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家休学中心，接不住2800万抑郁青少年

一个超过240人、名为“休学机构考察”的群聊里，汇聚着奔波在全国各地、只求为自家休学的孩子觅得一个理想去处的家长们。

发言通常以家长（绝大多数是妈妈）介绍孩子情况开启：年龄跨度从13岁到19岁，初中生居多；男女比例大致相仿；有的孩子休学过不止一次；孩子的种种表现中，“不想出门、没有社交”，“在家黑白颠倒、整天玩手机”，“对父母不信任，说不到一起”，是许多家长共同的困扰。

入群前，很多家庭都尝试过心理咨询与治疗、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等等。焦虑从字里行间溢出来。“天天上火，口腔溃疡都没好过，熬吧”，一位高中休学两次的19岁女孩的妈妈说。

求“药”心切的家长将目光投向了休学机构。据凤凰网不完全统计，目前面向休厌学青少年的社区/基地在全国至少有25个，在与“躺平”文化紧密绑定的大理分布最多，其余散落于有大量“海淀妈妈”的北京、科技之城杭州，还有近年来崛起的新一线城市成都等地。

不同休学机构的特色各异。有的主张“完全接纳”，以“躺平”“摆烂”“休学搭子互助”为特色；有的主打自然疗愈，让孩子们在依山傍水的环境里诵经、劳作、读书；还有的休学中心综合心理咨询和趣味活动，戏剧、塔罗牌、cosplay甚至是王者荣耀都会出现在课表里。差异里也有共性：在休学机构，通常没有固定的作息安排，没有一定要上的课，也没有老师和学生之间泾渭分明的权力关系。

休学机构在全国遍地开花的背后，是青少年群体日益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和蔓延开来的休学现象。《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我国抑郁症患者中18岁以下超过2800万人，占比达30.28%。另据《2024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与康复痛点调研报告》，接受调研的1232个孩子患有抑郁症等精神障碍的家庭里，有过休学经历的孩子占53.85%，平均休学次数为1.71次，第一次休学的平均年龄为13.74岁。

前述报告还指出，与其它治疗方式相比，改变生活方式（如运动、调整饮食作息等），是最多家长认为治疗效果好且稳定的选择。休学机构的涌现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一个理想的休学机构，应该要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孩子们需要什么？当十几岁的青少年与传统教育体系偏离、脱轨，他们被复杂的情绪缠绕。有自我怀疑，“为什么别人都能坚持，我却不行”；有羞耻感，“走大街上我都怕人家认出来，我怕他们笑我”；也有迷茫，“不上学我还可以做什么，我以后的生活怎么办”。他们想要认识有类似处境的同龄人，渴望不安全感被抚平，也期待在精神上得到引导。

凤凰网联系上6所休学中心，也和7位尝试过休学机构的青少年或孩子家长聊了聊。在花样繁多的休学机构之中，焦灼的家长和艰难疗愈自己的孩子们，能找到心中的应许之地吗？

5月的一个周六，几个家庭聚在北京六环外的一栋二层小楼。当日是一家休学机构的开放日，穿着邓布利多COS服的创办者在台上介绍着心灵陪伴、博雅教育、项目式学习等理念，直到一句“游戏也是教育的载体，王者荣耀也可以是课程”，让台下的陈丽敏微蹙起眉。

今年42岁的陈丽敏是一名初中老师，她循规蹈矩的生活在这个春天被骤然改变：读初一的儿子晓哲从不想写作业、和同学有矛盾，逐渐发展为在学校总喘不上气、晚上整宿整宿睡不着觉，最后她只能给孩子办了休学。三个月以来，陈丽敏“四处找方法”，中药吃了，心理咨询做了，收效甚微后她在网上搜索起休学机构。于是这天，顶着漫天飞絮，她带着13岁的儿子一早从河北保定驱车来到北京。面对接待他们的老师，她的第一句话是，“他老玩游戏，眼（睛）疼”。

到了家长交流环节，陈丽敏按捺不住疑问：“还要让孩子打游戏吗？孩子在游戏里出不来怎么办？”

儿子晓哲这时插话进来：“其实我不是爱玩游戏。白天我妈上班去了，我妹上学去了，我爸不上班（晓哲休学后，爸爸请长假在家陪他），也整天躺在家里玩手机，我有什么意思？”陈丽敏苦涩地点点头。

