处，存在可优化的空间。

民怨之下的育儿支援金也未必能实现政策的初衷。根据日本政府的估算，即使将现有的补贴与支援金合计，每个孩子从出生到高中毕业所能获得的也不过是35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7.5万元），而要把孩子养这么大，各个家庭则至少需要付出上千万日元的成本。换言之，如果为了获得微薄的育儿援助金去生育孩子，反而会增加家庭支出的缺口，这笔“支援金”完全起不到援助的作用。

专门研究育儿和少子化问题的京都大学教授柴田悠也指出，如果依靠当前的补贴政策，出生率至多提高0.1，不能带来根本性的改变。

对此，石破茂政府也束手无策。在面对日本维新会代表前原诚司的国会质询时，石破茂也无法就补贴来源和政策效益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只能强调日本对育儿的支持位于发达国家前列。然而，这种虚名和进一步向国民抽血的做法，恐怕难以解决实际问题。

“单身税”不曾有用过

日本育儿支援金还要等到2026年4月才生效，其有效性和连锁反应仍然有待观察。如果从“单身税”的角度考虑，历史上并非没有类似的制度，部分东欧国家和美国的部分州都可以作为参考——它们的尝试几乎都以失败告终。比如，保加利亚和苏联针对无子女成年人的征税，并没有阻止生育率的一路走低。

以往的许多经验证明，“单身税”并不能激发结婚率和出生率，反而可能引发国民的反感和负担感。

这不禁使人回忆起2018年面对立宪民主党代表枝野幸男的质询时，时任首相安倍晋三的一番肺腑之言：“生不生孩子、结不结婚，应当是各自人生的选择，我们不应对此发表意见。很遗憾我没有孩子，但每个人都应当在此过程中作出选择……理想的生育率和实际的生育率的确有差距，但我们也正在为创造一个想生且能生的社会而推行各种政策。”

诚然，日本政府应当考虑的是为民众创造适宜的环境，而非单方面催婚催生。如今，民众对于自民党的失能愈发不满，在高腾的物价和社会压力之下，自民党已经在众议院和东京都议会选举中连挫两阵，引发其丧失执政地位的担忧，对育儿支援金的热议，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接下来的参议院选举。

从现实的角度而言，高龄少子化的危机并非换政府就能解决的，终究还是要凝聚日本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共识，从根本上振兴经济，并营造公平、缓和的社会环境，但这在当前的日本恐怕还难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