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丽丽是一位在汽车行业打拼17年的职业女性，她的职场路径原本走得顺遂，换过三家公司，从一名普通销售一路往上，临近40岁换到新公司担任销售总监。但在2023年9月，一次去杭州出差的过程中，她和公司老板王某共赴一场酒局，被劝酒后醉到“不省人事”，之后在酒店遭遇了王某的性侵。

崔丽丽说，最开始也感受到害怕、绝望、羞耻等等情绪，最难受的是，因为醉得太厉害，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遭遇了性侵，也慌张到忘了保留身上、衣服上的生物证据。直到事发三天后，她想起一些被王某猥亵的画面，告诉丈夫梁靖宽，“自己可能被欺负了”。梁靖宽保持了冷静，提示她可以查监控，崔丽丽慢慢恢复理智，咨询律师如何取证，也很快返回事发酒店调取监控。

接下来，在丈夫梁靖宽的鼓励下，崔丽丽报警立案成功，且办案检察官侦查到另一份关键证据，弥补了她记忆模糊的部分，最终以“强奸罪”对王某提起诉讼。2024年4月2日，事发过去七个月，法院以“强奸罪”判决了王某4年有期徒刑。

但崔丽丽的战斗并没有结束。

和许多遭受职场性侵害的人一样，她患上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向公司请病假，而公司不仅不认，还停发她的工资，停用OA系统和邮箱，移出工作群，最终以严重旷工为由将她开除。她曾经信任的同事，大多站在了她的对立面。

“站出来指证老板，实际上敌人不仅是一个王某，而是一个公司，一整个权力体系。”崔丽丽说，但她相信，个体是有主动性的，不会轻易被体系吞噬。她继续查找法规，发现《工伤保险条例》有一条对自己适用。被开除那一天，她去人社中心申报了工伤，尽管要把伤口重复撕开，但她坚持战斗，最终历时8个月，12次系统治疗，两次专家会诊与鉴定，成功认定了工伤。这也是第一次女性遭遇职场性侵害之后，能用新的法规维护自己的权益。

战斗的另一面，是精神难以弥合的创伤。今年1月元旦过后，崔丽丽一早去车站接我，她个子小小的，围了一条厚围巾，敏感地捕捉路人看她的眼神。事发后，她被噩梦折磨，不敢独自出门，更做不到回归职场。

梁靖宽一直陪着她，在心理咨询师的建议下，他还和丽丽一起看专业的书籍、电影，理解病情，也试着理解女性的心理和处境。“丽丽告诉过我，其实她不需要任何语言安慰，但是有一个人陪着，我的一个眼神，一个握手，一个拥抱，对她来说都是珍贵的。”

第一次接受采访，崔丽丽就考虑好要用真实姓名，她想“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站出来，而不是一个化名，接受视频采访时脸上也不是一个马赛克”。她希望在采访中不断接受和正视自己，也希望给亲友一个最直接的回应，为什么留在家里没有工作？消失的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梁靖宽也通过报道重新理解妻子，“不要低估一个人的声量，也不要低估一个人站起来的勇气和希望。”

工伤认定之后，崔丽丽接着准备打劳动仲裁，这一次她没有请律师，而是自己收集证据上了战场。她说自己不是法律人士，输了不丢人，“但要赢，就想赢得漂亮一点。”过了一个冬天，又到一年春天，今年4月1日的早晨，她再次发来消息，“仲裁结果出来了”，后面跟着奋斗的表情符号。她又赢得了一次胜利。

以下，是崔丽丽和梁靖宽的讲述——

（除特殊标注外）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拼凑的真相

崔丽丽

事情的真相，我刚开始其实不记得了，是后来才一点点拼凑起来的。

最清楚的记忆，是2023年9月24日，凌晨4点多，我不知道怎么就醒来了，带着一点醉意，看到房间里还开着灯。我第一感觉是很奇怪，因为我睡觉从来不开灯，再仔细一看，就发现布局和我的房间不一样，标准间的另一张床上，还躺着一个人。我很吃惊地坐起来，结果发现身上一件衣服也没穿，衣服都杂乱地扔在地板上。

我当时直接就懵了，不知道因为羞耻还是害怕，一边下意识穿衣服，一边就哭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声响太大，把王某吵醒了。他突然过来拉住我，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思考，就是下意识地想要逃走，到了自己的房间门口，刷了几次房卡都打不开，我只好去一楼找前台，但走到电梯间才发现，自己慌张到连鞋子都忘了穿。