谈到游戏，在场的另一位16岁的北京男孩嘉辰也有话说——客观来讲，他无疑是一个游戏少年：休学两年半以来，他常常在原神、和平精英等游戏编织的虚幻世界里酣战到深夜两三点，直到眼花背疼才停下，还为一款游戏充过十几万元——“我在现实中得不到的快乐都可以在游戏里找到，如果没有游戏，我早就无聊到不知道该干什么了。”两年半的休学时长让嘉辰爸爸已然有历尽千帆之感，“我现在觉得游戏是救孩子命的东西”。

休学、厌学的青少年常常同时被贴有网瘾少年的标签，一些孩子被父母强行送进“戒网瘾学校”，被关禁闭，被体罚，被殴打。而在大部分休学机构，孩子们能得到充分的手机自由、游戏自由。

“如果你认为通宵打游戏、有网瘾的孩子都是瘸腿的残废，请不要断然扔掉游戏这根拐杖，否则瘸子很难活。我们要在生活中构建他真实的乐趣、社交和意义感，把瘸腿治好了，拐杖自然就不用了。”在大理和成都运营着面向休厌学青少年营地的陶乐茜说。

对于游戏，陶乐茜认为堵不如疏。有个14岁女孩被爸爸形妊酞“打游戏打得昏天暗地”，来到营地后，陶乐茜为她设计了一个“游戏陪练”的职位，有两个要求：一，带营地其他小伙伴一起打游戏；二，给她爸爸讲解一款游戏，“如果你做到这两点，你不仅可以随便打游戏，我还给你发工资”。女孩很开心自己的领导力被看到了，和父亲的关系也在借助游戏的互动中转好。

◎ 在陶乐茜营地，孩子给家长讲解游戏

苏州一所休学社区的负责人霍登山也见证过一个男孩的转变。他17岁，从初三起辍学，刚到社区时沉默寡言，每天闷在房间里打游戏。后来霍登山了解到，他父母长期在外务工，把他留给了爷爷奶奶，而老人对他最常说的话是，“你看看人家的孩子”。在家里得不到足够的关心，但在游戏里，男孩打到了很高的排名。“看到有那么多人愿意和他一起玩，给他那么多的赞赏，他觉得特别有成就感，慢慢地就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虚拟化了。”霍登山分析。

得知这个男孩对中医感兴趣，霍登山帮他联系上一位中医老师，教他刮痧、理疗，几个月后他决定到中医馆上班。最近一次联系时他告诉霍登山，他现在也打游戏，但只是作为一种放松的方式，“我要学很多东西，要治病救人，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沉迷网络是果不是因。”陶乐茜强调。她开过20多次面向家长的游戏科普工作坊，邀请游戏大厂的资深策划师给家长讲解游戏设计的原理，也请心理咨询师分析青少年沉迷游戏的心理学机制，告诉家长如何通过孩子的游戏行为获知他们的“心理缺口”——可能是通过短平快、杀时间的游戏缓解焦虑，可能是在一关又一关的打怪升级中获得成就感和意义感，也可能是借由游戏维系友谊或是寻求现实中找不到的陪伴。

在陶乐茜看来，理解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父母做出改变。工作坊开始前，她会先让家长填表回答几个问题：孩子平时玩哪些游戏？游戏里有哪些操作？他在什么样的情绪状态下会玩游戏？玩完后他的情绪有什么变化？

“你回答了这些问题再说让孩子戒游戏。如果答不上来，我建议你先回家观察一下；如果孩子不让你观察，首先要改变的是你们的亲子关系。”陶乐茜说。

家长们急于看到变化。但对于孩子而言，从休学到走入一间休学机构，通常需要不短的时间才能积攒起足够的能量。

第一个阶段常常是睡觉。休学后的头几个月，14岁的陈冉终于找回了之前被课业挤占的睡眠，睡得黑白不分，“太困了”。

几个月过去，她开始做一些上学时没时间干的事，画画，漫无目的地逛商场，逛公园。她给学校里的朋友发消息，夜里十一点多才收到回复——那时朋友刚写完作业，“基本没有人能讲话，非常孤单”。

休学后的负面情绪不止于此。拿到休学通知书那天，陈冉想象中的轻松没有出现，反而是被自责、焦虑和愧疚自此缠住，“这点困难我都坚持不下来，以后进入社会怎么办”“别人会不会对我有看法，我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又要让妈妈难过了”等念头每天交替攻击她。

