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堪称社稷之臣 除了寇准只有他

韩琦属于既有德望又有才智之人，是真正的社稷之臣。（图片来源：故国神游）

宋英宗才坐上龙椅，便反侧于病塌，一直入了秋，才渐有好转，可以视朝听政了。两府大臣奏事，先要向皇帝奏报一遍，然后再去太后处奏报一遍，如此日复一日，转眼就到了治平元年的夏天，此时距英宗即位已经一年了。

虽然大臣们还是一如既往的两处奏事，但关于太后何时还政的议论正在朝中蔓延开来。曹太后权同听政是因为英宗得病不能听政，现在英宗已经能够独立处理政务了，但太后这边却迟迟没有还政的意思。大臣们不禁想起当年的章献太后与宋仁宗，章献太后迟迟不还政与仁宗，最后还要穿上帝王礼服去祭祀，让大家不免担心曹太后是否要做第二个章献。

其实曹太后并不同于章献太后，她对朝政没有更多的兴趣，对名位也很淡泊，她在此坐朝听政也无非是出于一份责任，一份担当。但是，经过这一年，她的确有了些变化，那就是她与英宗的母子情份越发疏离了。曹太后认为英宗对自己不孝，英宗觉得太后待自己少恩。所以到了该退位还政的时候，曹太后却开始犹豫起来。大臣们看到太后不主动还政，自然着急的很。但是让太后退位、交权，显然比让英宗登基难度更大。英宗不要当皇帝，几个大臣把他强拉硬拽，也拽到龙椅上。可太后不想退位就不好办了，如何能让太后主动交权呢。又是韩琦，做为百官之首的宰相，舍我其谁的站了出来。

韩琦做得很智慧。有一天他拣了十几件事一并上奏，宋英宗一一裁决。然后韩琦又去见太后，将十几件事及皇帝的处理结果一并上奏。太后觉得这些事情都处理的很好，没有异议。结果，韩琦竟顺势表示，皇帝已经能够独立处理政务了，我已经起不了么作用了，不如回家养老。太后一听，一来，她知道朝廷大政离不开韩琦，二来，她更知道韩琦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是委婉的让自己还政。而自己刚刚也在称赞英宗处理政务很稳妥。曹太后心下明白，她是早晚都要还政于英宗的，她所以迟迟不肯决断，也无非是因为一个“不放心”，但是听到韩琦提出辞官，她知道这就是最后通牒了，她如果再坚持下去，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于是曹太后回答道，“相公安可求退？老身合居深宫，却每日在此，甚非得已。”相公是对宰相的称呼，意思是，您作为宰相，怎么可以隐退呢，我才应该回到深宫中，现在每天在这里听政，实在是不得已啊。韩琦见太后已经表态，马上追问：“未审决取何日撤帘？”意思是，具体哪天还政呢。因为太后听政时，前面要挂上一幅帘子，撤帘，就是把帘子撤掉，就成了还政的委婉说法。曹太后没有回答，只是默默起身，转身就回宫了，意思是从现在开始起，她就不再过问政事，退居深宫了。而韩琦这边，见太后转身离场，即刻高声命人撤帘。史书上说：“帘即落，犹于御屏后见后衣也。”意思是，那个帘子落下的一瞬，还能看到屏风后太后的衣角——韩琦行事，就像他用兵打仗一样，果断绝决，雷厉风行。就这样，在韩琦的努力下，曹太后于治平元年五月还政于宋英宗。

历史上对韩琦的评价很高。国家危疑之日，大臣能够委以重任的，一是要有德望，二是要有才智。有才智而无德望，则人心不服。有德望而无才智，则难以成事。而韩琦就属于既有德望又有才智之人，这是真正的社稷之臣。

英宗在位时间不长，这一朝没有特别重大的事件发生，但是，有一桩悬而未决的公案吵得沸沸扬扬，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濮议之争。

由于英宗是仁宗堂兄濮王赵允让之子，被过继给了仁宗。所以英宗在亲政后的第二年，就已故生父赵允让的名分的问题，发起了一场大讨论。大臣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台谏官们，认为当尊濮王为皇伯。一种是以韩琦、欧阳脩为代表的宰府，他们认为当尊濮王为皇考。英宗本人也是希望能够追尊自己的生父为皇。

皇伯皇考一字之差，在现在人看来，好像不算大事。可是在当时，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历史名臣几乎都卷入了这场大论战。因为这一字之差，在他们的眼中，是失之毫里，谬以千里。那么差别在哪呢？先说说皇伯，皇伯就是皇伯父的意思，就是英宗要以仁宗为父亲，而以濮王为伯父。至于皇考，考是对已故父亲的称呼，称濮王为皇考，就是英宗虽然过继给了仁宗，但仍尊濮王为父亲。

这不只是一个称呼问题，能让朝堂上下吵成一团，是因为这称谓问题牵涉到了宗法制度。传统观点认为，小宗入继大宗，就是大宗的子嗣了。对应到这件事情上，英宗是出身小宗，仁宗是皇族，是大宗。英宗以小宗出身，过继给了皇族的大宗，他就应该是皇族大宗的后代了，不能再以小宗之后自居，也不能将小宗的生父母抬高到与皇族平起平坐的高度。这就是欲尊濮王为皇考的错处。

当然，说起来，韩琦，欧阳修这些皇考派也都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不会连这点道理都不通。其实对于宗法制度的本身，大臣们原本是没有争议的，大家都是认可的。但是，大家对宗法制度的理解和操作层面上的认知大有分歧。于是，持两种观点的人，都在引经据典。韩琦认为“礼不忘其本”，强调不忘本，认为当以孝治天下，以厚民风，司马光认为“为人后者，不得顾私亲”——各讲各的道理。

最后，这场濮议之争在朝臣们巨大的分歧中，只得中止。这个历史问题将留给宋神宗去解决。而英宗一朝已经走到了尽头。

治平三年十一月，宋英宗再次病倒，这一次情况更加严重，不仅不能上朝，连话也说不出来。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此时英宗的身体每况愈下，但是还有一件大事没有做，这就是确立储君。

颍王赵顼做为宋英宗的长子，理应被立为太子。但因为建储之事，事出敏感，皇帝不开口，臣下轻易不敢有所建言。当此之时，又是宰相韩琦起了重大作用。韩琦对英宗说，陛下很久没有上朝处理政务了，应当早建储君，以安社稷。宋英宗此时已口不能言，只是点首示意。但韩琦做事讲的就是个“落实”，凡事都要落到实处，就像他请太后还政一样，表示同意还不行，还要明确说出具体还政时间。现在英宗表示同意立太子，还不行，还要明确说出立哪位为太子。于是韩琦就请英帝把太子人选的名字写下来。英宗这个时候写字也有些吃力了，勉强写下了几个字，“立大王为皇太子”。这个“大王”，就指是大儿子颖王。但是这个用词不够规范，不够精确。韩琦又请宋英宗再写一次，写清楚。英宗拿起笔，在后面又加注了一句，“颍王顼”，这样就明确了，不会再有歧义了。韩琦立刻召学士承旨张方平到福宁殿草制，颍王赵顼终于被册封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宋神宗。

一个月后，治平四年春正月，宋英宗驾崩，匆匆走完了他短暂的一生。由于英宗在位时间很短，所以在宋代历史上，就像一个过渡人物，给人印象不是很深刻，他在位时发起的濮议之争尚未定论，历史的下一幕就已拉开。正如我们这一集标题所云“争濮议朝中论战 立新君榻前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