我去杭州出差都住那家酒店，跟前台比较熟了，感到那个样子太丢人，只好又折回去敲王某房间的门，想把鞋穿上。当时还是很迷糊的状态，我回到自己房间趴着就睡着了，直到8点多钟才彻底清醒，想不起来前一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为什么会在王某房间没有穿衣服醒来，就第一次去找王某对质，想找他问个明白。

那是王某第一次对我撒谎。他说我喝多了，打车送我回来，发现我的房门打不开才去了他的房间，后来我又吐在衣服上，他才脱了我的衣服。那次对话，我对王某还使用“您”这个字眼，始终没直接问出口他是不是性侵了我，王某也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当天下午回了天津，而我留在杭州继续工作。

那时候我已经有应激反应了，整个人变得特别恍惚，有一次和客户见面，突然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工作；还有一次过红绿灯，也突然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在这里。后来心理咨询师告诉我，这是一种“解离”反应，是人在面对不可承受的压力时，大脑把身体和周围环境隔离开的自我保护。

那时候，我感到最难受和最困惑的，是对发生了什么根本想不起来。我逼着自己从头捋一遍：9月23日晚上，我和王某约客户谈合作，想着要跟别人聊正事，最好别喝太多酒，我本身也不擅长喝酒，就订了一家日料餐厅，点了一瓶清酒稍微助兴。客户来之前，王某说今天一定要喝美了把对方拿下，王某平时酒量很好，但那天开场一个多小时，就发微信跟我说，“你陪着多喝点，我快不行了”，过后又补充，“这酒后劲挺大的”。

我想老板可能喝不惯清酒，既然他这么说了，我就陪了几杯。到11点左右，我开始感到晕乎，赶快去结了账，提醒他们差不多可以结束了。但没想到回来后，桌上又多了两瓶酒，王某一直劝我敬客户一杯，把我弄得下不来台，我就又陪了几杯，之后彻底醉倒趴在桌子上，整个人就断片了。

之后更多的记忆，我都没有了。直到三天后，再次在重要的商务应酬上见到王某，一些被猥亵的画面就想了起来。我冲到卫生间，哆嗦得不行，但因为职业素养还是强撑到了应酬结束，回到酒店后，我坐在床上，靠着墙，坐了一整晚，精神彻底崩溃了。



图源剧集《不完美受害人》

第二天一早，也就是事发第四天，我才打电话跟先生讲，自己可能被人欺负了。先生让我赶快买票回天津，见面后他也很生气，说我为什么不赶快查监控？为什么不赶快报警？我才第一次回过神来可以看监控。那时候刚好碰上国庆节，我和先生按计划要回老家参加亲戚的婚礼，但我实在等不到假期结束，就先咨询了律师怎么取证，之后一个人去了杭州调取监控。

酒店经理是第一个站出来帮助我的女性，监控一般不能给客人看，但她帮我支招，说可以先报一个丢东西的警，看看监控到底录下了什么。后来在警方的陪同下，我才第一次在视频里比较完整地拼凑出当天的情况：

回到酒店我已经是昏迷不醒，王某原先说是背我回来，但其实是抱着我，在电梯里就实施了猥亵，之后经过我房间也根本没有停留，直接进了他房间。到了凌晨4点多，我从王某房间出来的状态原本也忘了，那时候才看到，我光着脚，走得摇摇晃晃，衬衫也穿得乱七八糟，刷不开房门之后，瘫坐在地上就哭了。

我一边看，一边哆嗦得全身发抖。因为提前咨询过律师，我知道生物证据肯定采不到了，唯一的实物证据就是监控，一个月后会被新的视频覆盖，我就请酒店经理一定要把这些监控全部复制保存下来。她让我放心，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帮我。

10月3日那天，我还向酒店保安、打扫阿姨录音取了证。原来，事发的晚上，前台小妹担心我被抱回来，就让保安帮忙一起搀扶上楼，但被王某拒绝了。前台小妹又留意到监控里王某把我弄进房间，让保安去敲了几次门，都没有回应。最后，她再次给王某房间打电话，问是否需要帮助，王某说“不用”挂了电话，她没办法再坚持，只好交代保安巡逻时多留意那个房间。

问完这些，我错过了当天回天津最后的航班，不得不在杭州停留一晚，就选了一个离事发酒店30公里的地方住下。当时天已经发黑了，我突然觉得城市变得很恐怖，周边人也很恐怖，看到路上一位秃顶男性迎面走来，一下子想到王某，吓出了一身冷汗。我从来没有那么脆弱过，甚至连自己的房间都不敢回，就在酒店大厅里坐着发呆。后来实在没办法，就给一位在杭州的女性朋友打电话，接通之后话都说不出来，一个劲儿地哭。