还有不上学和生病混合带来的羞耻感。开放日上，晓哲解释自己为什么总在家打游戏时也说到，“上外面转悠去我也不敢，走大街上我都怕人家认出来，我怕他们笑我”。实际上，休学孩子出门难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一位接触过上百个休厌学孩子的心理咨询师告诉我，很多孩子休学后都不愿意在工作日出门，尤其是正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他们会很不好意思，害怕异样的目光”。

推动当时16岁的周子渊出门的是对改变的期待。精力恢复一些后，他吃过药，也试过心理咨询，带着经历过多次失望后刻意压低的期待，他从北京只身前往杭州，开始了在一家休学机构（他称之为“小屋”）为期一个月的尝试。中间他有事回了趟家，飞回杭州的路上，心里的轻松和雀跃让他意识到，“这个地方来对了”。一个月后，回家前夜，他甚至爆发了严重的分离焦虑，在小屋后院坐到凌晨四点。之后不到一年里，他又去过两次。“一个几乎完美的乌托邦”，他这样形容。

周子渊的手机里有一个专门为小屋建的相册。翻看着当时的照片，他被一种感觉击中，顿了顿，他找到了合适的词，“安全感”——“在那里，无论情绪还是其他方面有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很肆意地表达我的想法，可以被托住，可以被完全接纳。”

描述小屋的日常生活时，周子渊又两次提到“安全感”。安全感来自于每个孩子都会被分到一位陪伴者，而所谓陪伴，用他的话说就是“一起疯一起闹腾”。更根本地，安全感来自于陪伴者“都随你”的态度：他早上不想起床时，陪伴者说，“好，你接着睡”；他有时不想上课，陪伴者说，“走，我们去玩”；他馋好吃的时候，陪伴者也会点上外卖，叫他一起吃。

这种安全感，是周子渊在过去生活中很少有的，即使是在家里。小时候他在学校被老师批评、被同学孤立，他妈妈知道后说，你要是没有错，老师为什么要说你，同学为什么要那么对你？慢慢地他产生了一种感觉，“家庭并不是一个我可以放心倾诉、完全依靠的地方”，后来他和父母的沟通越来越少，大多限于他们问他成绩、他回答，而他几乎不会主动和他们说什么。

很多时候，孩子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可以彻底放松的空间，即便什么都不做。嘉辰休学半年多后，妈妈林婷带他去过一个休学机构的线下营。五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有桌游、剧本杀、魔术、沙滩运动会、烧烤，林婷满怀期待。但到了那里，嘉辰很少去参加活动，也不主动认识其他人，一直窝在酒店房间里打游戏。林婷在一旁看得焦虑，也觉得自己很失败。几个月后又有线下营，林婷不抱希望地提了一嘴，没想到嘉辰很积极地说要去，因为“那里很包容”。

在“过来人”周子渊看来，青少年休学后，安全感是一个最普遍、也是应该被首先满足的需要，“尤其情绪状态比较严重或比较急性的阶段，当务之急是先让他缓下来，放松下来，一直紧绷着是好不了的”。

周子渊最后一次去小屋已经是两年多之前的事了，“它一直会是我记忆中的那个乌托邦，只是我不再那么急切地需要它了”。

周子渊无疑是幸运的，一次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休学机构。更多家庭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试错。

5月那个开放日当天，陈丽敏的儿子晓哲入住了这家休学机构。给孩子买好生活用品，离开北京前，陈丽敏最担心的是他的失眠。三四天后的夜里，她在河北的家中接到电话，晓哲哭着说自己睡不着，很痛苦，最初几晚有老师陪他，“后来人家让他走向独立”。陈丽敏听得着急，“他晚上需要人陪着，跟他聊天，要不他焦虑，一直胡思乱想”。

以博雅教育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也让晓哲觉得不适应。老师充满激情地讲苏格拉底、弗洛伊德，想引导孩子思考，但对于13岁的晓哲来说，这有些太深奥了。加上机构刚开始招生，晓哲之外只有零星一两个孩子加入，他找不到玩伴，大把的空闲时间里只能一个人玩手机。

