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省女子等一个手术等了5年

在安省等待一个手术到底有多难？

安省温莎居民Karen Harris花了大约五年的时间才终于接受了她所需的手术，但她表示手术失败了，她又被重新放回了等待名单，而且不知道何时才能再次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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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is 患有一种由延长的茎突引起的罕见疾病，称为“鹰钩综合征”（Eagle’s syndrome）。

由于这种疾病，她表示无法长时间坐直，乘车时必须戴颈托，有时甚至需要坐轮椅。

她在手术等待名单上等待了多年，医生曾告诉她，这个手术将有助于缓解症状、改善生活质量。她终于在去年底接到了手术通知。

但她说，在去年12月4日于多伦多的 Mount Sinai 医院接受手术后几天，她出现了大出血，结果又被重新放回了外科手术等待名单。

她表示曾考虑去美国接受手术，但手术费用高达3万到10万美元，她没有那么多钱，可能需要给房屋办理第二次抵押贷款。而且，她担心如果再次出现术后并发症，后果将不堪设想。

她谈到自己无休止的等待时说，“我撑不住了，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我又被困在了这片空白地带，太可怕了。”

Harris 是安省超过20万等待手术的病人之一

根据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全国估算，目前大约有150万加拿大人正在等待某种医疗手术。不同省份中，等候名单人数占比从安省的3%到爱德华王子岛的近8%不等。

Harris 向 CTV 多伦多新闻表示，自己的经历特别令人沮丧，因为这感觉像是“系统性问题”。

她说，“像我这样患有慢性疾病或等待手术的病人，根本就没有明确的治疗路径，我们有世界级的医生和医院，离温莎就几个小时的路程，但各个部门之间互不协作——这种医疗孤岛现象让我们根本得不到救治。”

Mount Sinai 医院和温莎区域医院均未对 Harris 的个案做出直接评论。

Mount Sinai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知道，任何延迟治疗的情况对患者和家人来说都是一种压力。”

该院补充称，其外科手术等待名单的安排涉及“多种因素”，但未进一步说明。

“我们的手术团队努力在满足所有病人需求的同时，确保及时提供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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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ris 自2019年起一直处于长期病假状态

现年37岁的她曾在温莎一家营养保健品公司从事梦想中的工作，享受着充实的生活。她表示以前也有一些酸痛感，但总是认为那只是作为两个孩子母亲所付出的代价。

直到有一天，她去上班途中，“突然”感到一阵不适，仅仅走过停车场就喘不过气。

Harris 回忆说，“我的心率根本降不下来，我开始头晕”。

尽管她原本就患有POTS综合征（一种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但这次影像检查结果显示，她患有“鹰钩综合征”。

她解释，“我总说那就像是鸡骨头，从我的颅骨底部延伸出好几厘米，压迫到咽喉两侧”。

“我曾被呛过，吸入液体进肺，还有听力问题、面部疼痛——症状简直数不清。”

一张显示延长茎突的影像。

Harris 自2019年确诊后就进入长期病假状态。

2020年，她说自己获得了转诊，去多伦多找一位能帮助她的外科医生。原计划5月的面诊在疫情影响下被改为2020年6月的电话咨询，直到2021年1月，她终于见到了这位医生，并获得了手术批准。

她回忆说，自己被列为高优先级，预计“几周或几个月”内就能安排手术。她还被要求在等待期间进行隔离，因为她的外科医生主要处理头颈癌手术，不能冒感染风险。

于是她严格隔离，几乎足不出户，也不让任何人登门拜访。她的两个女儿也因此转为线上学习。

她说，“我错过了太多事情，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都在等待中度过”。

最初，她和医疗人员之间的沟通“非常顺畅”，但随着时间推移，从一开始的歉意回复，变成了请她不要再来电查询进展。

她说，“太打击人了，我只是往邮箱、语音信箱里填东西……感觉自己只是在给系统增加负担。”

直到2024年，她才终于接到手术通知。但手术结束后醒来，她被告知手术“风险太高”。

Harris 说，“他说他只是把骨头稍微拨开了，但因为它离颈动脉和面部神经太近，无法从那个手术路径将其移除，骨头还留在我脖子里。我以前从没听说过这种情况。”

“已经不是疼不疼的问题了”

她术后几天回到温莎家中休养。但五六天后，Harris 开始咳血。

她立刻打电话叫了救护车，因为她分不清血是从手术部位还是胃里出来的。到达急诊室后，她却在担架上等了几个小时，“吐了满满一升血”。

她说，“医护人员都很有同情心和同理心，但他们真的严重人手不足”。在温莎医院住了三晚，期间她反复出血，甚至一度从喉咙里抠出“乒乓球大小的血块”。

“我浑身都是血，真的气疯了。那时已经不在乎疼不疼了。”

她表示在那段时间里，从未见到相关专科医生。她被一再告知：“医生们不愿接手其他医生做过手术的病人，担心法律责任。”最终，她被转送回多伦多 Mount Sinai 医院，做了CT扫描，并于12月18日出院。

Harris 表示，她最后一次见到主刀医生是在今年2月。对方当时表示要做更多影像检查，并确认会再安排手术，只是会尝试不同的方式。但至今，她仍未收到任何回复。

Karen Harris被空运转送至多伦多 图源：CTV

为什么等手术这么难？

安省因疫情导致外科手术积压，最高时达24.5万宗，但近年来省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努力削减积压。

不过，这对 Harris 这样的患者来说并没有太多安慰。

退休临床医生 Isser Dubinsky 曾从事急诊医疗工作，也参与过安省等候时间战略的制定。他指出，患者等手术的过程中会遇到多个“时间节点”。

“先是等家庭医生诊断出需要手术，然后是从家庭医生转诊到专科医生的等待时间，接着才是等手术的时间，”他说，每一个步骤都不可忽视。

除了家庭医生短缺，Dubinsky 指出现在许多医生不像疫情前那样安排面诊，越来越多患者通过线上就诊，这使得医生难以进行身体检查，也影响了外科医生是否信任转诊资料。

他补充说，家庭医生也不再履行传统职责。“有的家庭医生只做心理治疗，有的主要在急诊室工作……真正提供全面初级医疗服务的医生越来越少。”

从家庭医生到外科医生的过程中，外科医生还需要看到患者的影像资料，因此必须先安排各种检查。

一旦检查完成并见到外科医生，后续手术的等待时间会依据“患者症状及体征”来决定优先级。此外，Dubinsky 指出，手术室时间经常被浪费，例如医生迟到15分钟。

他解释说，“举个例子：在一个中型社区医院里有6间手术室，如果每天每间都晚开10分钟，一天就是一个小时，一年就是260小时——这些时间足以做100台髋关节或膝关节置换手术”。此外，每位医生的手术排期时间也不同，进一步造成效率差异。

安省卫生厅发言人表示，安省是全国“等待时间最短”的省份之一，近80%的病人在“临床推荐时限内”接受了治疗。