那位朋友什么都没多问，立马来找我，和电影里的画面完全不一样，知道原委后，她不是和我抱头痛哭，而是特别冷静地说，“丽丽，咱们把你监控看到的，能想起来的，再好好盘一盘。”我一下子被她的冷静和理智镇住了，就在酒店里找了一个本子、一支铅笔，我一边说，她一边写，写完以后，我们俩基本上断定，不管有没有被性侵，强制猥亵肯定是有了。

接着，我们又把职场的工作方法拿出来，策划用什么话术再找王某对质，如果对方承认性侵，话要怎么说，如果不承认，又要怎么说，把可能性A、可能性B都写出来，尽量多问出一些话，多收集一些证据。

我们对着草稿演练了两遍，一直搞到凌晨3点多。但那时候，我对于是否报警还是有一些挣扎，我会思考报警的代价是什么，我先生能承受吗？我的父母、他的父母能承受吗？我女儿才11岁，她知道了要怎么办？还有我的职业，汽车行业的圈子就这么大，闹开了我怎么面对同行，之后找工作公司做背调怎么办？

朋友听了这些顾虑，她的回应非常打动我。她说，“你要是能报警，我全力支持你，但是如果你做不到，我也理解你，我懂你。”

梁靖宽

9月27号早上，听到丽丽打来那个电话，我的感受挺复杂的。我记得丽丽当时是例假最后一两天，所以她说“被欺负了”，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反复跟她确认才知道是真的。丽丽在电话里一直哭，整个人就傻掉了，其实我也挺懵的，当然还有愤怒，那时候脾气就上来了，怪罪她怎么不及时报警，要赶快报警。

但问题是，丽丽对许多事情一点记忆都没有了。我也感到奇怪，丽丽虽然酒量不好，但她对事业很负责，不可能让自己在客户面前失态，而且喝了那么几杯就醉成那样，我是有过其他怀疑的，但当时用过的餐具都清理掉了，也没办法再追查什么，只好让她买最快的一班高铁回家，我们再一块儿商量商量。

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查监控。后面一两天，丽丽也恢复理智了，找了做律师的高中同学咨询，后来一个人去杭州看监控，期间我们是一直联系的，丽丽说东西都查清楚了，但是具体查到什么，她没说，也没发给我看。我听出了她的犹豫，就想当天赶紧过去处理这件事，但丽丽坚持先回家再说，还说有人陪着她，让我不用担心。

后来，我才知道丽丽的很多顾虑，家人、朋友、事业，生活里还上有老下有小，现在经济又不景气，所以她承担的心理压力非常大。但我当时没有想过这一层，对报警也没有过动摇，因为这是犯罪，坏人犯罪难道还要逍遥法外吗？丽丽害怕承受外界的一些声音，但我从来不会被这些观点绑架，也告诉丽丽说，对她有看法的人才是病态的，我们干嘛要去理会那些人？



图源纪录片《黑箱日记》

关键证据

崔丽丽

10月6日开工第一天，我特地拿了一支录音笔，带着犹豫和纠结去了公司。在王某办公室，我像之前演练过的那样，开始一个个提问，想着他哪怕撒谎露出破绽，破绽或许也是一种证据。但没想到，王某不仅不承认性侵和猥亵，还说我“不知好歹”，言外之意是他没嫌弃我就不错了。我被彻底击碎了，瞪着王某的眼睛咆哮，立马就去杭州报警。

我先生特别支持我，这次报案是他陪我一起去的。他特别理智，让我把关键点提前写下来，以防报案时太过激动疏漏了什么。

去事发酒店的路上，我都是雄心壮志的，但剩下最后一个红绿灯，我突然腿一软，走不了路了，就开始哭。10月份的杭州其实特别美，但那天的蓝天和白云在眼里都是灰色的。我拽着先生的手说，我太怂了，连走进那个酒店的勇气都没有了。我先生拉着我在街边的长椅上坐下，说没事儿，别着急，不想去咱们今天可以不去。我感到自己怎么变得这么懦弱，憋了一股劲儿，突然把眼泪擦掉说，“老公，咱们走。”

到了酒店，110电话很快接通了，但我光张嘴发不出声音。我先生就接过电话，说我媳妇在哪个酒店被强奸了，要求你们马上出警。

警方的行动很快，五分钟之后，来了一辆小轿车跟一辆中巴车，把酒店戒严了，我和先生去了警察局录口供，接着又去医院采集身上是否还有王某的DNA。整个过程都很顺畅，录口供的警察是位特别好的男性，不会强迫我作答，也没有提问让我感到不舒适的问题，在我哭的时候还会安慰我；采DNA的医生也说，没事儿不疼的，然后说，“咱们没有错”。