深夜电话里儿子的哭腔让陈丽敏心里格外难受。一周后，她去北京接回了晓哲。

陈丽敏及时止损。还有一些孩子在休学机构待过数个月甚至一两年，但回头一看，只觉得“稀里糊涂”。

沈艺彤的15岁在北京一家休学社区度过。我问她在那里都做什么。“其实我也不太记得了，”她想了十几秒，反问自己，“我一整年都干啥了？”在她不多的记忆里，那里很自由：她有时醒得早，有时醒得晚，想参加活动就跟着参加，打羽毛球，玩桌游，上一些“不是很有学习的感觉”的课，都不想参与的话就到处晃悠晃悠。

◎ 沈艺彤休学后的艺术生活

她之所以待了一整年，只因为这是她妈妈的决定，“我只要在家就会刺痛她，我出去随便干点啥也比在家里待着强”。

同样是被妈妈的焦虑推动着，陈冉先后在上海两个休学社区各待过两个月。社区的周边环境不错，依山傍水，但她待过之后“反而更不舒服了”。

陈冉用一个词总结两个社区的共性：敷衍。宣传单上写得丰富：爬山、扫除、学画画、学外语......实际上，没有内部管理规则，没有日常活动计划，没有系统的教学体系。有时看着社区小院里被散养的鸡群，陈冉觉得自己和它们没什么区别，“感觉那儿像老年疗养中心而不是学校”。

更让她看不惯的是休学社区里老师和学生的相处模式，“感觉老师在故意讨好学生，为了让他们继续付钱留在那里”。比如，老师会刻意学一些时下的网络用语，和同学互称“宝宝”，夸人“萌萌嘟”，或是时不时冒出一句“要鼠了”——在陈冉看来，他们“一点老师的尊严都没有”。

◎ 陈冉去过的休学社区之一

还有些时候，做出“试错”这个判断的是家长。

许凌的儿子在北京一家休学机构待过两年，而这一度导致她家矛盾激化。许凌告诉我，最开始选择那家机构是因为“没有作业”，这让“一到周末就要写七八张卷子”的孩子，以及经常在家长群里被老师点名“你家孩子没写完作业”的她都觉得很惊喜。但去了之后，她看到了自由的另一面：老师们提供的更多是陪伴，缺乏精神层面的引领，也不管作息，“孩子一整个失去方向的感觉，蒙了”。正处在青春期的儿子“在那边很舒服，不想出来”，她和丈夫试图沟通，但每次沟通总会引发又一轮的争吵。

许凌不后悔当初的尝试，但坦言自己“冲动了”，“既能让孩子探索自我，但是又不会太自由太松散，还是很难平衡的”。

“面向休学青少年的人生中转站”，北京某休学机构的简介中这样写道。那么，下一站是哪里？

霍登山见过不少家长，刚到休学社区时都说，“我不指望我的孩子以后有多大出息，我只希望他把生活作息调整过来，健健康康的就好”，但继续聊，他发现家长们“其实都是满怀期待”。

从孩子休学起，一个沙漏悬在许多家长心里。他们谨慎地算着流沙的速度，或快或慢。当沙漏空了，孩子就该复学了。对于这种心态，霍登山形妊酞“种下一个西瓜秧，立马就想吃西瓜”。

陈丽敏也不例外。晓哲今年三月正式休学，按照规定，休学期为一学年。不过陈丽敏有自己的计划。她准备九月先给晓哲“找个班待着”，之后再补手续，“其实这个休学制度也不太好，应该孩子准备好就可以去”。我问，还剩三四个月，来得及吗？“也得看孩子，”陈丽敏的语速放缓，“他恢复得好就早点去，不适应的话咱们就往后错。”不过，一年为止。

“机构也不是长久之地。还得让他回到学校，接受正规的、传统的教育，得跟着大流走，”陈丽敏的声音恢复了一个初中老师的干脆果决，“怎么也得走完这三年，哪怕是混也得混过去。”

想要“特效药”、对短期内复学有明确要求但不关心孩子心理变化的家长，是陶乐茜不太愿意接触的。营地活动之外，她也做面向休学青少年的一对一家庭教练陪伴服务，和家长沟通时她会提前说清楚时间周期：前期的家长工作需要1-1.5个月，用于和家长调研、了解孩子的兴趣和雷区，下一步是和孩子建立关系，需要1.5-3个月，持续支持孩子还需要4-6个月。复学则是到最后一个阶段、孩子状况稳定后才会被提到的话题。“家长有不着急复学的认知，是最难能可贵的资源。”陶乐茜说。