警方告诉我一般7天能立案，最多不会超过一个月，让我回天津耐心等一等。一直到10月27日下午5点左右，我突然接到警方打来的电话，语气特别严肃地告诉我立案了，我整个人就激动地从沙发上溜到了地板上。

在醉酒类性侵案件中，往往要证明被害人醉酒到了什么程度，这点在我的案子里没有任何质疑，监控和相关证言都很明确，我已经严重到“不省人事”的状态。检察官最初遇到的难点是，采集不到DNA，光靠我模糊的记忆，指控“强奸罪”肯定不够。但办案检察官特别负责，一帧一帧地细致看监控，看到我进王某房间约半个小时之后，隔壁房客突然打开了门，在王某房门口徘徊了几分钟，还有掏出手机的动作。

检察官凭直觉感觉到，那名房客是不是听到了什么？拿手机是不是录了音？那天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还下着特别大的雨，但检察官生怕这条线索断了，立刻跑去酒店，在警方的配合下排查房客，没想到那位客人还在酒店里住着。

那名房客告诉检察官，因为酒店隔音比较差，他先在房间里听到很大的动静，还有女性迷迷糊糊反抗的声音，之后在门口听得更清楚了，就用手机录了大概2分钟。这段录音成了指控“强奸罪”的关键证据。我记得特别清楚，2023年11月11日，检察官给我打来电话，声音特别兴奋地说，崔丽丽你知道吗？我找到了非常关键的证据，王某已经实实在在被抓起来，不怕给他定不了罪了。



2023年10月9日，梁靖宽陪崔丽丽去杭州报警，他走在前面，崔丽丽拍了他的背影留念。

去战斗

崔丽丽

报案后的一个多月里，我一直做噩梦。

可能是事发之后，我曾回去王某的房间找鞋，就做了各种找鞋子的梦：要么在一片漆黑中找鞋，要么在大雨中跑着找鞋，而且梦里的鞋子特别具体，有时候是运动鞋，有时候是拖鞋……我总是害怕得从梦里惊醒，醒了以后就觉得很不真实，想不明白自己怎么落到这个境地。

我做销售17年了，发生这件事，真的是把我过往十几年的职场信念完全推翻了，把我对于人的认知和信任也完全推翻了。

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外企，完全不讲什么喝酒拉客户。记得27岁那一年，我第一次出国去谈业务，后面又带团队出去，都是天不怕地不怕，拉个箱子就走了，觉得哪里都很安全。第二份工作，老板是一位和我同岁的男性，出去见客户都直接说，丽丽是女孩子，她不能喝酒你们照顾一点。所以在以前的环境里，销售虽然要应对很多酒局，但大家都特别保护我。

但这家公司的酒文化特别重，王某经常向我灌输，我的领导虽然是一名女性，但很多业务都是她喝酒喝来的。公司聚餐的时候，王某也会劝下属喝酒，下属就下意识地服从老板的指令。包括这一次，其实最开始我对自己是有怨恨的，为什么不强硬拒绝王某，但我根本没想到会喝到那么醉。我想过提防客户，但从没想过提防自己的老板。

我真的是信念崩塌了，在医院里检查出抑郁，变得不敢出门，就喜欢在家里楼上一间小书房里待着。先生担心我自我封闭，经常招呼我出来看电视，或者陪女儿下一盘围棋，但我甚至不愿意亲近他和孩子，觉得一个人在小房间才安全。

因为担心我的精神状态，我先生转为半工作状态，每天守着我，承接了很多我的负面情绪。那时候，我跟他已经分开睡了，有一天夜里，我又从噩梦里惊醒，怎么也睡不着，外套都没穿就跑下楼，那天晚上下了点雪，薄薄一层铺在地上，我就坐在雪地里发呆。

可能是听到开门的响动，我先生追着我下了楼，以为我产生了不好的念头。他的情绪第一次变得激动，说我难道为了一个畜生要把自己毁了吗？这么活不下去，有想过他吗？有想过孩子吗？他一直抚摸我的背，帮我平复下来。

我确实被先生的关心，还有那晚的一段话激励到了。我觉得自己不能再颓废，案件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拉锯战，我想起码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好的状态去战斗，慢慢开始恢复运动，在房间里一个人也是查资料，看别人的求助帖和经验帖，有的会抄写下来，有的截图保存在电脑里，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