父母对复学的急切也会化作沉重的负担压在孩子心上。休学的四年里，周子渊复学过三次，“每一年都在尝试，每一年都没有成功”。

复学时间最短的一次，他只坚持了不到一周。坐在教室里，他昏昏沉沉，只能趴在桌上听课，忍着头痛看书。老师严肃的声音从讲台上传来：你既然来了就好好听课，每天在这里趴着的话还不如不来。他大受打击，在心里腹诽：“我能坐在这里都是我烧高香了，让我以正常上高中的强度听课，我真的做不到。”第二天他再次休学，重回小屋，被熟悉的安全感抚慰。两年前的九月，他第三次复学，不到一个月后又一次休学，自那之后他“就没正经上过学了”。

但他妈妈仍然时不时流露对他复学的期待，以一种迂回的表达方式——“你不上学让我很难受，很焦虑。”每到这时，周子渊总是避开母亲的目光，换一个话题。

一个常见的误区是，休学的孩子不喜欢念书。很多时候孩子不是不想学习，只是不想在学校那个环境里学习，而且他们觉得学的应该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林婷说。

在休学机构度过了让母亲倍感忧虑的两年后，许凌的儿子逐渐感觉到了空虚，他告诉我，“玩疯了，玩够了，就意识到不能一直这样玩，得想想以后要干点啥”。后来他在美术中找到了自己的热情，现在在一所私立学校的国际部读书，计划高中毕业后去日本学设计。

休学一年半的陈冉，现在也到了“休够了，想找个学校去上学”的阶段。但她盘算了一遍去过的公立学校、创新学校和休学社区，“好像没什么合适的学校，我在每个地方都不开心”。

她向凤凰网描述了理想中的休学机构（或曰学校）的样子——

“第一，能和同学们玩到一起，不会被排挤，这个是最重要的；

“第二，要有一个完整的课程规划，能让人学到东西。其实我想学的东西很多。我想学英语，学日语……我想学医学……我还想学艺术，学画画，学音乐。

“第三，我也希望学校的老师能给我指一条路，以后去哪里上大学，去哪里工作，让我有个目标去努力。”她沉浸在想象中，话尾轻松地翘起来。

接着她顿住了，似乎想到了什么，语气重新变得低迷，“感觉还挺难的，至少我去过的学校都不符合”。

为休学的孩子奔走的大多是妈妈，这是我接触的数位休学机构相关从业者的共识。

儿子休学两年半以来，林婷参加过不少休学机构组织的家长活动，“见到的99%都是妈妈”。疲惫，焦虑，忧心忡忡，长在她们脸上。在机构听了很多课，林婷说，妈妈们的一个共同期盼是，多一些让她们坐在一起聊聊天的场域。

上海奉贤区的一个农家院提供了这样的环境，这是经历过重度抑郁、现在从事疗愈行业的夏林搭建的一个公益空间，她称之为“休学家庭秘密基地”。“秘密基地”本不是专门为妈妈们而设，但夏林发现，到场的基本都是妈妈。她还建了一个200多人的线上家长社群，里面只有3个爸爸，“每次有爸爸被拉进来，大家都感叹稀客”。

发在社交媒体上的招募贴中，她写道，“想给休学的家庭一个喘口气，可以相互交流，一起往前走的温暖港湾”。在她的小院，没有课程表和任务卡，不教认知也不治病，家庭们只是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玩在一起，聊在一起。

“母亲们都非常坚强。”夏林说，她认识的妈妈很多都是“丧偶式育儿”，孩子休学后，丈夫给到的协助和支持很少。于是妈妈们一边拼命工作挣钱，一边努力照顾孩子的身心，“10个里有6、7个都在自学心理学，甚至考了心理咨询师的证书”。

在“秘密基地”，好几位妈妈对夏林倾吐过自责和对孩子的愧疚——“孩子出了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我不是个好妈妈，要不然我的孩子怎么会这样”。这样的表述，在陈丽敏和凤凰网的对话中也多次出现。儿子休学后，丈夫和婆婆都说是她这个母亲没做好。她一方面更加为早前到外地工作、把孩子交给严厉强势的奶奶照料而歉疚，同时也觉得委屈，“父亲的失职干嘛都推给母亲”，但因为不想让儿子看到父母总吵架，她咽下了所有的指责。

对妈妈们来说更难的是接住来自孩子的负面情绪。一次线下活动时，夏林亲眼见到一个女孩当着母亲的面自残，并情绪激烈地宣告，“我就要死，我已经计划好了下一次怎么自杀了”。