案子开庭前，王某还可以走一个“求谅解”的环节，检察官说可以见一见王某的家人，王某太太是公司出纳，拒绝了和我会面，公司二股东和我的直属领导就作为代表，但一见面也不是道歉，而是为王某哭穷，然后提出一笔赔偿。我一听就不想谈了，对方看我态度这么坚决，干脆不要我的谅解，翻供打无罪辩护，不承认强奸，甚至说我主动倒贴。

得知王某拒不认罪，我的精神又崩溃了，有一天去接孩子，走到楼下就失神摔倒了，造成左手粉碎性骨折。那时案件马上开庭，按照我的本意，即便绷带吊着胳膊也要去参加庭审，但先生怕我情绪激动，最后就全权交给律师和检察官处理。

庭上的争辩很激烈，王某坚持陈述，我到公司一年没有业绩，担心被开除才主动勾引。检察官辩护说，这个逻辑不通，既然是想讨要好处，为什么一个女性连工作、职业生涯都不管不顾，最后也要讨一个说法？一般强奸罪是3到10年的刑期，检察官提出判6年，最后法院判决了4年，连带民事赔偿诊断焦虑、抑郁、失眠的医疗费用3000元。

庭审前，让我没想到的是，法官主动给我打电话说，他知道我遭受很大的精神打击，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工作，但根据国家关于性侵案的法律规定，除了未成年人，没办法支持成年女性的精神赔偿诉求。他最后鼓励我说，案件结束之后，可以打劳动仲裁继续维权。



图源剧集《不完美受害人》

梁靖宽

这一年多我也学会换位思考，照顾丽丽的心情。我们去医院治疗，心理咨询师会给她推荐一些电影和书籍，我就跟她一起看，比如有一部电影讲在911事件中失去家人的人，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变得极端和自闭。我了解了疾病，但说实话，学习了一段时间，丽丽的状态还是不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丽丽自己睡觉，每天噩梦缠身，刚惊醒时不认识我了，哭着往外推我，我一边拍她的背，一边说别怕，要等个一两分钟，她才能清醒过来，我就守在她旁边，等她睡着了，给她盖好被再走开。她还总是晚上跑出去，我害怕她想不开，睡眠变得很浅，留意着她的动静，甚至有时候幻听，也会突然跑上去再看她一眼。

白天状态更不行了，就好像掉进一个漩涡里，什么事也干不了。我拼命想把她往外拉，说要不咱们听相声去，看电影去，唱歌去，还有我们之前没事就带着孩子去玩的一些项目，她都拒绝了。后来她胳膊又伤了，那时候我压力也很大，每天送孩子，接孩子，做饭，打扫卫生，带她去看病，还有工作的事儿，还要跟律师沟通一块儿复盘，已经没有时间去感受自己的感受了。

我特别想扩大她的世界，让她感知到生活的很多面，有时候去单位，会把有意思的事儿发给她，有时候中午来不及回家吃，就把午餐拍个照片发给她，想要逗她开心，逗她笑。但在案件进行过程中，她有天大的委屈，正义没得到伸张，根本就笑不起来。

最大的支持，就是陪她一起战斗。后来案件开庭，丽丽受了伤还特别想去现场，我不同意，害怕她和王某接触越多，越是会勾起不好的回忆。但我仔细问过检察官，两次庭审，王某状态特别不一样，第一次非常嚣张，拒不认罪，第二次临近宣判，他终于感到害怕了，像皮球泄了气。

但这并不意味着伤口就此弥合。在我眼中，丽丽真的是一个特别真诚、特别友善的人，无论谁和她接触，都能感受到她的无微不至和热情。但我和她都预料不到，那些她曾经真诚对待的公司同事，有一天会从背后狠狠敲打她一棒。



图源剧集《不完美受害人》

敌人

崔丽丽

从事发到案件在2024年4月2日判决，我逐渐感知到，站出来指证老板，实际上敌人不仅是一个王某，而是一个公司，一整个权力体系。

公司里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是我的直属领导。同为女性，她最开始特别共情我，但是很快态度就变了。最开始我去杭州报警，在OA系统上请假，理由是“出差期间遭受重大侵害”，直属领导为了不扩大影响，让我改成“处理私事”，我不认同“私事”这个说法，审批就一直没有通过。

王某还没有被批捕时，我都是在微信上跟直属领导请病假，她原本是一个我很信任、很尊重的人，有一次聊天，就跟她说会拿出比开发业务更大的决心把王某绳之以法。没一会儿，话就传到了王某那里，他直接把我踢出管理群，停用了我的OA和邮箱。接着，直属领导又把我踢出股东群、部门群等等群聊。在录口供环节，她更是完全站在了我的对立面，证词都是说我的工作能力不行。

王某被批捕后，公司的投资人也开始行动。当时公司正在面临上市，他担心王某被判刑会影响上市，一天晚上11点多给我发来信息，说一家公司老板都是最难的，老板倒下，200多人的饭碗都受影响，让我要以大局为重。我没回复这条信息，凌晨1点多，他就又发来一条，说资本圈都是利益至上，他会介入进来，让我拭目以待。

期间，公司怕被指控打击报复，没有直接开除我，但也没再给我发过工资。直到去年4月18日，人力资源部长约我见面，从包里拿出一份解除合同通知书，说我只是在微信上请假，后面还中断过一段时间，属于严重旷工，以违反公司制度为由将我直接开除。我最开始没明白，案子4月2号就判了，为什么拖延到18号才开除我，也是最近才回过神来，因为他们担心我不满4年刑期提出上诉，而18号刚好过了上诉的最后期限。

这些事不断冲击着我。其实最早加入这家公司时，我已经三十八九岁了，大家都说，女性的职业生涯比较短暂，我虽然一直不认可，但也会觉得，这家公司可能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了。那时候，我对这个选择做了很多考量，觉得公司有一定技术积累，想要拓展业务板块，又想要上市，而我有资深的市场经验，可施展的空间很大，值得为之再努力打拼几年。我那么认真地考虑和对待公司，但公司那么容易地把员工抛弃，那种反差感是很大的。

在公司里，我也是一个小鄙东，如果被扣上违反公司制度的帽子，股权就会被公司0元回购，相当于所有损失都是我自己承担。我感到极度的不平等，甚至是被职场霸凌。我先生劝慰我说，别人只是打一份工，不用跟他们谈道德，因为道德是比法律更高一层的要求，但经历这种背刺，我依然会感到很恐怖、很受伤。

我不想那么轻易被打倒，个体不能就这么轻易被一个体系吞噬。和人力资源部长见完面那天，我就直接去了人社中心申报工伤。我知道那将又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提供证明，把我的遭遇再给别人叙述很多遍，但我必须去战斗，我觉得那是一场维护过往17年职业生涯的战斗，也是一场对过往40年人生的努力和付出负责的战斗。



申请工伤时，崔丽丽准备的证据

在这之前，职场性侵害造成的精神伤害，没有工伤认定的先例可循，但我查找到，《工伤保险条例》里明确提到，员工因公外出期间发生意外或者受到伤害的，应当认定工伤。我觉得这一条对自己适用，但麻烦的是，人社中心说必须在他们指定的安定医院经过12次系统治疗，之后由几位专家会诊，才能开具正式的精神诊断书，证明我的工伤。

那时候，我才开始去安定医院的精神科门诊做检查，不光是抑郁、焦虑，还查出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2024年7月9日，崔丽丽经过天津市安定医院专家会诊，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

还有一段波折，是三位专家第一次对我会诊时，发现我是事发第七个月才来到安定医院，要求我把前面三甲医院的治疗证明补给人社中心，再去预约二次鉴定。我当时就崩溃了，感到太折磨人了。专家说流程必须要走，不过他们告诉我，他们倾向于保护劳动者，因此会尽快安排二次鉴定，不让我再等待那么长时间。

就这样，一直到2024年12月3日，距离申报过去七八个月，我的工伤最终得到了认定。人社局先是电话通知了我结果，又将认定书邮寄到了家附近的邮局。

那天，我先生开车带我去取，刚开始我心里还很平静，但打开邮件之后，先生让我从头到尾读一遍给他听，读到结论那一段，我就有点哽咽住了，再到“崔丽丽同志”这几个字，我开始控制不住掉眼泪，就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位国家公民，一个劳动者，再次被认可。



工伤认定结果。

“崔丽丽”不是一个化名，一个马赛克

崔丽丽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伊藤诗织写的《黑箱：日本之耻》，讲她被知名记者也是熟人性侵，5年之后再去事发酒店，走到门口的时候还是崩溃了。她还写过一本书《裸泳》，讲去拜访韩国慰安妇，见到老婆婆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她们什么时候才能忘掉自己被性侵的事实？那些婆婆拉着她的手说，“可能要到你死了才能忘记。”