“我没有见过不流泪的妈妈。”夏林说，她之前刷到过一些视频，说“孩子抑郁休学背后，往往有个焦虑的妈妈”，“家长要先解决自己的焦虑，才能帮到孩子”，也曾深以为然。但当她坐在这些妈妈的对面，听她们讲每一天是怎样小心翼翼地照顾孩子，她意识到，她们不是不知道要释放自己的情绪，也不是不想，她们是不敢——“她们一旦给自己的情绪松个口子，就是海啸般的决堤”。

最后说说钱。

这是市面上部分商业性休学机构的收费情况：周子渊去过三次的杭州某休学机构，一次21天，15800元起步；陈丽敏的儿子短暂住饼一周的北京某休学机构，每月1.8万元；张思扬住饼两年的北京某休学机构，一年的教育咨询费约16万元，不含住宿费和餐费；林婷和儿子嘉辰参加的北京某休学机构的线下营，一次5-7天，每人约4000-6000元。

许多家庭被这样的价格挡在门外。北京一家休学机构的负责人说，哪怕是北京本地的家庭，也有3-4成是因为经济原因送不来的。即使是对于夫妻二人都是企业中高层的林婷一家，目前休学机构每个月近2万的价格也已经达到他们心中的上限，“再高就真不行了”。毕竟，照顾一个休学的孩子，需要花钱的地方还有太多。林婷粗略算过，儿子休学两年半以来，家里的开销至少有20万，上休学机构、游戏充值和日常点外卖是开支的几个大头。

根植于社会文化中的优绩主义，也是休学青少年康复路上一个很大的阻力。

陶乐茜的营地来过一个男孩，20岁，本来在一所211大学计算机系读大三，但对专业课不感兴趣，挂科严重，只能休学。他总说自己“一无是处”，唯一感兴趣的就是摄影，陶乐茜就鼓励他做营地的摄影师，后来那期活动将近一半的照片都出自他的手。离开营地后，这个男孩明确了做职业摄影师的志向，但因为他的学校不让转专业，他转学去了一所二本院校读摄影，同时跟着一个资深摄影师做学徒。孩子恢复了对生活的热情，但家长的抱怨反而更多了：好好的211不上，去什么二本？

◎ 陶乐茜营地的活动

据一位在两家休学机构做过三年导师的从业者观察，越是第一代大学生、越是“靠个人奋斗吃到时代红利”的家长的孩子，越容易心理上出问题。“家长太想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孩子身上了，逼迫孩子内卷。但时代不同了。”

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厌学、拒学在新冠疫情后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危机。美国教育部数据显示，在2022-23学年，美国公立中小学的长期缺勤率（指缺勤时长超过10%）为28%，而在疫情前这个数字是15%；另据英国教育部数据，英国在2023-24年有超过17万青少年严重缺勤（指缺勤时长超过50%），是2018-19年的2.83倍。

为了应对这一社会问题，在部分欧美国家，除了有商业性的心理康复机构，还有政府资助的社区中心，学校也会和政府、公益组织、基金会联合起来，在校内设置出勤导师（attendance mentor）、心理导师、行为导师等岗位，借助奖券、治疗犬等方式吸引青少年重回学校。在一些地区，学校还会将学生出勤情况与地方政府共享，教育专员和出勤官员（truancy officer）通过家访等形式，为拒学的青少年和他们的家庭提供帮助。

得到更多来自政府和社会组织的支持，是很多休学家庭共同的期待。比如，林婷盼望街道或社区能定期组织休学孩子的妈妈们聚一聚，“妈妈们平时要工作，要照顾家里，其实很难走远”。也有一位妈妈告诉夏林，她很希望在家附近能找到为休学的孩子开设的公共空间，让他们白天有地方和同龄人社交，学习一些课业之外感兴趣的内容。“我能起到的帮助好有限”，偶尔这种念头会让夏林觉得有些沮丧和憋屈，但在一些时刻，她看到了自己带来的微光。

那个曾对着母亲自残的女孩，来到“秘密基地”的一周后，交到了好几个朋友。母亲感叹，好久没看到她这么开心了。

离开前女孩说，妈妈，你帮我买一点学习用品吧，我觉得我可以去学校了。她顿了顿又说，我相信只要过了这一关，以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