看到这句话我非常感同身受，除非我的生命结束了，或者失忆了，要不怎么可能会忘记？有时候，我骑着动感单车，会突然想到被侵害的场景，还会把自己带入当时无助、绝望的感受，就会出现喉咙被卡住、喘不上来气的躯体反应。我也变得不敢一个人坐高铁，不敢一个人住酒店，更不敢像以前一样见同行跑业务，医生说这都是PTSD的典型症状。

我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直到2024年6月，办案检察官把我的经历写成报道，发表在检察院内部期刊杂志上，他告诉我说，我的经历不是个案，发表出来可以展现一些力量，让更多女性反对职场性骚扰。检察官的话格局很大，一下子把我点醒，那时候就想要接受媒体采访，用更大的声量把经历说出来，也是不断正视和接受自己，找回跟社会链接的自信。

第一次接受报道，我就考虑好要用真实姓名。我知道这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但既然要发声，我想“崔丽丽”就要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站出来，而不是一个化名，接受视频采访时脸上也不是一个马赛克。我不再怕先生之外的家人和熟人看到，恰恰认为应该给他们一个最直接的回应，为什么我留在家里没有再出去工作，消失的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然，做这件事的家庭支撑是很重要的。我的先生很尊重我接受采访，其中一次访谈还给他很大的冲击。其实刚开始知道这件事时，他只是责怪我为什么不赶快报警，但没站在我的角度考虑我的感受。看过访谈之后，他才说我是多么有勇气，在应激状态下还能坚持工作好几天，把任务完成，再思考这件事一步一步怎么处理，之前他从来没体会到这一层不容易。

我的母亲虽然是上一辈的女性，但知道我的遭遇后，没有一句责怪，第一反应是心疼，然后说，“只要你认为做得对的，妈妈都会支持你。”母亲非常坚韧，她早年经历过丈夫去世，带着一个男孩改嫁；中年又经历丧子，那个男孩在10岁时溺水没有了；前两年，我的父亲因癌症去世，母亲失去第二任丈夫，人生的大风大浪都挺过来了，我在她身上也收获了很多力量。

最后是我11岁的女儿，不久前也知道了这件事。我原本不想让她过早接触社会的恶，期末开家长会时，就想回避让她爸爸去。但女儿坚持要我去，我就趁这个机会跟她解释了性侵害，也简单给她看了我的访谈报道，说去家长会怕老师和同学家长用有色眼镜看她。没想到女儿说，妈妈又没有做错任何事，我们老师才不会那么幼稚。

后来我就去了家长会，明显感觉有家长认出我了，大家都挺友好的，有人主动打招呼，有人还挎着我的胳膊说，之前很少见我开家长会，应该歇一歇，不要因为工作把自己搞得那么累了。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或者羞耻，反而感觉之前的很多担心是多余了。

很多时候，我会觉得是自己给自己预设了很多障碍，才不敢探头往前走。我担心过邻居知道了该怎么办，也想过之后出门是不是要戴着口罩了？我先生说，你是病毒吗，是不是想太多了？其实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我的事情会像过眼云烟一样过去，除了有跟我相似遭遇的人会记得，其他人根本不知道“崔丽丽”这个人的存在，这么坦然地想，我现在也能和老公出门去买买菜了。



图源纪录片《黑箱日记》

梁靖宽

丽丽说的《黑箱：日本之耻》，我也看了，也确实看到了女性职场的一些不容易。可能之前没想过这些，因为在我的认知里，现阶段的许多职场人都是经过高等教育出来的，这种粗俗、低级的犯罪不应该有人犯，所以确实也挺毁我三观的。

丽丽说不可能忘记，我是能理解的，不是说伤害有多大，而是侮辱性极强，这是耻辱，一个人怎么会忘掉耻辱？丽丽又是一个特别要强、在事业上有追求的人，其实在我们结婚后，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出差，一个月有10天在家就不错了，作为家属我一直支持她，不管她想在职场走得多高，只要她开心就好。我们家里请了保姆，就把家务、接送孩子这些事情安排好，我和她的工作都能有更大的空间。

但现在，丽丽在家里出不去，我最担心的还是她的精神状态。我还看了伊藤诗织的纪录片，她已经能够和闺蜜出去喝个小酒了，丽丽以前喜欢喝点红酒，现在是滴酒不沾，而且也不跟好朋友见面，我就希望她什么时候能够像伊藤诗织一样，再往外走一些就好了。

我知道这急不来，就一直陪在她身边。每次去医院做完治疗，丽丽都是很崩溃地出来，我刚开始很担心，后来查了一些资料，明白这是她必须经历的治疗过程。回家路上，她的状态很累了，我就把车座椅放平让她躺下，把车开稳当，慢慢带她回家。丽丽告诉过我，其实她不需要任何语言安慰，但是有一个人陪着，我的一个眼神，一个握手，一个拥抱，对她来说都是珍贵的。书里不会教我做这些，我是凭着对丽丽的了解和观察学会了怎么陪伴她。

看完伊藤诗织的书，也看了检察官的报道，丽丽的想法是要站出来，也可以为这个群体发声，我一开始觉得她想得有点大，但是她的一些报道发出去以后，已经有超过20位女性给她发过私信，有的说看了她的访谈，才获得了去报警的力量；有的向她求助，有什么有效收集证据的办法；还有一些女性是被性侵很多年了，没有报警，也没跟家人讲述过，但那根刺就一直扎在了心里。我确实觉得，丽丽很坚毅，也感觉到，不要低估一个人说话的声量，也不要低估一个人站起来的勇气和希望。



图源纪录片《黑箱日记》

海河边的歌曲

崔丽丽

我曾经看到一个报道里说，人的身体大概是你最能控制的一个东西了，而性侵害是对身体这种最根本的控制权和边界感都非常大的摧毁，所以对一个人的伤害才会这么大。为了重新获得对身体的控制感和力量感，我恢复了每周3～4次的锻炼，最喜欢打拳击，在一次又一次的力量突破中，也会感到自我在重建。尤其我有PTSD的躯体症状，练完拳击就会感觉浑身通透，晚上也能睡得着觉了。

我也在努力恢复独立，有一次坐高铁去北京做访谈，坚持不要先生陪同。前一晚我还害怕得打退堂鼓，但第二天进了高铁站和预想不一样，车站很清静，我心里也很平静。但转到北京地铁看见密集的人群，难受劲儿又上来了，我是个犟种，想起来上次来北京，穿着我最喜欢的一件风衣跑业务，那个时候可以自信满满、意气风发，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就逼着自己进了车厢，最后也到了目的地。

开启新工作还不那么容易。其实2024年6月，有一位同行朋友找到我，说身边正好缺少一位有资深市场经验的伙伴，但我考虑到还没法像以前那样去见客户，就拒绝了那份工作邀请。心理咨询师非常想帮我从人际背叛和伤害中走出来，目前在做“想象暴露治疗”，比如让我不断想象和客户约见的工作场景，在想象层面一步步克服恐惧，但我每次到了客户楼下，还是会打车逃走和退缩，所以还需要时间去突破自己。

12月23日，我提交了劳动仲裁申请，仲裁委员会告诉我，科长会亲自办理这个案子，就等着1月21日开庭。



2024年12月23日，崔丽丽在天津津南区劳动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

知道消息时，我又一次哽咽地哭了。原来我考虑过请律师，但后来想了想，既然要重建，我索性就自己来打这场辟司，自己整理了208页的证据。我想自己不是法律人士，万一输了不丢人，但要是赢了，就想赢得漂亮一点。

今年3月25日，我拿到了仲裁结果，许多诉求再次得到司法支持，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公司被判决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在职期间周六工作加班费、带薪年休假工资等等，还有一些小的赔偿项目，共计111多万元。



2025年3月25日，崔丽丽在劳动仲裁委领取裁决书

那天，先生陪我一起去的劳动仲裁委，取完判决书回来就傍晚了，我们接上孩子，一家三口去了最喜欢的一家新疆餐厅，吃了椒麻鸡火锅，还点了最喜欢的鲜奶茶。新疆妹妹在面前表蜒惕蹈，那个姑娘大概十八九岁，跳得非常开心。我看着看着，突然就流泪了。先生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没事，只是真的感觉太好了。”

这一年多，对我来说其实充满了消磨，充满了对恶意的认识，日常生活重建很不容易，但我还在努力往前走。

今年5月，那位在杭州帮助过我的女性朋友特意来天津看我，到家里陪了我一个下午。她真的是一个“大女主”，在公司已经做到总经理级别了，我鼓励她，说你好好在这个行业发展，把我没有完成的梦想全部替我完成，我永远回不去那个职场了。

晚上，她邀请我出去走走，我鼓起勇气，第一次和朋友出门了。我们去了海河边，坐了游轮和“天津之眼”摩天轮，看到码头边上有驻唱，又聊起彼此喜欢的歌曲，我们都喜欢刘若英的《为爱痴狂》。她说，不如现在就唱，打开手机K歌软件，我们在海河边完整唱了一曲。结束之后，我们还特地拍了一张合影，记录那个特别美好的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